萊納·布倫納/文

王立秋/譯

［按］本文譯自RainerBrunner， “Depiction of the prophet”， in Coeil Fitzpatrick， Adam Hani Walkereds。，

Muhammad in History, Thought andCulture

， ABC-CLIO， 2014。

萊納·布倫納（Rainer Brunner， 1964- ），德國學者，現任職於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一神論研究中心實驗室成員。主要研究興趣為什葉派教義學，什葉派古蘭經注；遜尼-什葉派關係（集中於現代）；歐洲的伊斯蘭，穆斯林的宗教教育。

儘管在基督教中，數世紀以來，對耶穌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尊崇，一直與對該人物的繪畫和造型的描述密切相關，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在這方面卻更剋制。古蘭（cf。 Q 5：90）也採納了希伯來聖經中反覆表達（cf。 e。g。， Ex 20。4， Lev 26：1，Deu 4：15-19）的，“嚴禁描繪上帝（事實上，是一切活物）的形象”的禁令——儘管在程度上有所緩和。然而，猶太教的例子，被闡述為伊斯蘭的反拜像（aniconism）理論，卻是在聖訓文字、和後來的教法文獻中才發生的事情。大量的聖訓報告說，穆罕默德詛咒那些生產畫像的人，因為——根據一種普遍存在的傳統觀念——天仙不會進有狗或畫像的家。最終，生產影象的人，也會在後世受到嚴厲的懲罰。而且，穆聖在630年征服麥加後，移除了克爾白的前伊斯蘭時期的偶像這件事情，也被認為是一個宣告伊斯蘭的一神信仰的範例事件。活物的影象和畫像，被認為是“以物配主”（cf。 Q 59：24）——為了預防異教崇拜的興起，也出於害怕視覺化的描繪可能會引出魔力的考慮，必須避免給活物造像。

儘管有這樣一種看起來不妥協的態度（這個態度當然也延伸到了禁止給先知畫像這條禁令上），但反拜像這回事，在整個伊斯蘭的土地上，也並沒有得到一致的貫徹。儘管看起來，在馬格里布地區，人們相對嚴格地遵守了這一禁令，但在東方，這條禁令，就寬鬆得多了。特別是在印度-伊朗文化圈，在十三世紀，莫臥兒人入侵後，繪畫和視覺藝術是很繁榮的，而且，它們明顯受到了非-伊斯蘭的影響。

（先知穆聖和阿里移除麥加克爾白的偶像。出自《清淨園》［

Rawdat as-Safa, Garden of Purity

］的細密畫，為密爾·哈萬德［Mir Havand， 1489］所繪。伊朗［設拉子］，約1590年，德國柏林國立博物館，伊斯蘭文化美術館/沃夫岡·澤爾巴赫/紐約，藝術資源）

足夠典型地，藝術生產，與各王廷和王朝——也即，伊兒汗國、帖木兒王朝和薩法維王朝——以及突厥的伽色尼王朝、莫臥兒王朝和奧斯曼王朝聯絡緊密。人們偏好的媒介，是細密畫和寫本的插圖，當這些技術應用於史學的時候，它就必然會涉及對先知及其周圍環境的描繪了。一些因素促進了這個發展。一方面，有一些可以追溯到十世紀的阿拉伯語文字，是提到過有穆聖的畫像存在的——特別是在於非伊斯蘭的統治者有關的地方，比如說赫勒克留（Heraclius，575-641），據說他有一個盒子，裡面裝著所有先知的畫像，其中就包括穆聖的畫像。儘管這些傳說，顯然以護教為目的，且意在再一次證明穆聖先知身份的終末性（即穆聖是封印先知這件事情），但它們同時也表明，當時人們是相當願意為這個目的而使用影象的。另一方面，已經編纂為經典的聖訓集，或多或少也包含一些對先知外貌和特徵的言語上的描述（提爾米茲聖訓集甚至有單獨的一節，就叫做外貌篇［

Kitab al-shama’il

］），這反過來又啟發了對這些描述的藝術實現。

早期（早至十三世紀初）對穆聖的寫實描述，就是以這些文字的模式為模型的。這些畫像意在寫實，但和西方的宗教藝術一樣，它們各自所在的環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拉希德·丁（Rashid al-Din）的《史集》（

Jawami’al-tawarikh

，十四世紀初期奉伊兒汗國奉合贊汗旨編纂）中，先知就有了蒙古人的特徵。後來，先知的臉被留白，一開始是用銘文（如

ya Muhammad

，亦即哦，穆聖！）來遮擋，後來，從十六世紀初開始，用面紗來遮擋先知的臉，就成了固定的模式。對先知的描繪從現實到隱喻這個過程，也伴隨著對光的象徵（比如說，火焰組成的光環，這些象徵即所謂的

nur muhammadi

，亦即穆聖之光）的大規模的使用，不過，之前古蘭（cf Q 5：15和33：46）和聖訓集就已經提到過這些象徵了。特別是在神秘主義的影響下，現在，穆聖有了真正宇宙論的特徵，特別在以穆聖的

登宵

（

mi’raj

）為主題的聖像學那裡。直到今天，登宵很可能都是穆聖畫像中最流行的一種。

因此，用面紗來遮住穆聖的臉，可能並不是因為所謂的，伊斯蘭反對偶像崇拜，而毋寧說，是因為，他被抽象和拔高到人的領域之外了

。穆聖畫像最出色的例子（也是對他的生活的最完整的藝術再現），是穆斯塔法·達里爾（Mustafa Darir）在1377年到1388年間，在馬穆魯克人的主持下創作的，先知傳的突厥語譯本，即《先知生平》（

Siyer-i Nebi

）。兩個世紀後，奧斯曼蘇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委託創作了一個該寫本的插圖抄本，這個抄本最終於1595年完成，凡六卷，一共包含814幅細密畫，所有這些畫，都強調了戴面紗的穆聖的光照屬性。

所謂非視覺化影象呈現的，先知形象的一個相對現代的形式，即所謂的

hilya

（土耳其語為

hilye

，意為“裝飾”），也接續了上述的

shama’il

傳統。從十六世紀起，奧斯曼藝術家就在創作這些書法文字，並在其中讚美先知的美和性格：和畫像不一樣（信眾永遠不會把畫像明確地當作尊崇的物件來使用），

hilya

可被用作辟邪的手段，用來祛除包括易卜劣斯在內的邪靈。在先知形象之光譜的另一段，是對先知的非常自然主義（以及高度理想化的、甚至是注重感官魅力的）描繪，這樣的畫像把先知描繪為一個不帶面紗的青少年——這樣的畫像尤見於什葉派的伊朗。由於極其尊崇伊瑪目和聖裔（

ahl al-bayt

），在畫像問題上，什葉派一直比遜尼派更為開放。

在現代，在穆斯林各種各樣的清教傾向的影響下，對先知外貌的描繪，變成一個越來越敏感的問題。對於像電影那樣的現代媒體來說特別如此，在電影中，幾乎沒有人真的試圖去把穆聖搬上熒幕，甚至在像《使者》那樣，專門講述先知事業的電影中，先知也只是被表演，而沒有直接出鏡，就好像，他一直在攝像機背後一樣。不過，這還是引起了抗議。當最終，在2005年到2006年，一家丹麥報紙刊載了一些穆聖的諷刺畫的時候，這一行為引發了一場國際性的危機，這部分是因為，許多穆斯林活動家和穆斯林政權認為，這些諷刺畫是在瀆神，部分也因為，這些諷刺畫，和西方自中世紀以來的那個悠久傳統合流了，而我們知道，這個傳統是經常出於論戰的目的，而醜化穆聖的形象的。

進一步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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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ed by Pedran Khosronejad， 46–74。 London and New York：I。 B。 Tauri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