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孫延宜（山東）

民國時期的馮玉祥將軍不僅重視槍桿子、筆桿子，而且還特別重視植樹造林、美化生活環境，所到之處大都留下了大片的樹林，就連我們滕州也不例外。

在滕州市東沙河街道黨吉山村狐山上，有一片千餘株的側柏林，平均樹高9m、胸圍77cm、冠幅2。8m。《滕縣誌》記載，這片側柏林“造於1925年，面積57畝，因有專人看護，至今儲存完好。林相整齊，樹勢健壯。”這片側柏林所處立地條件極差，土層厚度不足15cm，石灰性褐土，林地下方是十幾米高的懸崖。但樹木長勢良好，表現出了側柏極強的抗性。

原來，韓復渠在原東沙河鎮黨吉山駐兵期間，馮玉祥來此視察時，看到光禿禿的荒山，遂命令韓復渠在此植樹。馮玉祥將軍和韓復渠親自率兵栽樹，還寫下了一首護林詩喻示軍民：“老馮駐徐州（當時滕縣歸徐州管轄），大樹綠油油；誰砍我的樹，我砍誰的頭。”韓復渠按照馮玉祥將軍指示所栽下的這片側柏，後人稱之為“馮玉祥將軍側柏林”。近百年來，滕州人民沒有辜負馮玉祥將軍的期望，視樹如子，小樹苗已慢慢長成了參天大樹。此時此刻，筆者想借“鄉村精短文學”平臺給九泉之下的馮玉祥將軍報個喜兒。

對於植樹造林，馮玉祥將軍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他曾指出：“森林所在，能變氣候，蓄雨水，御風災，利衛生。”“栽樹可以造福於後人，應大力提倡。”他在峪道河隱居時，率領隨從十多人，在山坡路旁栽種楊柳。對此，他解釋道：“峪道河這麼多樹，都是前人所栽我們乘涼；我們也應當種些樹，讓後人乘涼啊！”

對於保護樹木，馮玉祥將軍制定了嚴格的“軍紀”和明確的“罰約”。他要求下屬行軍打仗，不許踐踏林木；駐紮操練，不準在樹上拴馬。他駐軍河南新鄉馬小營村時，曾定有“馬啃一樹，杖責二十，補栽十株”的罰約。他還頒發了《不踏田苗愛護樹木歌詞令》，專門附有《愛護樹木歌》一首，令官兵學習歌唱。歌詞是“森林，森林，森林，關係實業最為深。築房造器與燃燒，利賴在軍民。春來萬樹皆髮長，傷皮如傷根。願我同志齊愛護，隨時隨地要留心。”

開封人民為了紀念馮玉祥將軍當年在開封首倡種槐之功，稱國槐為“馮公槐”；北京人民為了感謝馮玉祥將軍當年在北京廣植樹木，譽他為“植樹將軍”。抗戰勝利後，馮玉祥將軍因反對內戰避居美國時，竟用電報賦《森林》詩一首：“森林密層層，獨自慢慢行，紅葉和綠葉，天然畫圖成。”更令人難以忘懷的是，馮玉祥將軍曾在紐約寫下過這樣的遺囑：“我死後，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國內民主和平，真的聯合政府成立了，那還是深埋六尺種樹，不把我的肥料白白地完了。將來樹長成，好給學校和圖書館做桌椅用。”如今，泰山腳下馮玉祥將軍的墓地樹木森森，滿足了他生前的心願。

無論馮玉祥將軍的植樹造林思想，還是他所到之處種下的那一片片樹林，都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財富。馮玉祥將軍，您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孟子·滕文公上》中有這樣一句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者矣。”可謂是古今賢哲勸誡君王或在上位者“率身垂範”的至理名言。如今我們已經習慣將這句話直接說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字面意思不難理解：“處於上位的人喜歡什麼、愛好什麼，下面的人就會效仿，一定喜歡得更厲害。”乍聽起來，這話平白無奇，但仔細研究一番，我們就會發現，這是一句“非先賢不能道也”的一句至理名言。寥寥一句話，便高度概括了“治國平天下”之道，便將當政當權為官為尊者的個人愛好與一國一地一群體的風化風氣之間的關係說了個透徹，切中了要害。

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便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原始最典型的案例了，婦孺皆知，無需贅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漢王朝的一代明君光武帝劉秀就深深地懂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個大智慧。他曾經說過：“治理好一個國家的關鍵，在於上位者是否有道德上的大智慧，是否懂得用仁愛去滋養黎民的心，而不是助長一種唯利是圖的不良風氣；評價一個國家的標準，在於老百姓是否能安居樂業，而不是國庫有多少存金。”簡而言之，其意思也就是說，在上位者，如果把老百姓安居樂業作為頭等大事，國家便興旺發達；而當上位者只是一味地追逐自己利益的時候，天下就會陷入困苦和動亂之中。憑此，劉秀不僅建立了“東漢”政權，而且做出了“光武中興”的功績來，名垂青史。

遙想當年，滕文公禮聘孟子來滕指導，認真實踐孟子的理論，堅定不移地推行仁政，將“絕長補短”只有五十里的“滕小國”，一下子建設成為了人丁興旺、國強民富的“善國”，不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好的試驗成果嗎？

今天，作為我們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幹部來說，更要十二分地明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少些權貴虛榮心，多一些愛民之心，以身作則，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時時處處起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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