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重磅|汪德邁：跨文化視野下，如何看待西方個人主義和東方集體主義？

編者按：93歲的汪德邁是法國著名漢學家，傾70年之力建立跨文化中國學。日前，“汪德邁跨文化中國學研究國際會議與《汪德邁全集》出版釋出會”在北京召開。中新社“東西問”欄目將《汪德邁全集》中涉及東西方文化比較的部分內容摘編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中新社北京6月9日電 題：跨文化視野下，如何看待西方個人主義和東方集體主義？

作者 汪德邁（法蘭西學院通訊院士、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終身教授、法國遠東研究院原院長）

汪德邁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供圖。

在跨文化的視野下，東西方文化價值的差異在哪裡？兩者之間是否有互補性？如何看待西方崇尚的個人主義和東方傳統的集體主義？東西方社會如何藉助他者的經驗看到自己的問題？

世人皆知希臘羅馬，卻忽略了長期以來中國對世界的廣泛影響。西方世界應高度重視中國文化的普遍意義。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能讓人類在艱難的時刻採取協調一致的應對策略，也能在繁榮時期保持最大的包容性和放眼能力。

資料圖：義大利首都羅馬的鬥獸場。

東西方文化價值都不能被推向極端

西方的人文主義是建立在神學基礎上的，神學來自猶太教、基督教和柏拉圖主義，後來經過托馬斯·阿奎那的闡發，形成了西方的神學傳統。在東方國家，在中國的人文主義中，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跟自然一樣，參與整個宇宙的運動。因此，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天人合一”這樣的概念。東西文化的價值觀不同，對人的理解不同，這是雙方的一個根本性的差異。

“平等”是西方人文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在理論上，大家都認可平等的觀念，還將平等作為推廣人權的一個手段，但在現實中，大家都知道，絕對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平等受到許多主客觀條件的制約。這種理論上的平等和現實中的不平等是一種普遍存在。

在西方，平等和人權的原則助長了某種個人主義思想：個人高於集體，個人利益高於集體利益。個人主義的泛濫導致了西方社會普遍的危機，這是一種“社會性”的危機：每個人都賦予自己的自由以無限的空間，致使社會聯絡、社會精神受到破壞。在中國，我們也看到某種思想導致的缺陷，正如我們在巴金的《家》中看到的那樣，個人受到種種束縛，這也是東方的問題。

我認為，每個文化的價值本身都是好的，都值得尊重，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東方的集體主義價值觀都有其優秀的一面，都應該得到繼承，但是價值不能被推向極端，不能被歪曲。再好的價值，如果被推向極端或被歪曲，也會產生很多副作用。

資料圖：孔子博物館展品。王飛 攝

西方“民主”不足以解決人類的問題

西方對社會的理解發生過變化。在英國17世紀的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看來，“人對人是狼”，人與人的關係就是人與狼的關係。調節人與人關係的是利益，而不是基督教所宣揚的“博愛”或者“愛他人”這樣的倫理原則。

霍布斯的思想與孟子的思想完全相反。在孟子看來，“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你看到一個嬰兒落井，你就會本能地去救他，這是人的善良本質的一種表現。而在霍布斯看來，人天生沒有這種善良的本質，而是以追求個人的利益為依歸。因此，只能把社會建立在利益關係上，不能把社會建立在同情、憐憫、善良這些價值觀上。霍布斯主張建立開明君主制：一個社會應該有權威，這個權威的執行者應該是一個開明君主式的人物，個人應該將自己的自然權利交給這個權威人物，只有絕對的權威才能保證社會契約的施行。

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後來遭到一些批判，最先批判他的人是盧梭。在盧梭看來，社會契約不是讓個人將自然權利交付給權威者，而是將自身的一切權利轉讓給整個集體。盧梭並不否認個人利益的存在（“人人都受著私自的動機所引導”），但是共同利益可以使全體個人結成一個道德共同體，所形成的公共人格，盧梭將其稱為“共和國”或“政治體”，“國家”或“主權者”。這樣一來，社會契約在公民之間確立了一種平等，所有人都遵守同樣的條件，並享有同樣的權利。法國大革命以後，歐洲社會開始了漫長的民主建設歷程。

西方的民主思想的確與中國的思想有某種對立性：中國的思想注重和諧，集體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社會的普遍和諧。而在西方的民主程序中，我們看到的是保護個人利益，每個人都要保護自己的利益，這是西方民主社會的常態，當然這很容易造成個人利益至上。

現在西方社會為什麼會有民主危機？因為習慣於把民主當作最高價值，而“民主”不足以解決人類碰到的一些問題，例如資源分配和環境保護。一碰到這類問題，每個國家、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會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不遺餘力地爭奪。再比如金融危機，民主在西方施行了這麼多年，怎麼還會爆發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呢？這說明民主不足以控制和調節金融領域的危機因素。

西方有一些學者，例如羅桑瓦隆，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當今社會與18世紀的社會具有本質的不同，那個時代建立的民主制度已不適應今天這個時代。如何既尊重民主價值，又能解決當今社會面臨的問題，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汪德邁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供圖。

中國的集體主義對西方或有參考價值

現在西方民主碰到的問題之一是議會民主，即透過選舉產生的代表，去立法施政。議會民主或代議制民主的危機表現為政黨政治的危機。

政黨政治表面上是在維護公共利益，實際上是透過民主運作，爭奪權力。在這方面，我覺得中國可能有不同的傳統。中國的集體主義，或曰集體觀念，也許對西方具有某些參考價值。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說哪裡的情況更好，哪裡的危機更嚴重，在東西方社會的比較中，斷定孰優孰劣沒有什麼意義。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每個社會都不完善，都有缺陷，問題是我們沉迷於自身的傳統，看不到自己的問題和缺點。我們需要借鑑他者的經驗，藉助他者的經驗看到自己的問題，改正自己的缺點，而不是模仿或者照搬他者的經驗。

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交給制度去解決。滿足人的慾望也被視為一種人文主義價值，實際上，這是對人文主義價值的誤解，致使個人主義不斷追求自我慾望的滿足。這種現象的後果是什麼呢？後果就是人沒有了自律。

關於慾望和自律，我想引用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密爾的話來說明：“與一頭幸福的豬相比，我更喜歡不幸的蘇格拉底。”約翰·密爾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西方還有一個俗語叫“劣幣驅逐良幣”。在價值這個問題上，也存在同樣的危險。很多人沒有把西方好的價值拿過來補充或修正自己的文化，而是把西方一些錯誤的，或者不好的東西拿來為我所用，我覺得一個人在看待另一種文化時，會帶有一定的傾向性，這種傾向性或許也是一種缺陷，即容易在他者的文化中注意那些稀奇古怪的東西、令人好奇的東西，而沒有看到這種文化的真正價值，因此覺得自己的文化才是最優越的。其實這是拿自己文化中優秀的東西與其他文化中稀奇古怪的東西進行比較，所得出的錯誤見解。（完）

93歲的汪德邁是法國著名漢學家、法蘭西學院通訊院士、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終身教授、法國遠東研究院原院長。他是法國大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的嫡傳，吸收法國漢學、中國國學和日本漢學又加以超越，傾70年之力，建立跨文化中國學。他獨立而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古代社會制度、中國儒學、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藝術和亞洲歷史上形成的新漢文化圈，在跨文化的視野下，揭示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及其擁有的世界普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