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保持清醒，提高西北半壁的人口容納量，依靠我國傳統戶籍制度與政策性人口遷移並非長久之計，只有透過技術進步、經濟結構調整、生態環境修復等高質量發展手段從根本上提升西北半壁的人口容納量、環境承載力，在現有發展條件下，不應過高期望西北半壁能夠容納更多人口。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理事長易鵬、盤古智庫研究員王毅博，文章來源於“中國小康網”。

“黑河-騰衝”人口分佈線由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提出，受到國內外諸多學者的廣泛關注，併成為中國人口地理學的開創理論。“胡煥庸線”作為一條人口分佈線早已超出了人口學、地理學的範疇，在當今的市場經濟中，備受房地產、投資、商貿的關注，並希望突破這條界線的限制，更大程度開發西北半壁，帶動經濟發展。但我們往往直接引入現今的“黑河-騰衝”線，卻會忽略胡煥庸先生兩次論述的變化，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胡煥庸線”的兩次表述

1935年，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於《地理學報》上發表《中國人口之分佈》一文，透過對人口數量、密度之統計，第一次提出全國人口分佈以黑龍江璦琿至雲南騰衝一線為分野。

而隨著外蒙古獨立為蒙古國，臺灣從日本殖民統治迴歸，人口、領土面積都有所調整，故在1987年，胡煥庸先生於《科學》上發表《中國人口地域分佈》一文，重新論述黑龍江黑河至雲南騰衝一線為我國人口分佈之分界線。

在1935年的《中國人口之分佈》一文中，胡煥庸先生根據中華民國十四年至二十三年的人口統計資料得出以下結論：

今試自黑龍江之璦琿，向西南作一直線，至雲南之騰衝為止，分全國為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佈，則東南部計四萬四千萬，約佔總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佔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懸殊，有如此者。

其中，蒙古地方全境均處於璦琿-騰衝線以西，人口總數749000，資料來源於“外蒙政府報告見日本地理教育十九卷六號”，備註“原報告數684000人，另補入唐努烏梁海65000人（見1934英國政治家年鑑）。其時，外蒙古雖因1924年《中蘇解決懸案大綱》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中華民國在該領土內擁有主權，但是蘇聯借幫助蒙古人民軍消滅白軍之機進入外蒙古，並長期控制軍政大權。

另外，臺灣因時處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未在統計範圍內。

1935年胡煥庸先生《中國人口之分佈》附圖（來源於民國時期期刊全文資料庫）

在1987年的《中國人口地域分佈》一文中，胡煥庸先生根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得出以下結論：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 該線東南包括臺灣省在內總面積411。7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的42。9%，人口為97139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94。4%；該線西北的人口只佔全國總人口的5。6%，面積卻佔全國的57。1%。經過五十年， 東西兩側人口比率的變化很小。”

1987年胡煥庸先生《中國人口地域分佈》附圖（來源於中國知網）

需要注意兩點，其一，這時的“西北”“東南”已與1935年“西北半壁”“東南半壁”含義不同。外蒙古獨立公投於1945年10月開始，次年1月，國民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外蒙古成為主權國家。臺灣於二戰後光復，1945年10月重入中國版圖。

其二，璦琿縣於1956年改名為愛輝縣，愛輝縣於1983年併入黑河市（縣級），因此胡煥庸先生在1987年的《中國人口地域分佈》中重新將“璦琿-騰衝”線表述為“黑河-騰衝”線。

“胡煥庸線”兩側人口數量的變化

以1935年胡煥庸先生統計資料為準，剪除外蒙古15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74。9萬人口，補上臺灣省3。6萬平方公里、530萬人口，那麼，西北半壁人口則約佔全國總人口的3。7%，東南半壁人口占比96。3% 。

以1935年、1987年兩次資料計算，1935年西北半壁人口密度約為2。57人/平方公里，1982年約為10。51人/平方公里，增長約4。1倍；而東南半壁由110人/平方公里增至235。95人/平方公里，增長二倍餘。如此看來，雖然幾十年間我國人口分佈局面沒有太大變化，西北半壁人口密度較之東南仍如滄海一粟，且統計的資料或有誤差，但其增長速度及規模亦不可輕易忽略。

再參考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西北半壁人口為0。84億、人口密度為15。72人/平方公里、比例6。3%，東南半壁人口12。49億、人口密度為303。92人/平方公里、比例93。7%。由此可以看到，在胡煥庸先生提出這一人口布局界線之後，西北半壁人口占比呈上升趨勢。

西北半壁人口這一正向的變化或許和我們頭腦裡西北半壁人口占比在不斷縮減的固有想法恰恰相反，因為人口往往與經濟掛鉤，我國西部經濟的相對落後造成“孔雀東南飛”的人口遷移，但人口資料卻表明，“胡煥庸線”以西的部分人口占比卻在逐漸上升。不論西北半壁人口占比還是人口絕對數量，自“胡煥庸線”提出以來都是不斷上升的，尤其是從人口絕對數量來看，絕不容小覷。

再看“胡煥庸線”問題的提出

以1935年胡煥庸先生對於這條界線的表述，則96%與4%的人口界線似乎成為衡量整個國家發展程度的界線。但回過頭來看一看胡煥庸先生提出這一問題的發端，則是“根據目前吾國人口分佈之情形，在吾國境以內，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能，抑或吾國現有人口，是否尚有重行分配之必要？”

因此，在討論“胡煥庸線”時，不應侷限於這條界線本身，而是這條界線因何而提出。儘管因地理情勢之決定，地廣人稀的西北半壁無法更大程度上稀釋過於稠密的東南半壁人口，但是資料顯示，西北半壁在問題提出後的幾十年間，逐漸承擔起更大比例的人口，這可以看作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兩部人口分佈懸殊的現實矛盾。

而西北半壁人口占比提高，應是多方面因素所致：工業化的發展促使西北半壁人口承載力得以提高；交通技術不斷進步拉近東西部聯絡；“限制大城市，鼓勵中小城市發展”的城市建設導向；新中國成立後長期以來嚴格的戶籍制度；生產建設兵團、上山下鄉、西部大開發等政策性人口遷移······

全國第七次普查資料即將在四月開始陸續公佈，“胡煥庸線”兩側人口占比資料將再次有所改變，屆時，將有更新、更準確的資料體現最近十年西北半壁與東南半壁的人口互動情況。

同時，我們也應該保持清醒，提高西北半壁的人口容納量，依靠我國傳統戶籍制度與政策性人口遷移並非長久之計，只有透過技術進步、經濟結構調整、生態環境修復等高質量發展手段從根本上提升西北半壁的人口容納量、環境承載力，在現有發展條件下，不應過高期望西北半壁能夠容納更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