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這段時間，清朝的司法領域其實是非常混亂不堪的，除了古代本就有的封建特點外，還存在侵略者干預司法裁判的現象，這樣的現象造成了司法不公、冤假錯案橫生的結果。例如全國各地四起的教會案件以及義和團庚子國變等等。這些案件的背後，是一個個被冤屈掩埋在黃土之下的靈魂。

首先，清朝的司法體制中帶著古代封建所特有的思想，比如刑罰重。眾所周知的滿清十大酷刑實際上不止十種，清朝的酷刑非常多，比如剝皮、腰斬、斷椎、抽腸、灌鉛等等，這些刑罰大多是由前朝流傳下來的，其殘酷程度非常重，常常使受罰者生不如死。

除了這些酷刑外，也有一些在身體上不是很嚴厲的刑罰，它重點打擊的是犯人的心理，比如浸豬籠。浸豬籠是一種私刑，一般由地方德高望重的鄉紳或者大家族中的家長來處決，有點類似於家法。古代像這樣的私刑很常見，因為古人認為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家中的事情應當由家中的人來解決，甚至有晚輩不得告長輩、奴不得告主人的法律。浸豬籠一般的行刑物件是通姦之人。族長將犯人關在豬籠中，遊街示眾，把犯人比作關進豬籠裡的豬，毫無自尊可言。

除了封建社會所共有的浸豬籠外，晚清還有一些體現其特殊時期刑罰現場。比如古田教案和天津教案。上面那一張是古田教案的行刑畫面，在畫面中，犯人們如同行屍走肉，雖未執行死刑，卻已經是一具沒有靈魂的屍體。因為他們知道，清政府為了洋人平息怒火，只會將他們就地處決，這軟弱的大清國已經變得不像一個國家，而是攀附著洋人的工具。下面是天津教案的行刑畫面。

天津教案與古田教案都是百姓為了抗議外國的傳教士和教會在中國傳教而實行的反抗運動，最終民眾被清政府鎮壓並宣判死刑。以天津教案舉例，它是同治九年（1870年）在天津發生的，起因是教會為了建造教堂，而拆除了道觀崇禧觀和百姓的民房。在這樣一觸即發的矛盾下，又發生了兒童失蹤事件，由於民間常常流傳外國教會拐賣兒童的謠言，民眾就把這幾起兒童失蹤算在了教會的頭上，於是民眾聚集起來去教堂門口反抗，遭到了法國使者的開槍鎮壓，許多手無寸鐵的百姓受傷。

事發後，包括法國、英國等國家在內的七個國家向清政府發出強烈譴責，並調兵威脅。清政府妥協的同時，把天津鬧事的幾個頭領處決，又流放了主要的官員和百姓。在處決犯人的時候，清政府幾乎沒有怎麼審問，在牢中關押沒幾天就押入刑場砍頭示眾了。全國四起的教會案可以說是義和團起義的導火索，反映了清朝廷無能的現狀。

那麼義和團起義呢？上圖便是義和團起義時清朝處決朝廷官員的畫面。有些人疑惑了，義和團起義不是民間的起義運動嗎，怎麼會涉及到官員呢？其實，因為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的口號，清政府覺得義和團的運動會得到成功，所以慈禧在1900年的時候向11個國家宣戰，公開表示與外國的對立，她自以為找到了義和團這座靠山，可以憑藉義和團來打壓外國。

然而，本是血肉之軀的義和團民眾又怎麼能打得過扛著火槍大炮的外國人？封建思想下，義和團刀槍不入的傳言逐漸傳開，而這極有可能是義和團內部散發出去的訊息，有可能是為了讓政府支援他們，也有可能是為了讓敵方感到害怕。但是無論是何種目的，這樣的神話都因百姓被殺、義和團成員被打壓而破滅。慈禧在聽到義和團起義失敗後，來了個360度大轉彎，急忙將義和團抓住，想與之撇清關係，還把所有支援義和團的官員流放，不過最後到底有沒有流放兩說。上圖是處決義和團內民眾的畫面。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其實除了上述那些已經變得麻木的人以外，在行刑時，也有不畏懼清朝和洋人的人，上圖是譚嗣同在行刑時的畫面。他的表情坦蕩而正直，絲毫沒有臨死前的害怕，也沒有對強權的服從。戊戌變法失敗後，以譚嗣同、康廣仁（康有為胞弟）在內的戊戌六君子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場口慘遭劊子手的殘害，雖然他們身死，但是其愛國、救國的精神值得後世的人敬佩。

這些照片，體現的是一個時代不同階級的呼聲。底層群眾對西方列強侵略行為的抵抗，有志之士對腐敗政府的鄙棄或挽救，以及那些被迫害、被誣陷人的冤屈。這些人從心底發出對這個時代的吶喊：要突破！要自強！當清朝覆滅的那一刻，當民國時期到來的時候，或許也是他們勝利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