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想尋求以前的反對派的支援。他雖然十分清楚如果他指望他的老反對派反對斯大林，那麼他自己就會成為無原則者，就有在政治上身敗名裂的危險，但是他最終還是決定走這一步險棋。他知道，季諾維也夫是個十分不適合進行秘密談判的人，更不用說與他結盟了，僅僅那幾次在革命的關鍵時刻他的表現就讓人難以信任了。因此，當以布哈林為首的“右傾反對派”決定同“聯合反對派”談判建立反斯大林集團的時候，他們不是去找季諾維也夫，而是找加米涅夫（此時的托洛茨基已被流放於阿拉木圖）。索柯里尼柯夫是這次談判的中介人，他是加米涅夫的朋友。7月11日上午，布哈林與索柯里尼柯夫未按門鈴就進入了加米涅夫的房間。

布哈林向加米涅夫詳細介紹了政治局內部分歧的要點和某些政治局委員的情緒後，提出了結盟的具體建議。布哈林非常激動地談了一個小時。他說：“我們認為斯大林的路線總的來說是對革命的災難，這條路線將會給我們帶來毀滅。我們同斯大林的分歧比過去同你們的分歧要大好多倍。”“我已經好幾個星期不跟斯大林說話了。他是個沒有原則的陰謀家，把一切都服從於維護他自己的權力。他怎樣改變他的理論，全看他此刻要搞掉的是什麼人。在政治局‘七人’小組裡，我們同他爭吵時，他竟說出‘你撒謊！‘你胡說！’這樣的話來。他現在對我們是做了讓步，為的是以後再來掐死我們。”他的路線是災難性的，可是他又不給任何人討論的機會。

他設定種種圈套，指控人們搞背叛。”布哈林希望得到加米涅夫的支援，他抱怨加米涅夫的人到處都在串聯起來支援斯大林，他請求加米涅夫不要“幫助他消滅我們”。在整個會見過程中，布哈林心神極度不安，他的嘴唇不時地神經質地抽搐著，給人一種厄運就要降臨的預兆。他再三告誡加米涅夫：“沒有必要讓任何人知道我們這次會晤，不要在電話裡跟我講話，因為我的電話有人竊聽。國家安全部在我後面盯梢，也正在監視你們。希望我們經常互通訊息，但不要透過秘書或中間人。只有李可夫和託姆茨基知道我跟你談過話，你也不要告訴別人。”加米涅夫以幾乎像速記那樣的準確程度記下了布哈林的意見。他當天就把自己的“談話筆錄”交給了季諾維也夫。

季諾維也夫又驚又喜，他在布哈林談話的啟示中看到了自己可以重新掌權的美妙前景。然而，加米涅夫的這份親手筆錄很快就落到了斯大林手裡，為斯大林打擊布哈林提供了把柄。斯大林積極醞釀向布哈林分子的進攻。在128年7月共產國際第6次代表大會上，作為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布哈林向大會提交了《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任務》的決議草案。斯大林以各種藉口在大會上對此草案提出了20處之多的修改，藉以動搖和貶低布哈林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此後，斯大林出席了莫斯科黨委會的會議，他支援對追隨布哈林的一些老幹部的處理，並且發表長篇講話，第一次公開聲稱黨內出現了右傾，要求開展大規模的反右傾的運動。

1928年11月7日，布哈林從休假地回到莫斯科。在隨後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與布哈林發生了爭吵。布哈林要求堅決停止農村中的運動以及對他的支持者採取的組織上的報復行動。當斯大林拒絕這些要求時，布哈林罵他是一個“渺小的東方暴君”，並且退出會場以示抗議。隨後布哈林李可夫、託姆茨基提交了事先就寫好的辭職宣告。斯大林在接受這些辭職宣告時臉色蒼白，雙手哆嗦。布哈林、李可夫、託姆茨基不僅是7人政治局中的3名委員，而且都擔任著重要職務。除布哈林以外，李可夫從1924年起就擔任政府主席，這是一個在他之前只有列寧曾佔有過的崗位。託姆茨基則是全蘇總工會的領導人。

顯然，接受3人的辭職就等於宣佈聯共的分裂，而斯大林也尚未做好給“右傾反對派”以毀滅性打擊的準備。所以斯大林暫時藏起刀鋒，同意和解。結果李可夫很快就撤回了辭職書，而布哈林和託姆斯基卻不顧政治局多數人的要求，拒絕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但在緊接著的中央全會上，斯大林憑藉多數的優勢給了布哈林反對派以致命的一擊。他以既要反對“左”傾又要與右傾鬥爭的貌似公允的面目出現，而實際上把火力集中到右傾反對派上。他點名批判了右傾反對派的骨幹弗魯姆金、烏格拉諾夫等人，並在會後解除了以烏格拉諾夫為首的莫斯科黨委會全部領導人的職務，這就拔除了布哈林的一個重要據點。

此外，他還給政治局委員中的每一個“右傾分子”暫時派去一名“政治委員”，有權否決“右傾分子”的任何指示和行動。這幾乎等於剝奪了他們作為政治局委員的權力。在這期間，布哈林先後發表三篇文章，不點名地對斯大林的路線進行了批判。其中《列寧的政治遺囑》一文，闡明瞭列寧晚年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實際上是一篇反對斯大林的宣言書。1929年初，正當鬥爭進入尖銳化的時候，托洛茨基的一本地下小冊子，披露了布哈林會見加米涅夫的談話。1月30日，政治局委員和中央監委幾位領導召開聯席會議，譴責布哈林進行派別活動。斯大林指控“布哈林集團”反對黨路線，提出了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政綱”，企圖“同托洛茨基分子拼反黨聯盟”等等。

布哈林沒有屈服，他提出了一份長達30頁的反起訴書，指斯大林的行動和政策。2月9日，又由李可夫宣讀了一份由布哈林起草李可夫和託姆茨基簽名的聯合發言。雙方的對抗發展到了高潮。政治局擴大會議有接受他們的意見，而是通過了一項譴責“派別活動”的秘密決議。到4月16日至23日召開的聯共（布）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會議上，政治局裡發生的分歧和鬥爭再也無法向全黨隱瞞了。斯大林在這個會議上講了話，他用大部分篇幅廣泛地批評了“布哈林、李可夫和託姆茨基集團”。斯大林說：“布哈林附和了米留可夫之流，充當了人民敵人的尾巴”，他“不久以前還是托洛茨基的門徒”，他是“一個狂妄自大，忘乎所以的人”。

四月全會後，聯共（布）中央發動了對布哈林廣泛批判的運動，從布哈林1911年僑居國外起到1929年的所有活動和著作，幾乎都受到了批判。直到1929年11月全會，布哈林、李可夫和託姆茨基仍然發表宣告，堅持自己的觀點全會決定撤銷布哈林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對李可夫、託姆茨基以及烏格拉諾夫發出了嚴厲警告，如繼續反對中央路線，黨就立即給以組織處分。1929年11月26日，《真理報》發表了布哈林、李可夫和託姆茨基聯合簽署的宣告，放棄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承認“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在這場爭論中是正確的”。從1923年到1930年長達7年之久的“蕭牆之亂”結束了。斯大林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托洛茨基反對派、“聯合”反對派、右傾反對派都相繼失敗。但這遠不是他們的最後下場，他們已成為斯大林砧板上的魚肉，等待他們的是令人戰慄的肉體的毀滅。對於斯大林的勝利：斯大林說，這是列寧主義的偉大勝利；布哈林說，斯大林是“一點一滴實現陰謀的天才”；加米涅夫具體地解釋說，就是一點一滴地、在一個分期計劃的基礎上實現他的陰謀的才能；而托洛茨基說，這是法國熱月黨式的右派政變，是“金託”當政。對於斯大林與反對派的鬥爭，至今在史學家、政治家的筆下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實際上，讓歷史來評價也並非容易做到。也許，真理是在兩者之間的什麼地方。但無論怎樣說，這是列寧在生前就有所預見，並極力避免發生的事情，是蘇聯政治舞臺上接二連三上演的歷史悲劇。它影響了社會主義蘇聯甚至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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