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指西漢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出現的治世。

漢初，因多年戰亂導致社會經濟凋敝，漢廷推崇黃老治術，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

漢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別兩次“除田租稅之半”，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這就是輕徭薄賦的政策。

漢文帝生活十分節儉，宮室內衣服沒有增添，衣不曳地，車類也沒有添，帷帳不施文繡，更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因此，國家的開支有所節制，貴族官僚不敢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文景二帝還重視農業，曾多次下令勸課農桑，根據戶口比例設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員，並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生產。獎勵努力耕作的農民，勸解百官關心農桑。每年春耕時，他們親自下地耕作，給百姓做榜樣。

文景時期，重視“以德化民”，當時社會比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來。到景帝后期時，國家的糧倉豐滿起來了，府庫裡的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了。

隨著生產日漸得到恢復並且迅速發展，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時漢朝的物質基礎大大增強，是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為後來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由於秦末農民戰爭和四年楚漢之爭，社會動盪不安，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致使西漢初年社會經濟非常貧困。史書上記載：老百姓無法在田地上生產，到處是饑荒，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百姓死者過半。那時連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純一色的馬拉的車子，將相們只能坐牛車。面對著這種形勢漢高祖劉邦採用休養生息之寬鬆政策治理天下，讓士兵復員歸家，豁免其徭役，重農抑商，恢復了殘破的社會經濟。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恢復和發展君主專制社會經濟成為鞏固統治的當務之急。

漢高祖死後，漢廷經過一段的動盪，爆發了諸呂之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宗室大臣共誅諸呂，迎立劉恆為帝，史稱為漢文帝，朝政逐步穩定下來。其後漢景帝劉啟即位，漢高祖及其後的漢文帝、漢景帝等，吸取秦滅的教訓，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減輕農民的徭役和勞役等負擔，著力於恢復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注重發展農業生產。文景時期，提倡節儉，重視“以德化民”，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發展。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的“盛世”，史稱“文景之治”。

漢初至漢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文、景二帝仁慈恭儉，篤信黃老，以清靜不擾民為政策，海內富庶，國力強盛。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漢帝國建立之初，利用民眾對秦王朝殘厲法制的不滿，順從民意，進行了政治改革。為與民休養生息，採取了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這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所謂“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原道》篇就闡述了這一思想原則。在行政實踐中推行這樣的原則，就像《淮南子·覽冥》中所說“除苛削之法，去煩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齊俗》中所說“上無苛令，官無煩治”。無為政治看起來有消極保守的傾向，從另一種種角度看，卻透露出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精神。這種政策強調行政上不妄為，少有急切的舉措，避免苛政擾民，使社會生活在自然的狀況下得以安定。這種政治風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進步。

文景時期，繼續推行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各項政治措施實際上都圍繞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展開，並適當補益損革，使得漢朝國力逐步恢復。文景時代比較寬和的政治空氣，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漢書·食貨志上》說，“文帝即位，躬修位節，以安百姓”，對於當時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文帝即位不久，就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 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於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詔廢除並且宣告：百官的錯誤和罪過， 皇帝要負責。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

漢初統治者認為秦朝郡縣制並不成熟，在國體上實行了郡國並行制。

漢文帝即位之後，首先封賜推舉自己上位和誅殺諸呂的有功之臣。漢文帝前元年（前179）十月，封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灌嬰為太尉，組成新的漢廷中央。除了保留舊有的諸侯王之外，漢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趙幽王劉友之子劉遂為趙王；徙封原琅邪王劉澤為燕王。後來，又立劉遂之弟劉強為河間王；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東牟侯劉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劉武為代王，又徙封為淮陽王，後徙封為梁王；封劉參為太原王；劉揖為梁王。

漢文帝根據群臣的建議，立長子劉啟為太子。這樣，自漢高祖以來，預立太子就成為漢家的定製。

漢景帝即位後，加強中央集權，重用御史大夫晁錯，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國之亂”後，絕大多數諸侯王國僅領有一郡之地，實際地位已經降為郡級，國與郡基本上趨於一致。諸侯王國領郡由漢高祖時的42郡減為26郡，而中央直轄郡由漢高祖時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漢郡總數大大超過諸侯王國郡數。

漢景帝抑貶諸侯王的地位，剝奪和削弱諸侯國的權力，收回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僅保留其“食租稅”之權，並且收奪鹽鐵銅等利源及有關租稅。

但是諸侯王勢力並未徹底解決，以致後來漢武帝不得不繼續採取相應的措施。

虛懷納諫

文景二帝還十分重視有識之士，聽取和採納他們有利朝廷的建議。思想家賈誼提出農業生產是立國的根本，只有把糧食積貯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錯提出重農輕商的主張，提出使農民附著於土地的觀點，文帝都採取了措施加以實行。

修改刑罰

秦朝時期大多數犯罪的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滿，免為庶人。秦代法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為官奴婢，稱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廢止。秦代有黥、劓、刖、宮四種肉刑。漢文帝下詔廢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減輕了笞刑。

這些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後兩項在當時和以後並沒有認真執行。文帝時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漢景帝在法律上實行輕刑慎罰的政策：其一，繼續減輕刑罰，對文帝廢肉刑改革中一些不當之處的修正。其二，強呼叫法謹慎，增強司法過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對特殊罪犯給予某些照顧。

實行“賣爵令”及“黷罪之法”。這兩項措施都是在文帝時由太子家令晁錯提出，並被文帝批准實行的。景帝即位後，繼續執行了這些被證實是有效的措施，並使它更為完善。大批徙民充實於邊地，成為一支兵農混一的墾戍隊伍，不但減輕了內地百姓的徭役，而且爭取到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