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將全世界的目光引向了這塊素來是東歐火藥桶的土地。四年過去了，戰火仍未平息，這兩個有著千絲萬縷聯絡的民族，註定還要繼續長期糾纏下去。在帝俄和蘇聯時代的主流歷史敘述中，作為“小俄羅斯”的烏克蘭與俄羅斯同為古代羅斯民族的兩大分支，經理了數百年的分離後重新統一於俄羅斯帝國治下，又在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框架下獲得了平等的民族權利。雙方的關係被描述為一衣帶水、同根同源的兄弟之邦，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絡。

然而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在外交上謀求脫俄入歐，加之國內國族建構的需要，力圖重新書寫自己的歷史。而俄羅斯則從曾經最親密的兄弟民族，變成了塑造身份認同的他者。雙方在對諸多歷史問題的認識上都產生了重大分歧，總結起來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誰是基輔羅斯的後裔和文明繼承者？這關係到俄烏兩國在文化上是否真正“同宗同源”；

第二，如何評價17世紀的烏克蘭哥薩克大起義和隨後簽訂的《佩列亞斯拉夫協議》？在帝俄-蘇聯的歷史敘述中，這份協議標誌著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重新合併；

第三，是一些爭議領土的歷史歸屬問題，主要集中於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

第四，如何評價俄國革命與內戰期間的烏克蘭歷史；

第五，則是斯大林時期的饑荒和鎮壓。

這些歷史論爭與政治衝突相互交織，給後蘇聯時代原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帶來了諸多困擾。

本期外刊掃描選取了兩篇關於後蘇聯時代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歷史問題爭議的文章，分別圍繞對《佩列亞斯拉夫協議》的評價和對頓巴斯地區歷史歸屬的爭論。從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對歷史的闡述和對歷史話語權的競爭如何在當代的俄烏關係和國族建構中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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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列亞斯拉夫協議》：哥薩克與沙皇的“解放”

整理自：The Ghosts of Pereyaslav： Russo-Ukrainian Historical Debates in the Post-Soviet Er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3， No。 3 （May， 2001）， pp。 489-505。

作者：Serhii Plokhy

1991年6月21日，獨立的烏克蘭國家成立半年多後，一批來自烏克蘭哥薩克兄弟會的活動家來到基輔近郊的小城佩列亞斯拉夫，在這裡宣佈成立新的哥薩克委員會。同時他們發表宣告：一是宣佈烏克蘭哥薩克從此解除對俄國沙皇的效忠誓言；二是宣佈從此只忠於烏克蘭人民。看起來，這是一個明顯年代誤植的舉動，因為哥薩克的時代早已過去，而羅曼諾夫王朝也已經滅亡了大半個世紀。但在當代烏克蘭的國族建構中，此事的象徵意義卻十分突出。1854年，正式在這座小城，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領導的哥薩克酋長國與莫斯科沙皇的使者簽訂了《佩列亞斯拉夫協議》，將烏克蘭哥薩克置於莫斯科沙皇的保護之下，從而開始了俄國對烏克蘭三個半世紀的統治。

17世紀中葉，今日烏克蘭大部分地區還處在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統治之下。1648年，操烏克蘭語的扎波羅熱哥薩克在赫梅利尼茨基的領導下掀起了反抗波蘭人統治的起義，建立了哥薩克酋長國。為了尋求外部支援以對抗波蘭人，赫梅利尼茨基決定投入俄國沙皇的懷抱，於1654年與俄國簽訂了象徵“俄烏合並”的《佩列亞斯拉夫協議》。然而長期以來，關於這一協議的性質和內容，尤其是它建立的究竟是保護國關係，還是宗主權、軍事聯盟、聯合統治還是徹底的歸屬，俄烏雙方的歷史學家始終沒能達成共識。因為這一協議的原本已經遺失了，不同的副本在內容上也有很大出入，成了一樁學術懸案。

正因如此，對《佩列亞斯拉夫協議》以及它的始作俑者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評價一直是眾說紛紜。波蘭人將赫梅利尼茨基視為這場大動亂的領導者，是屠殺波蘭人和猶太人的劊子手。而在俄羅斯，無論是職業歷史學家還是普通民眾，都將赫梅利尼茨基視作是將俄羅斯與烏克蘭重新聯合起來的英雄。烏克蘭人對赫梅利尼茨基的態度最為複雜，有人認為他締造了第一個烏克蘭人的國家，有人認為他將烏克蘭出賣給了俄國。還有人認為簽訂《佩列亞斯拉夫協議》是他迫不得已所做出的選擇，因為在當時的三種選擇——接受土耳其、波蘭或者俄國的統治裡面，同樣信仰東正教的俄國是一種相對最不壞的做法。儘管有不少人同情他，但很明顯，他的民族英雄地位在解體後的烏克蘭已經遭到了動搖。

在當代烏克蘭的國族建構中，哥薩克的歷史是其重要的歷史資源。赫梅利尼茨基建立的哥薩克酋長國被視為是現代烏克蘭國家的前身；烏克蘭哥薩克所具有的部落民主制傳統得到今天烏克蘭人的高度讚揚，被認為是他們區別於專制的、亞洲的俄羅斯的標誌。在俄烏關係中，一方面，烏克蘭哥薩克曾多次反抗過俄國的統治；另一方面，正是哥薩克蓋特曼赫梅利尼茨基接受了作為莫斯科沙皇保護國的地位。多個世紀以來，對《佩列亞斯拉夫協議》的態度都是政治態度的重要標誌，在現代烏克蘭也一樣，兩國曆史學家和政客們對此進行了持續的爭議。

在蘇聯時代的歷史敘述中，《佩列亞斯拉夫協議》標誌著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再統一。赫梅利尼茨基的起義被稱為是“烏克蘭人民的解放戰爭”，是被壓迫的烏克蘭哥薩克農民為了反抗波蘭地主的壓迫，選擇與俄羅斯兄弟重新聯合起來。早在上世紀20年代，蘇聯歷史學界就為這場起義的性質進行過論戰。當時有“哥薩克革命”、“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民族革命”三種觀點，最終以米哈伊爾·波克洛夫斯基為代表的支援“農民戰爭”觀點的人取得了勝利，成為蘇聯時代的正統觀點。1954年，在《佩列亞斯拉夫協議》300週年之際，蘇聯舉辦了“俄烏合並300週年”的盛大紀念活動，為這一歷史事件正式定性。正是在這場紀念活動中，克里米亞作為俄烏友好的禮物被劃歸烏克蘭。

在獨立後的烏克蘭，“再統一”的說法被拋棄了。但在俄羅斯，這一說法在學者和大眾層面一直在使用，並以此強調俄烏之間同根同源的歷史聯絡。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如列夫·扎波羅夫斯基認為“再統一”的說法並不是蘇聯意識形態的創造，而出自19世紀的烏克蘭作家和歷史學家。他們將《佩列亞斯拉夫協議》稱作是“羅斯人的再統一”，用來反擊當時西烏克蘭知識分子的文化和政治傾向。例如曾對烏克蘭現代歷史學做出巨大貢獻的19世紀烏克蘭歷史學家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就認為烏克蘭人俄羅斯人是同一個羅斯民族的兩個分支，而赫梅利尼茨基起義“表明烏克蘭人作為一個羅斯東正教族群，想從暴虐的波蘭天主教徒手裡解放出來的願望”。在蘇聯時代，“羅斯再統一”的說法被“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再統一”所替代，這個說法既結合了帝俄時代的觀念，又結合了蘇聯對烏克蘭人獨立民族身份的確認。

面對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外交上的歐洲傾向和文化上的去俄羅斯化，許多俄羅斯學者從歷史出發，證明烏克蘭對於俄羅斯-東正教文化的向心力。如謝爾蓋·薩姆伊洛夫認為，赫梅利尼茨基的做法並不僅是他個人的作用，而來自大眾的意願和壓力。因為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共同點遠比與波蘭的共同點多，在動亂期間，遷往西邊天主教世界的人很少，而前往東正教的俄羅斯的卻很多。對於烏克蘭人自詡的西方文明身份，他指出烏克蘭人甚至經常和土耳其人、韃靼人聯合起來對抗波蘭。正是俄烏之間的聯盟使他們免遭波蘭和土耳其異教徒的統治。然而，也有不少極端者回到帝俄時代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觀念，將烏克蘭是做俄羅斯在民族和文化上的附庸，甚至認為烏克蘭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在他們看來，蘇聯解體如同基輔羅斯瓦解一樣，是人為的分裂，未來理應有新的“再統一”。

1954年《佩列亞斯拉夫協議》300週年之際，赫魯曉夫將克里米亞作為禮物送給了烏克蘭

在烏克蘭，儘管否定了舊的歷史敘述，建立新的歷史解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寫作這一歷史事件時，多數烏克蘭歷史學家從國家學派的正規化出發，認為這場起義最重要的結果是烏克蘭哥薩克國家的形成，赫梅利尼茨基的主要成就是國家建設的不完全實現。這一觀點在蘇聯解體之後逐漸成為主流。1995年，烏克蘭政府隆重紀念了赫梅利尼茨基誕辰400週年，將他高度評價為是早期現代烏克蘭國家的創立者。但對於他與沙皇俄國合作的做法，多持沉默或否定態度。隨著俄羅斯成為烏克蘭身份建構過程中的主要“他者”，一些曾反抗過俄國統治的歷史人物獲得了高度評價，例如曾在北方戰爭中與瑞典合作的蓋特曼伊萬·馬澤帕，成為烏克蘭獨立後新的民族英雄。也有不少烏克蘭人認為， 赫梅利尼茨基對烏克蘭的貢獻比馬澤帕更大，他的做法在當時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因為他們與俄羅斯不但有共同的歷史，還有共同的東正教信仰。

在烏克蘭，最早挑戰蘇聯官方觀點的是60年代的持不同政見者米哈伊洛·布萊切夫斯基。他在60年代主張用“合作”的說法取代“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再統一”。他批判了官方史學中的階級觀點和泛羅斯觀念，認為“再統一”的說法是要理想化俄國的專制統治，否定烏克蘭人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他強調這場戰爭中的民族因素而非社會因素，主張用“烏克蘭民族解放戰爭”來稱呼這一歷史事件。在當時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興起的背景下，“民族解放戰爭”的說法獲得了很多支援，並逐漸成了獨立後烏克蘭社會的主流觀點，甚至被稱為是“烏克蘭民族革命”。這場“革命”並沒有因為《佩列亞斯拉夫協議》的簽訂而結束，而是一直持續到1676年，以蓋特曼彼得·多羅申科的投降為結束，標誌著哥薩克們建立統一烏克蘭國家的失敗。總之，從民族主義和國家形成的角度解釋歷史，成了獨立以後的烏克蘭歷史敘述的新趨勢。

1997年，俄烏兩國簽訂友好合作夥伴關係條約時，就有不少烏克蘭人將其比作當代的《佩列亞斯拉夫協議》，用來警告政府：當年哥薩克們締結條約時認為這只是普通的軍事同盟，不料卻成了俄羅斯帝國擴張的開端。如今與俄羅斯的條約也會帶來種種不確定的後果。作為一樁歷史公案，佩列亞斯拉夫的幽靈依然困擾著今天的俄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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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巴斯地區：誰的固有領土？

整理自：The Donbas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The Use of History in Politic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2 （Apr。， 1995）， pp。 265-289。

作者：Andrew Wilson

頓巴斯，即頓涅茨河河谷地區，主要指今天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這裡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一直是俄羅斯帝國和蘇聯最重要的工業區之一。也是曾經烏克蘭俄羅斯族比例最高的地區，僅次於克里米亞。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頓巴斯地區的武裝衝突已經前後持續了接近四年時間。其實這並不是頓巴斯地區第一次與基輔發生對抗。1918年，此地的頓涅茨克-克里沃羅格共和國就曾與基輔分庭抗禮，最終在德國的干涉下遭到鎮壓。早在蘇聯解體前夕，西烏克蘭和基輔的歷史學家就意識到了烏克蘭對頓巴斯地區的領土控制並不穩固，因此試圖論證烏克蘭歷史上就擁有對這一地區的主權。與此同時，地方的親俄勢力和俄羅斯歷史學家也在提供一些相反的歷史敘述，試圖證明頓巴斯與俄羅斯歷史的密切聯絡。本文不去考證哪種歷史敘述更為科學，而試圖展現這種對歷史話語的競爭與地區政治糾紛之間的聯絡。

在烏克蘭的歷史敘述中，證明這一地區屬於烏克蘭的首要依據，是烏克蘭人是“最先”到達這裡的民族，其他都只是後來的移民。為了證明這一點，一些學者甚至追溯到了公元五世紀的斯基泰人。但更令人信服的說法，是從中世紀早期的基輔羅斯開始。烏克蘭學者認為，在10、11世紀時基輔羅斯的東部邊界已經抵達了伏爾加河下游地區，他們在頓河河口建立了定居點和貿易中心，並且擊敗了這一地區的突厥人汗國，將黑海變成了“羅斯海”。

這樣的說法有個隱含目的，就是將俄羅斯排除在基輔羅斯的文明繼承者之外，從而削弱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歷史聯絡，為政治上的脫俄入歐提供意識形態支援。如果基輔羅斯是烏克蘭人國家而非俄羅斯人國家的說法能夠成立，那麼烏克蘭人對頓巴斯地區的所有區最早便能追溯到10、11世紀之時。但由於基輔羅斯的文明繼承者尚存在爭議，這樣的觀點很難站穩腳跟。

相比之下，烏克蘭方面更有說服力的歷史依據，來自16—18世紀的哥薩克時代。其中操烏克蘭語的扎波羅熱哥薩克和操俄語的頓河哥薩克是最大的兩支哥薩克群體，前者常被視為是現代烏克蘭國家的前身。在烏克蘭人看來，扎波羅熱哥薩克與鄰居頓河哥薩克有著截然不同的起源和政治社會傳統。他們主要是來自烏克蘭中部地區的逃亡農奴，儘管接受了莫斯科的權威，卻依然保持著高度的獨立性。在文化上，扎波羅熱哥薩克混合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傳統（例如烏克蘭巴洛克建築），有自己的民主自治傳統。這使得一些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宣稱，扎波羅熱哥薩克是“歐洲文化的東部邊疆”，與亞洲的俄羅斯截然兩類。

烏克蘭歷史學家，如米哈伊爾·格魯舍夫斯基認為當時的頓巴斯地區處在扎波羅熱哥薩克、而非頓河哥薩克的控制之下。儘管他也承認哥薩克們並沒有劃定明確的邊界。扎波羅熱人發起的遠征最遠到達過頓河地區。不僅僅今天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甚至俄羅斯的羅斯托夫地區都曾是扎波羅熱哥薩克的領地。此外，與克里米亞韃靼人的相對良好關係使得扎波羅熱人能夠更加自由地在克里米亞汗的領土上定居。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1648年發動起義並建立哥薩克國家後，扎波羅熱人獲得了對這一土地的進一步統治權。根據烏克蘭歷史學家的說法，赫梅利尼茨基曾於1655年簽署法令，宣稱東至頓河的所有領土都屬於這個新建立的哥薩克國家。然而這份法令並沒有留下原本。另一個論據來自1751年一個法國旅行者的地圖，圖中表明今天的頓涅茨克州處在扎波羅熱哥薩克的控制之下。直到1746年，葉麗薩維塔女皇才人為地限制了扎波羅熱人的活動範圍，將流經頓涅茨克州的卡里米烏斯河作為兩大哥薩克群體的邊界。

總之，在烏克蘭版本的歷史中，烏克蘭人是這片土地上唯一土生土長的民族，直到18世紀後期以後，帝俄的殖民政策才嘗試對這片土地進行人為的俄羅斯化，遷來各個不同民族。與此同時，烏克蘭中部的農民想要尋找新的土地時，卻被鼓勵遷往烏拉爾和西伯利亞，而非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地區。儘管1764年創造了“新俄羅斯”這個人為的行政區劃，沙皇的成功依然是有限的，在鄉村地區，非俄羅斯族居民佔據著壓倒性優勢。直到1860年後，隨著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才有了大規模俄羅斯移民的湧入。

蘇聯建立後，頓巴斯併入烏克蘭，在20年代一度進行了重新的烏克蘭化。然而從1932年開始，尤其是二戰結束後，這一地區湧入了更多的俄羅斯移民，俄羅斯人的比例不斷上升，並不斷衝擊當地的烏克蘭語學校、大眾傳媒和文化。到1989年，只有1-2？頓涅茨克當地學生使用烏克蘭語進行學習，地方電視臺和出版社幾乎被俄語壟斷，烏克蘭文化只存在於民俗領域。在烏克蘭人看來，這樣嚴重的俄羅斯化是人為的，是隻存在於近一兩代人中的暫時現象，獨立後應該迅速將其撥亂反正。

在俄羅斯以及烏克蘭東部的親俄人群中，卻有著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歷史敘述。俄羅斯人也宣稱自己是最先到達這一地區的民族，還有部分人認為這裡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雜居的。

有俄羅斯學者指出，基輔羅斯只是一個鬆散的邦聯式國家，與最東邊的頓巴斯之間只有形式上的聯絡。當時的頓巴斯與其說是基輔羅斯的一部分，不如說是一塊位於斯拉夫人和韃靼人之間的只有少量居民點的過渡區。在哥薩克時代，俄羅斯人從16世紀起就從東、北兩個方向向這裡移民。當時烏克蘭人儘管也在向東移民，但主要集中在哈爾科夫地區，頓巴斯地區仍以俄國移民為主。至於頓河哥薩克與扎波羅熱哥薩克的界線問題，親俄派的歷史敘述認為，黑海沿岸及其河流系統是頓河哥薩克與扎波羅熱哥薩克的雜居地區，且扎波羅熱人在東南部的頓巴斯地區影響力較小。另一方面，儘管扎波羅熱哥薩克到過東方很遠的地方，但不代表到過的地方就是他們的領土，今天許多扎波羅熱人後裔所宣稱的領土，即使是古代的扎波羅熱人也不認為那屬於他們自己。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頓巴斯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混居的，這點可以追溯到前現代時期的各個遊牧民族，例如可薩汗國、金帳汗國和克里米亞汗國等等，是一個多民族文化的中心。整個烏克蘭南部海岸都具有這種多文化特徵。至於現代頓巴斯的民族結構，則是當地經濟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並非出自俄羅斯或蘇聯蓄意的民族政策。如同美國的西進運動一般，俄羅斯人的南進是一種全球前現代化背景下的自然結果，非行政手段所造成。總之，在18世紀末逐漸俄羅斯化以前，這一地區要麼是屬於韃靼人的，要麼就是多民族混居，從來都不是烏克蘭人的固有領土。置於頓巴斯成為現代烏克蘭的一部分，則是在1921年，作為“列寧的禮物”的結果。

1917-1921年間，基輔的各個烏克蘭民族政府都在頓巴斯獲得了寥寥無幾的支援。1917年7月，聖彼得堡的臨時政府在承認烏克蘭國民議會時，還特意將頓巴斯地區排除在外。此外，1918年的頓涅茨克-克里沃羅格共和國也表明了這裡的民眾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離心離德。在內戰期間，頓巴斯人支援過布林什維克，也支援過白軍甚至馬赫諾的無政府主義者，卻唯獨沒有支援過基輔的民族主義政權。後來的頓巴斯儘管被併入烏克蘭，卻一直反對基輔和哈爾科夫的民族共產主義者們的獨立傾向。1920年代的強制烏克蘭化在這裡遭到了頑強抵制。相比之下，二戰後的重新俄羅斯化才是當地正常的歷史程序，同時也是工業化和城市化自然發展的結果。

在烏克蘭東部的親俄派看來，加利西亞等原屬於奧匈帝國的三個州，才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大本營。而頓巴斯地區的歷史道路一直是獨特的，他們與俄國人的關係遠比與利沃夫的關係更近。頓巴斯人面臨的威脅不是俄羅斯化，而是“基輔化”或“加利西亞化”，例如1920年代的烏克蘭化政策，就是用外來的政治精英來取代當地人。此外，一些烏克蘭的政治標誌都來自西烏克蘭。例如作為國旗的藍黃旗，民族主義者宣稱它是基輔羅斯和扎波羅熱哥薩克的標誌，但實際上它起源於利沃夫，只是一個區域標誌而已，而頓巴斯的區域標誌則是紅色。另外，由於基輔羅斯本就沒有統一的語言，只有教會斯拉夫語作為書面語，因此俄語文化也是當地文化自然發展的結果。相反，西部的烏克蘭語融合了很多波蘭人和突厥人的語言，與古羅斯的語言文化也有很大差別。在頓巴斯居民看來，正是被西部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把持的烏克蘭中央政府，一直在粗暴干涉當地固有的歷史傳統和文化。這種地域間的分裂在獨立後的烏克蘭始終得不到妥善解決，最終釀成了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和此後的長期戰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