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作者未央

商賈雲集，塵封大院，晉商之中大大小小的家族中都有著皇權的影子。起至輝煌，衰至入獄，介休正規化，一個為清立下汗馬功勞的大族，一個清朝最煊赫的商家，在不到百年的時間內，便又淪為階下囚，如彗星劃過歷史長河，徒留後人以唏噓，這反轉的背後究竟是時代的冷漠還是皇權的無情？

介休正規化，起於明末，在清初立下功勞。1697年，四十三歲的康熙帝第一次來到了中華帝國的最西邊，距離京城兩千多里的沙漠地區，準備繼續他平定準噶爾叛亂的歷史功績，奈何運糧大軍遲誤，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草不到，只能被迫返回，折騰得康熙皇帝寢食不安。

1720年，再次對西北部用兵，大軍按上次費用作核算，運一石米需耗銀120兩，如此高昂的運輸費用一時間成為了行軍途中最大的問題。時供職於內務府的範毓馪表示，用不了那麼多，交給我來做，費用頂多三分之一足夠了。從此，范家以一己之力承擔國家運糧，這一承擔就從康熙帝朝幹到了乾隆朝，二十多年來為皇家大軍作後勤保障，沙漠地區飢寒缺水，運糧的他們卻難以自給，一趟趟咬牙堅持的結果是為國庫省銀“百億鉅萬”，《清史稿》中稱範氏為國家運輸軍糧為“諸往史所未有也。”雍正皇帝賜給範毓馪太僕寺卿官銜，賞二品頂戴。

范家的另一項功績是運銅。清以銅錢為流通貨幣，由於起初販銅有厚利可圖，銅料又是保證國家財源之大計，逐漸，國內十四關進口銅料的任務都由以皇商承包。但到日本販銅在當時實屬在風口浪尖上做冒險的買賣，其兇險比走西口更甚。當時受航海技術和條件的侷限，販銅船隻憑季風往返，每年只能一至兩次，船商若不幸遇到“不測風雲”，經常被風浪吞沒，人貨俱傾，風雨之中更是屍骨無存。

1782年，就曾有范成大率領的貨船剛出海不久，遭遇颶風，人貨全都翻入海中，損失資本六萬餘兩，還要安撫夥計的家人，這意味著之前的幾次生意積累白白付出，可見範氏經商的開拓之路中一路特權，也一路血淚。

由於正規化一族出入關外而在清初便立下功勞，順治年間便被奉為“皇商”，踏上了富貴之路。然在取得政治與經濟特權的同時也意味著范家走上了一條不歸路：范家起源於清政府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附庸性工具，這本身是違背商業發展的規律，正規化之所以能興起雖與自身密不可分，但起到決定作用的還是政治力量，而當清政府發現可以不斷壓榨這些所謂的“皇商”時，便會肆無忌憚。

首先經營模式與規模受到了清廷的嚴格管控，完全失去商業應有的自由，1775年即乾隆二十年，范家掌門人範清注向清政府表示辦銅真的挺難，從採辦銅樣供應說到置貨出洋，從水陸路程說到與江浙對比晉商活多錢少離家遠，叭叭列舉了諸多困難，目的只有一個，官爺您看在我這麼困難的份上，讓我跟民商享有一個待遇行不，比如給我結算銅錢時民商多少我多少好不好嘛？對此，清廷冷漠表示：不行！

作為清政府的御用商人，雖然得到了優惠，但這優惠的背後也是巨大的代價：貴族缺錢了找皇商，打仗錢緊了找皇商，政府有工程還是找皇商，其數字之巨大，令人咋舌，不僅如此，由於送禮成了日常，居然還變成了一個可以商量的買賣：

1780年十一月，範氏著商夥潘映辰向長蘆鹽運使錫拉布的衙門交納鹽課時，附送銀一百二十萬，錫拉布嫌少不收，索取銀六百兩，最後潘映辰按八折送了四百八十兩，錫拉布這才答應收下。若遇要官員辦公，一次沒有上萬的銀子，只怕大人們連正眼都不肯瞧一下，這便是依附權力的代價。

到了1783年，範氏便再也無法支撐下去這樣內憂外患的日子，種種跡象表明，無論銅礦還是食言，這一家人都無法完成，朝廷見狀，便一腳踢開了為政權鞍前馬後多年的家族，範氏入獄。

當初的輝煌已過百年，轉首看來，作為商人心中最應記掛的是自身不斷提高以求適應時代，而非與大大小小的權力進行牽連。若是昔日的晉商能離權力遠一點，離市場近一點，他們或許會發現將匯通天下錢莊與票號向現代銀行轉變，才是他們在之後得以走下去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