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介入越戰，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對**主義的恐懼，以及遏制新中國的發展，維持美國確立的霸權地位是主要原因。

（一）對**的恐懼

冷戰結束後，美國除了在太平洋沿岸扶持日本韓國，以圍堵中國之外，還把目光投向了革命運動高企的印度支那半島，這裡不僅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還有無可比擬的經濟價值，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部分原因就是希望藉助南亞半島的優勢，擺脫資源依賴，以爭霸全球，所以美國完全不希望這裡被蘇聯或者中國所佔據。

1948年美國一份國情諮文指出，如果**主義在東南亞再度取得勝利，那麼世界戰略力量的對比將發生變化，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將遭受重大損失，所以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尤其是越南，美國應該支援法國的行動，幫助他們和平解決問題，即便是法國有意撤出越南，也不能留下“政治真空”，給北越的***創造機會。

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出兵越南是蓄謀已久，也是意識形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不希望越南轉向，佔到自身的對立面。

（二）擔心出現“多米諾股票效應”

杜魯門總統時代，隨著**軍隊的南進，美國擔心，一旦越南為***所控制，相鄰的緬甸、泰國也又可能落入**主義的懷抱，進而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東南亞政治局勢失去平衡。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總統是這一理念的堅定信奉者，“多米諾骨牌效應”的說法也最早源於他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他認為失去越南，有可能給“自由世界帶來難以估量的後果”。他的這些說法，為後來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提供了政治理論依據。肯尼迪時代延續了前任的外交理念，把越南看作是“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柱石、拱頂石和提防要塞”，認為一旦越南有事，東南亞乃至印度、日本都難以善終，甚至引發全球的“赤潮”，因此美國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來確保越南的自由。

肯尼迪遇刺後，約翰遜總統繼承了他的理念，“紅色太平洋”這一煽動性說法就出自他口。在這些理念的鼓動下，美國朝野上下一致認定，介入越南戰爭是必要的。

（三）敵視中國

49年以後，美國對中國的看法趨於複雜，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的歷史敬畏有加，認為對方是個有著光輝過去的“優等民族”，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新政權十分敵視，認為中國人“愚笨、醜陋、狡詐”，是個軟弱的“劣等民族”。

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更是加劇了這種隔閡和認知，美國不僅不承認中國新政權，還妄想透過一系列結盟政策，扼殺新政權，例如約翰遜總統，就把中國認定是30年代的德國和日本，認為在並不遙遠的未來，中國將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威脅美國的利益。如此一來，南亞半島的戰略地位就變得至關重要，支援越南的法國人，就是支援美國自己。

（四）霸權主義的需要

二戰以後，美蘇按照自身需要，重新劃定了世界權力邊界，自此以後，美國走上了霸權主義道路，對於自身價值觀、利益取向不一致的國家和地區，指指點點，儼然以世界警察自居。例如肯尼迪時代美國國務卿臘斯克就認為：如果美國在越南問題上毫無作為，那麼就會失去盟國的信任。介入越南，不僅僅是利益和意識形態爭鬥，還是美國樹立威信的手段。約翰遜總統顯然認同這種說法，他在回顧越南戰爭的時候談及：如果我撒手不管這場戰爭，聽任***人接管南越，那麼我就會被看成是一個懦夫，我的國家就會被看成是一個綏靖者，我們和我們的國家卻將發現，我們在整個世界將不可能再為任何人做任何事情。

但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戰略利益，亦或者是政治威信，美國投身越戰，都是為了本國的利益，這就註定了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失敗在所難免。

而這場戰爭的走向也大大出乎美國人的預料，看似不堪一擊的北約軍隊，猶如打不死的小強，不斷出現在美國人的視線不及之處，然後用各種手段殺死對手，以至裝備先進武器的美國軍隊精疲力盡、防不勝防。不斷上升的傷亡數字和海量的軍費開支引發了美國國內的反戰浪潮，1969年美國百萬工人上街大罷工，部分老兵也參與進來，反對越戰，壓力之下，美國政府不得不與南北越政權會談，以尋求體面地撤出戰爭，同期的尼克松總統為了收攬人心，追求連任，加快了撤軍步伐，並與1973年全面撤出。

整個戰爭期間，美軍陣亡58202人，受傷人數高達303616人，此外還有2500人失蹤，損失十分慘重。

短短兩年後，北越軍隊攻佔南越總統府，美國苦心孤詣扶植起來的南越政權土崩瓦解，可以說，美國的越戰政策徹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