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范仲淹寫過許多傳世佳作。在其眾多作品中，這首《漁家傲·秋思》則是畫風比較獨特的“邊塞詩”，也是戰爭吞噬下凋敝的社會狀況的真實寫照。宋仁宗年間，范仲淹一度被朝廷派到了西北前線，抵禦強敵——此正所謂藝術來源於生活。

這一強敵，就是西北地區的党項族政權。寶元元年（1038）十二月四日，一個令人不安的訊息就傳到了大宋京城開封：党項族首領元昊造反了！

說來話長。元昊並不是姓元名昊，這只是他的名字。其家族本姓“拓跋”。唐代末年，党項族首領拓跋思恭率兵幫助剿滅黃巢，被唐廷賜姓“李”；又封為“定難軍”節度使，時轄夏（今陝西橫山西北）、銀（今陝西米脂西北）、綏（今陝西綏德）、宥（今陝西靖邊）數州。在這幾個地方里，夏州是中心。其州治就是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夏國君主赫連勃勃造的統萬城。公元413年建城的時候，赫連勃勃稱讚這裡“臨廣澤而帶清流”，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好的地點。可惜到9世紀末，土地沙化，起大風的時候，流沙偶爾會高到城垛子邊上了。

從唐末經五代到宋初，定難李氏（宋朝建立後又賜姓為“趙”）是一個世襲的割據性的地方政權。他們承認中原朝廷的宗主權，但是絕對不肯放棄地盤。宋太宗時，朝廷插手其部族內爭，出兵夏州。將這座建造了550年的統萬城，化為廢墟。宋朝君臣認為拆掉了夏州城可以斷絕後患，想法非常愚蠢。不過党項方面倒也不想恢復這座已經處在沙漠中間的城池，其興趣很快轉移到夏州以西將近五百里的重鎮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去了。這裡地處黃河邊上，水深土厚，草木茂盛，農牧都宜，自然條件非夏州可比。宋鹹平五年（1002），党項人從宋軍手裡攻下了靈州，改為西平府。

到了元昊的父親趙（李）德明統治党項的時候，他對河西走廊放手使用武力，使得党項的勢力進一步向西擴充套件。到元昊在位的初期——11世紀30年代中葉為止，甘州回鶻（唐末西遷的回鶻餘部）、孤懸敦煌一帶的“歸義軍”都被吞併。這個党項政權擁有的地盤西至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東到銀、夏等州，南與宋的環州（今甘肅環縣）等地為鄰，北面大致達到北緯42°一線，幅員已然不小。公元1020年，德明築興州城（今寧夏銀川），其規模儼然是帝王的都城了。如此一來，他雖沒有公開稱帝建國，但其在發號施令、任命官吏、建立禮樂制度等方面，党項政權已儼然與獨立王國無異。

但德明對宋朝倒也恭順。開封朝廷只要邊境無事，送起東西來著實慷慨。從真宗朝開始，宋朝每年“賜”党項金、帛、錢各四萬，茶二萬斤。此後，雙方又在邊境設榷場，互市貿易重新開始。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北宋初年，從最高統治者到各級官僚，普遍對党項的崛起缺乏警惕。朝廷從上到下大都認為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勁敵”，不過是貪圖互市小利之輩，透過控制邊貿再輔以“歲賜”之類的招撫手段，就能維持和平。

但元昊不這麼認為。此人是個野心勃勃的人物，主張斷絕向宋朝的朝貢，“小則恣行討掠，大則侵奪封疆”。他以為宋朝給的賞賜，部眾得不到好處；如果用兵的話，大家可以在戰爭中發財，可以做到上下一心，得到部眾的擁護。德明勸兒子不要如此好戰：“我們三十年來穿錦繡的綢衣，是受宋朝之賜，不應該忘恩負義。”元昊卻不管這一套，在他看來，穿皮毛，牧牛羊，蕃人習慣這樣的生活，何必一定要穿綢衣？“英雄之生當王霸耳！”

德明沒法說服兒子，他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在世時延續對宋友好政策。等到他去世（1032）之後，元昊一上臺就公開宣佈要改變對宋的臣屬關係，準備與開封朝廷平起平坐。在接下來的六年裡，元昊相繼改變自己的姓名（嵬名曩霄），創立党項文字，又自建年號。待到自覺一切準備就緒後，他終於在寶元元年在興慶府（即興州）自稱“大夏”皇帝。西夏也因此成為繼遼之後第二個對北宋產生重大威脅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到了次年正月，攜帶元昊稱帝表章的大夏使臣更是趾高氣揚地來到了開封。這道名為“表章”實為“詔書”的國書，雖然表面還在稱“臣”，實際口氣極為傲慢，因此被宋人稱為“謾（嫚）書”。元昊在國書裡告訴宋仁宗，自家是北魏皇家子孫，現在已經做了皇帝，要求宋朝承認，“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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