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的三國》自序

作者：朱暉（閒樂生）

在寫三國之前，有很多人跟我說，三國的名將就不用寫了，因為大家對它太熟悉了，從小羅貫中就薰陶了一遍，後來易中天等現代學者又演繹了一遍又一遍，大家早就審美疲勞了，你也講不出啥新意來，不如不寫。

然而寫名將，三國這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是繞不過去的，而且大家不知道的是，即便各種作家文豪、專家學者演繹、研究了這麼多，三國人物的英雄魅力仍有未被髮掘之處，甚至還有諸多歷史真相值得進一步研討、辨析、深究。說一句你或許不相信的話，你以為你最熟悉的三國，其實是隱秘最多、問題最多的謎一般的歷史時代。就如你熟悉曹操的奸詐，卻不瞭解他的辛苦；你熟悉諸葛亮的智慧，卻不瞭解的他的嘆息；你熟悉關羽的高傲，卻永遠不瞭解他的孤獨。

那麼，三國為什麼會成為這樣一個最熟悉的隱秘史呢？第一個首先得怪董卓，東漢本是一個極重文化傳承與歷史記錄的時代，其國家圖書館也相當興盛，《隋書·經籍志》曰：“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只可惜董卓之亂，遷都洛陽，這些圖書檔案損失慘重，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就描述說，當時“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製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總之是全毀了。

而我們第二個要怪的人，你可能想不到，那就是向來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司徒王允。

如前所述，幾次大亂，國家典藏都被毀了，但這也沒關係，畢竟還有民間私人藏書和一些記憶力很好的歷史學者。比如東漢末年就有一位著名的史學家與藏書家蔡邕，生平藏書多至萬餘卷，並負責撰寫著東漢朝的國史《東觀漢記》。只可惜，董卓被呂布王允所殺後，蔡邕竟被當做餘黨抓了起來。其實蔡邕不過是個文化人，並未參與董卓亂政之事，只不過與董卓有些私人恩義罷了，但王允卻堅持要殺了蔡邕。蔡邕便效法司馬遷，表示願意接受肉刑贖罪，以完成

修成漢史的夙願，但王允堅決不同意，還說：“昔武帝不殺

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

作為董卓的幕僚，獻帝的侍中，曹操袁紹的師友，汝南袁氏的姻親，蔡邕應該知道相當多隱秘的漢末宮廷與黨人內幕，但是很可惜，這些事情王允恰恰不能讓它留傳後世，也許，這位表面大義凜然，實際精緻利己的政治投機分子，暗地裡做了好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所以害怕被蔡邕如實記錄在史書上。

蔡邕這麼一死，他所正在撰寫的史書當然也就半途而廢了，而後來的李傕郭汜之亂，又讓他沒寫完的那部分史書也損失殆盡（注1），等到幾百年後范曄和陳壽再來寫《後漢書》與《三國志》，其中也不知要漏掉多少珍貴的史料。最明顯的例子是，從一些蛛絲馬跡來看（詳見王粲《漢末英雄記》），袁紹與曹操，劉備與曹操，在早年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但史書對此提及甚少，這就讓他們之間的分和、紛爭與反目成仇，全都變得迷霧重重，乃至撲朔迷離，我們很難理解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與愛恨情仇，一切只能腦補與存疑。

第三個我們要怪的人，你絕對想不到，那就是諸葛亮。

按理說，《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乃蜀漢後期的著名學者，他來寫《三國志》有著天然優勢，但他也有些解決不了的問題，為三國史的研究增添了諸多難度。

第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是，蜀漢“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三國志·後主傳》），也就是說，蜀漢並未設定專職史官，故對蜀漢政府的很多“行事”與“災異”的記載有所欠缺（注2），陳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為之奈何？

第二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是立場問題。

與其他史書不同，陳壽的《三國志》基本上是一部當代史。當代史的優點是，很多歷史當事人都還在，可以直接向他們採訪，但缺點是，需要忌諱的東西太多了。晉是魏“禪讓”來的，所以曹氏的汙點陳壽需要回護的較少（注3），但與司馬氏相關的問題就不好辦了，更難辦的是，魏晉易代基本是和平演變，只有淮南三叛清除了一些地方勢力，中央的曹魏大臣們很多隻是改換門庭，換身衣服就成了晉朝的開國功臣，對於這些人及他們的父輩應如何書寫，其間的政治尺度要如何把握，這對於陳壽這樣一個從蜀地來的降臣來說實在是個大難題。面對“舊君故國之思”與新朝無上權威（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陳壽要如何評斷，要如何取捨，要如何選擇，這不僅是學術問題，也是面子問題，還是仕途、性命攸關的問題。

好在陳壽自有他的寫作技巧，正如北魏政治家、史學家崔浩所言，《三國志》“微而顯，婉而成章”（《魏書·毛修之傳》），很多意思要從字面底下看出來，他不直說，但其實什麼都說了。

所以，讀三國似乎來很簡單，但真要讀懂讀透那實在太難了，這需要很強的史學根基與文學功底，但凡你的“閱讀理解”水平不夠，或對時代背景掌握不紮實，就很容易誤會陳壽的真意。所以，後人都不愛讀《三國志》而寧願讀《三國演義》，反而當時人對陳壽評價極高，如《華陽國志·陳壽傳》就言其“品藻典雅，中書監荀勖、令張華深愛之，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荀勖、張華乃是西晉的文學政治領袖，他們以及他們的父輩正是陳壽所書寫的主角，就連他們都覺得好，可見陳壽的春秋筆法實在精當，說班固司馬遷都比不上，那是誇狠了，但“班史以來無及壽者”（崔浩語），應該還算愜當。所以魏晉士人很喜歡寫史，但有一些作者，在看到陳壽的《三國志》後，自愧弗如，竟主動放棄了類似的寫作計劃。如與潘岳有雙壁之稱的夏侯淵曾孫夏侯湛，便因“見壽所作”

，而

銷燬了他正在撰寫的《魏書》；而從吳國來的陸遜之孫陸機，本來正在醞釀《吳書》，也被打亂了節奏，最終沒能寫完。

總之，陳壽的《三國志》那是寫的極好的，但“隱諱而不失實錄”（尤學工《“良史”與中國古代史學話語體系》），很多事情都寫在文字底下，非文史功底極牛且非常瞭解內情者難以讀懂其中真意，這就導致整個三國時代變成了一個迷霧重重的幽暗洞穴，越靠近裡面（離陳壽時代越近）越看不清楚（陳壽要顧忌的人事就越多），所以我說這個時代是“隱秘的三國”，前半段由於董卓和王允，搞得丟失了東漢末年很多朝廷史料，後半段由於客觀原因，陳壽寫史“事多審正……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這書是實在不好讀啊。

好在，到了南朝，劉宋出了一個考據狂裴松之，受詔補註《三國志》，竟一口氣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兩百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注4）。這下三國總好讀了吧，但事實並非如此，裴松之將事情搞得更加複雜了。因為裴松之引的這些雜史、別傳、家傳、類書、方誌很多都帶有極強的個人主觀偏向與地方本位思想（注5），不同的資料的史料價值與可信程度都不同，有的甚至互相歧義各說一套（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每條都需要讀者認真辨析取信，故唐代史家劉知幾批其“繁蕪”，更言其如“蜜蜂兼採，甘苦不分”（《史通·內篇·補註第十七》）。

對於這些缺點，裴松之自然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在註文的同時偶爾而也發表了一些自己的見解與論辯，但這遠遠不夠，而且，時代又過去一百多年，他的見解也不一定對，總之最後還是讓三國史變成了一團大漿糊。在這種情況下，讀三國史就不僅需要文史功底，還需要嚴密的邏輯性與思辨能力，以解開不同史料因作者立場不同而產生的一個個“歷史羅生門”。

分析了這麼多，大家對於寫三國的難度與必要性，應該有一定認識了吧。所以，大家也會發現，在我的三國文章裡，充斥著各種引文與辨析，而整個系列之中，我三國文的注也是最多的。沒辦法啊，不搞詳細點，我的很多觀點說出來大家恐怕都不信，比如袁術稱帝的百年密謀，曹操的道教領袖身份，三十萬黃巾軍的神秘消失，官渡戰前的間諜戰與反間戰，曹魏殺士族而被士族反殺的秘辛，劉關張的創業秘密，曹操與劉備年輕時的早年交往，劉備的特殊軍事能力，諸葛亮深度參與荊州宮斗的隱秘，與醜女黃氏的婚姻背後考量，劉備攜民渡江的高明部署，赤壁之戰曹操主動獻祭了八萬兵，諸葛亮對荊州的人口經營與對天下的貨幣戰爭，還有雄才偉略的劉璋與儒學大師關羽，在史書中消失的關羽荊北攻略，曹仁對漢室遺民的最後屠殺，孟達糜芳莫名叛變的秘密，劉備取漢中與孫權取荊州的巨大失敗，白帝城託孤時劉備的無奈乞求，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演戲給大家看，八陣圖與木牛流馬的真實細節，乃至於諸葛亮的“外星人”身份等等等等。

寫到最後，我感覺自己已經不是一個作者了，而是一個偵探，面對各種脫漏的線索抓耳撓腮，又面對各種互相牴觸的證據各種檢驗分析，然後在各種隱秘的角落發現各種沉默的真相。相信大家在看我這本書的時候應該也會有相同的感觸——嘿，這哪兒是名將英雄傳啊，這不就是歷史懸疑片嘛！

啥也別說了，走吧，去破案吧！隱秘的三國，我來了。

注1：見《後漢書·蔡邕傳》：“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

注2：但對於漢魏易代之事陳壽也不得不迴護，否則魏晉易代的合法性也會有所欠缺。故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雲：“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迴護，不得不先為魏迴護。”

注3：故《三國志》中，魏書三十卷，吳書二十卷，陳壽身為蜀漢之臣，蜀書卻只有十五卷，且有大量“失其行事，故不為傳”的內容（《三國志·蜀書·鄧張宗楊傳第十五》引楊戲《季漢輔臣傳》）。

注4：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裴注有混入正文及脫漏散佚的情況，故今日之版本，裴注的文字與《三國志》原文的字數已相接近。

注5：如《晉書·王沈傳》：“（王沈）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三國志·陳泰傳》裴注云：“（孫）盛（《魏氏春秋》）言諸所改易，非別有異聞，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劉知幾《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雲：“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同書《內篇·曲筆第二十五》又云：“若王沈《魏錄》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兇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史傳》雲：“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