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漢的郡國並行

1、分封背景：皇族出身寒微，分封制度復辟

劉邦布衣出身，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僅用八年，就從平民一躍成為天子的人。劉邦是依靠項楚系復辟勢力起家，身邊的主要團隊成員，以鄉黨居多，大半功臣都是屠狗盲法之輩。劉邦在滅秦戰爭中拔得頭籌進入關中，並迅速積累起在秦地的民望。

後來在楚漢戰爭中，以秦地為基礎，成為唯一能與項羽匹敵的諸侯領軍人物。跟隨其對抗項羽的諸侯盟友，尤其幾隻力量較強的諸侯王，都是平民出身。劉邦得天下時，已經近六十歲高齡。漢初皇室也算是人丁較為單薄的，劉邦僅幾個兒子年幼，加上兄弟和侄子也不過十幾人。劉邦稱帝后用數年時間，基本掃平異姓王，定下非劉氏不得為王的同姓封王制度。

2、分封性質：與關東劃天下而治

漢朝建立時，諸侯是擁有地方上完全治權的。調兵權、使節權、官員任免權都是在文景帝時期逐漸收回的。漢初的分封，可以理解為：皇帝將天下一分為二，一半是關西帝國轄區，另一半是關東諸侯國封區。皇帝在帝國轄區內施行中央集權制度。諸侯國是高度自治，中央並不干預其治理，還留有先秦分封特徵。

3、分封初衷：吸取戰國與秦朝之教訓，將無險可守的關東密集分封

一方面，吸取了秦之激烈集權轉型的教訓，為防止秦末以封建復辟為由的動亂再次席捲，所採取折中的“郡國並行”策略；一方面，劉邦也是反秦諸侯之一，秦國並未完全深入關東人心的集權制度，也是諸侯反秦的主要旗號，恢復分封相當於西漢建立的合法性來源之一。還有一方面，是以同姓分封，外部宗親勢力，來制衡強勢的功臣集團。

4、分封佈局：守內虛外，帝國轄區在西，封國轄區在東

帝國中央佔據舊秦國土地，以西部半壁江山為高度集權之帝國轄區，基本佔據了中西部主要關隘，形成帝國區的閉合型戰略優勢，並以中原地區為控制關東的戰略前沿據點，以西壓東。這個戰略底盤，是周秦漢隋唐等多個王朝建立的地緣戰略基礎，是經多次實踐檢驗的地緣優勢。漢中央對東部封國區，先施行密集分封，後進行分化瓦解。

漢初外部局勢並不複雜。南方外族勢力不強。北方外部勢力，只有匈奴一國強盛，但也多為騷擾式侵襲掠奪，未有領土之憂。透過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北方大致穩定。

5、制衡思路：內部有派系制衡，外部有封國制衡

中央帝國與地方封國，實現外部制衡。功臣集團與外戚勢力，形成內部制衡。外戚、功臣、宗親，形成三方制衡。

在內，皇權與功臣集團充分合作。因為功臣集團的利益也在中央，與皇權一致。透過強化帝國中央集權，以帝國轄區的政治、國力優勢，壓制對中央有潛在威脅的諸侯王。

在外，諸侯皆為劉姓宗親，會對中央的功臣集團，時刻維持戰略壓迫感。功臣集團無法透過控制皇權坐大，必須依仗皇權宗室的強大，來避免可能觸碰的諸侯奪位之戰。中央官僚體系中，也有大量宗親力量的存在，形成了一個複雜的鉗制局面。

皇權，也時常在微弱時期，借靠外戚的力量來正常維繫對功臣集團的強勢。這是劉邦為身後佈局，引領的外戚參政的傳統。而外戚一旦坐大，功臣集團又會透過與宗親合作來剷除外戚。

漢初的政治演化，基本就在這個制衡思路里進行，包括呂后專政，迎立代王，景帝削藩，武帝掌權等一連串事件。最終，在武帝時期，諸侯封國大勢已去，實現了全國性的中央集權。此時，內外製衡的政治均勢被打破，內部的皇權與功臣集團的平衡也被打破。武帝徹底剪滅漢初功臣集團，正式完善漢制，確立徵辟察舉的官方仕宦拔擢渠道。這象徵著漢朝，分封制度到集權制度的過渡成功。

6、制度結果：成功向集權過渡

漢朝的分封制度，是處在後戰國時代，對秦國和項羽的兩次極端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批判性繼承。漢朝是進行分封過度最為成功的一次。漢朝的分封是歷史性妥協，先將道統紊亂的社會迅速穩定，而後透過數代人漸進式政治努力，最終取消分封完成集權，成功消化掉分封制的潛在險患。

漢朝分封制向集權制過渡之所以成功，有幾個不可或缺的條件：

社會條件，即普遍意識條件和階級結構條件。漢初，處於秦滅六國式硬體統一，但輿論尚未全部認同中央集權，故而在激烈的統一後，爆發了一次更為激烈的分封制復辟反彈。但這次反彈，卻向所有人展示了分封制再也無法回到先秦的戰略均勢狀態。

先秦舊貴族和秦末新興諸侯，動用在秦朝統一戰爭中並未耗盡的地方力量，進行碎片化的割據戰爭和存量掠奪，最終以8年時間天下人口減損60%，生產力和各類製造技術倒退，民怨沸騰而結束。此前分封制擁護派對集權的激烈牴觸由此結束。自原生社會就慣有的分治社會，失去了先秦時那樣足夠的輿論支援。人心向往統一成為逐漸普及的意識。

另一方面，這場破壞力巨大且迅速的亂世，極大地改變了漢初的階級結構。歷經數百年發展和積澱，控制著大量地方資源、基層人口與土地，士兵眾多的先秦貴族地主階級，被消耗殆盡。到劉邦建漢後，對關東大貴族，動輒舉族強行遷徙，極盡控制力度，就是由於這個控制關東地區基層資源和要素，且有強大輿論導向能力的中間階層，在秦末楚漢戰爭中被抽空實力。漢初中央得以擁有了極其強勁的集權能力和集權趨勢。

直到漢朝中後期，地方上新興豪強階層出現，填補了漢初的這一段中間階級真空，漢朝的中央集權能力才逐漸衰落。堪比此次階級塌陷式轉型特徵的，要到唐朝士族地主階級衰落，中央集權再次達到歷史頂峰了。

繼承人條件。漢、晉、明，三次建國分封，都經歷了主少國疑的階段。但劉邦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的身後佈局非常巧妙，功臣與外戚有博弈，有合作。外藩和中央，有互相支撐，有互相威脅。這個政治平衡設計的前提，是劉邦對呂后外戚，對功臣集團的包容。當劉盈意外之死，外戚擅權問題爆發。這個時候，功臣集團對中央穩固的利益驅動又表現出來。功臣集團迎立代王，再次幫助漢中央成功度過了有傾塌之危的政治混亂期。劉邦對功臣集團的制衡與利用設計，是晉、明初建時，所不具備的。

總結來看，劉邦的分封制成功，是因為他需要封宗親力量，又敢於讓外戚代政，更儲存了功臣集團。而這三股勢力，恰恰又成了互相牽制的平衡狀態，哪一方不利於皇權，都會觸動另兩派對其合圍。當然，時代給予了這種平衡能夠實現的條件，也很關鍵。

二：西晉的封王出鎮

1、分封背景：司馬氏三代把權

西晉的分封背景，與西漢截然不同。劉邦的本質是諸侯，是軍閥。而司馬氏的本質，是控制兵權與政權的權臣世家。司馬家掌權到司馬炎，已立四世三代。面對士族盤根錯節的朝堂，年輕的司馬炎在登位之初，需要更多仰仗家族長輩的支援。甚或說宗族利益，是他必須首先考慮和滿足的。

2、分封性質：封王異地出鎮，掌都督兵權

司馬炎登位之初的分封，所封宗親輩分大都高於司馬炎，是倚重族中長輩，為獲取宗族支援。司馬炎穩固掌握住權力後的分封，是實際上的要求就國的封建。就國的諸王擁有了一定的地方兵權和治權，與地方官僚逐漸形成了主從關係。但是西晉的八王之亂，根子不在諸侯國反叛，而是出鎮藩王依靠軍鎮兵力奪取中央權力。出鎮藩王是沒有就國，而任軍職的官僚藩王，是軍鎮與自身封地並不一致，掌有一方兵權的大都督。八王之亂就是出鎮藩王以兵權操控中央，其他的藩王又發兵中央清君側，再由自己操控中央，而後又被其他藩王以同樣形式攻滅。這次亂源並非諸侯國叛亂，而是身為宗親諸侯王的軍鎮統帥以兵權發動政變，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分封問題的爆發。

3、分封初衷：吸取了秦、魏教訓，以宗室全面掌兵，抑制士族力量膨脹

司馬炎，面對的是與秦漢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士族門閥成型節點。這個時候，面對頂級士族壟斷地方資源、要素和輿論引導權力，並逐漸將中央仕宦權力把持，晉武帝已經能夠感覺到集權難度之高，遠非兩漢可比。士族高門全面掌握住地方上的入仕渠道，他們一旦掌握兵權，對中央會是巨大威脅。此時兵權應該倚重宗室還是官僚，晉武帝一定是有過持續且深刻的思慮。要說晉武帝可以參考的帝制王朝先例，還真就只有秦、漢、魏三朝。秦不封皇帝子嗣，結果滿門遭戮。西漢是分封對集權的一次成功過度。魏則是不興宗室，被自家司馬氏控於鼓掌，無人能救。僅就當時情形來看，司馬炎以史為鑑，廣封宗室的策略，倒不失為一種合情合理的選擇。於是，西晉建國後即有了泰始、咸寧、太康三次封建，並將軍鎮兵權也交給主要的宗親諸侯王，以壓制滲透入社會方方面面計程車族階級。

4、分封佈局：守外虛內，以洛陽為中心點，外圍逐層設立軍事要鎮

都城既位於天下之中的洛陽，西晉的地緣戰略，就和位於關中的西漢截然不同了。西漢的都城地緣戰略，是腹地本位的“面型”思維，是與封國劃清治理界限的思維。而西晉的地緣戰略，是以洛陽為中心點向外放射，多層圍繞防禦的“點型”思維。

於是就有了西晉初年的八大都督區，即軍鎮軍區。這些出鎮都督基本由宗王和士族參半任職。但其中洛陽周邊的重要軍鎮，關中都督區的長安，豫州都督區的許昌，鄴城都督區的鄴，則多為宗室封王擔任。

成了拱衛首都核心的三方重鎮。同樣定都洛陽的東漢，其司隸校尉部卻是將河內、河東、弘農與整片關中相連，這其實是延續西漢的腹地戰略的“面型”都城地緣思維。而從鄴城成為曹魏龍興王畿後，魏晉的都城地緣戰略，就逐漸形成中心點佈局的無腹地式思維。這是從曹魏時期起形成的都城戰略特點。

西晉的另一個地緣特點，是對內徙胡族的包容。經過東漢魏晉長期的內遷，五胡已經盤踞包圍了洛陽整個西邊的戰略要位，幾乎佔據著洛陽的西部咽喉。

5、制衡思路：皇族把守關、鄴、豫三鎮拱衛洛陽京畿，外圍軍鎮佈局在要隘，控懾地方州郡

西漢是典型的守內虛外，主動放棄遠藩治權，卻強化中央轄區集權，以國力壓制封藩。西晉卻則走了一條看似加強皇族宗室，實則守外虛內的相反制衡思路。這與魏晉一系政權，獨特的發展與建國程序有關。曹操最早的起家之地是兗州，後來向潁豫發展，並將獻帝迎入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最終，在與袁紹河北決戰之後得到河北，稱王后隨即將魏國的腹地基盤定在河北，著力營建鄴城為魏王都，作為自己的根據地。

曹丕建立魏朝後，又定都洛陽，為西晉所繼承。至此，加上與洛陽唇齒相依的西部關中，西晉洛陽必須兼顧的方向至少有三面：關中-河東，鄴城-河北，穎川-豫州。西晉是以緊鄰居中都城的這三個板塊為洛陽屏障，外圍為地方，扼此三方都督區以守京畿，將以洛陽為中心連帶此三大板塊，都視作帝國掌控的中心區域。

從政治制衡上來說，晉武帝主要是依靠做大宗族實力來應對士族力量。士族壟斷文官系統的入仕渠道。封王則在太康分封后則壟斷了地方兵權。在晉武帝年間，鎮兵拱衛洛陽，兩方相安。但從內在邏輯來講，宗室瓜分了地方兵權，其實覬覦中央。士族的家族利益則也在地方。這一制衡思路沒有固本中央。無腹地的“點型”洛陽中央，反而成了無力量佈局的盲點所在。

6、制度結果：八王之亂，中原虛耗

西晉中心區域分散化的軍力佈局，是在中心區內部形成了實封，比實封遠藩要更可怕。方向截然不同的三方俱守，如同洛陽無法聚焦任何一方為中央腹地。對軍鎮的多向分權，實則是孤立洛陽為一點，將都城的戰略安全寄予多方勢力，形成了帝國中心區域內的強枝弱幹形勢。這種內外製衡效果，事與願違。所以，八王之亂最先起自中央，然後多方掌握鎮兵的封王再借機反覆衝擊中央。拱衛洛陽的三大都督區，成了亂源所在，長安、鄴城、許昌三鎮，也在拉鋸戰中俱被蹂躪。都城洛陽，則被各方勢力在政治上東拉西扯，皇權被反覆架空控制。

藩王救國，有了一定兵權，也與地方低階士族有所融合。宗室都督掌兵，本為壓制地方力量，作為中央對外屏障，卻成為了中央的掘墓者們。士族出身的中央文官本就是地方利益派予皇權的代表，不似西漢功臣集團的家族利益之根在帝國中央，與是中央一損俱損。

西晉士族不會舉族之力維繫西晉皇權。政治設計本為平衡，也許給予皇族宗室最大的軍事優勢，反而失去了士族與皇族兩間制衡的能力。封王出鎮，導致八王之亂，陷入輪番搶奪中央的惡迴圈，虛耗中原。最終，被內遷至華夏腹地要隘的五胡所推翻。中國歷史進入了帝制時代最漫長的一次分裂期和探索時代。

如何面對當時複雜的階級局面，難度之高，確實也難為晉武帝了，畢竟士族已經是一種廣泛的社會形態。他的時代已經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亂世裡，皇權最耀眼的時刻了。士族的產生起源於數百年前，察舉、經學與豪強的同時出現、進化又融合。西晉作為最有能力解決此道的統一帝國，卻也像是一次制度實驗的失敗。當然，這與西晉皇位的第二代繼承者孱弱無能，浪費了皇權成長的大好時機，也有脫不開的關係。時也，命也。

三：明初的塞王鎮邊

1、分封背景：皇族出身微寒，外部強敵環伺

朱元璋的出身是底到不能再底的底層。所以他的創業背景，尤其是功臣集團組成，和劉邦十分相似。但他並沒有遭遇劉邦時期，異姓諸侯王合理存在的問題。

此時的中國，中央集權已歷一千多年發展，已臻成熟。明初最大的三個隱患，一是內部，粗放治理漢地的元朝，重財輕治，北方人口和經濟蕭條，地方上作為蒙元代理人而發展起來的漢族豪強大戶，廣泛存在。二是外部，元朝雖被推翻，漢地盡收，但退回蒙古的元朝並沒有被消滅。

其復辟之志猶甚。而明朝從東北到西北，再到西域，被北元、東察合臺汗國、帖木兒帝國等蒙古勢力包圍和佔據。蒙元作為蒙古帝國名義宗主被漢明驅逐出境，他們皆虎視眈眈，外部形勢不容樂觀。三是都城，明初首都南京，是朱元璋龍興經營多年之地，但方位偏南，對北部邊患顯得鞭長莫及。軍旅出身的朱元璋，顯然意識到都城的問題，有過遷都考察。但最終，他卻用分封來替代遷都，這算是他的路徑依賴了。

2、分封性質：藩地較小，且無治權的鎮邊塞王

歷朝歷代皆封王，但封王是否威脅中央集權的關鍵，在於藩王是否有治權，是否有兵權。有治權，則可養兵。有兵權，更可奪地方治權。朱元璋對子嗣的封王，並沒有給予治權，只給予兵權。本質上，明的主要藩王，多是就藩於邊境一線，抵禦外部勢力入侵，是擁有精銳重兵的監軍塞王。地盤不大，難稱有伐國之力。

3、分封初衷：吸取唐、宋教訓，皇子監軍，既抵禦外患，又防止邊將坐大

朱元璋重啟分封的初衷，還是為了解決國都靠內，遠離邊患，以守外虛內的方式，將皇子置於邊塞要地，作為監軍，抵抗外部威脅。想見，朱元璋是反思過重武的唐朝之藩鎮割據，和抑武的宋朝之軍事乏力，然後定下這麼一個遠藩臨敵，腹地不封的格局。朱元璋早年在郭子興麾下，他與郭天敘的明爭暗鬥的經歷，讓他萌生了人為其家，不可盡信的人際觀。這其中，也包含了朱元璋，對於功臣集團幾次軍事動亂，對外姓掌兵的刻意防範。

4、分封佈局：內外皆實，四道分封帶，皆遠離南京腹地

從封國佈局來看，藩王封地大都不過一兩府之地，根本無法形成大國之勢。但個個把守形勝要衝。同為守外虛內，明初的分封佈局，與西晉將的最大不同是，朱元璋沒有把圍繞南京的帝國中央區域外封，實則是要留一個強健的江淮-江南中央腹地，並沒有讓皇族有脅迫中央的近便之利。

其次，分封大概有四條帶狀層次，最第一條線為北部的遼、寧、燕、谷、代、晉、慶、肅諸王，第二條線為秦、周、魯、齊四王，第三條與南京同為長江一線，是蜀、湘、楚三王，第四條為南部的岷、靖江兩王。

5、制衡思路：遠藩、近藩制衡，地方與藩王制衡，南京國力仍呈壓倒性優勢

明初的封國，北部的遼、寧、燕、谷、代、晉、慶、肅，以及南部的蜀、岷、靖江，是最外圍，也扼守邊境要塞，直面外患。而秦、周、魯、齊、湘、楚，則在內部拉開一圈五百公里外的內部屏障。外圍邊防一線的諸侯王，要進犯中央，則必須越過內部一圈屏障式的藩王屬地。內部一圈屏障的諸侯王要威脅中央，則後方有外圍一線諸侯王與中央對其腹背夾擊。

以南京中樞為核心的京畿地區，面北掌握江淮防線，向南坐擁江東平原，江南富甲之地，仍不失龍興之基本盤。這面型的廣袤京畿腹地，正是與最終淪為孤點的西晉洛陽之區別。與西晉的越是封王重鎮越是靠近洛陽相比，明朝的鎮邊藩王是越重要越遠封，距南京和江南越遠。明初南京並未將京畿方圓400公里內的重要區域拱手藩王軍鎮。即使存在遠藩封王，南京中央內的集權，也是非常牢固的。帝國中心區域，仍足矣以一己之力，壓滅任何一方兩府之地的藩王反叛。這與當時社會上，再無能控制州郡之地的豪門世族的社會形態有關。

從地方上來說，朱元璋的設計是，包括封藩區域，官員任免權、治權都是收歸中央的，由官僚系統運作。密集分封的同時，每個封王封地，又不過一兩府之地，一旦試圖搶奪地方官署治權，就顯然有反叛跡象，中央也能及時應對。這種地方官僚與監軍塞王之間的制衡，也大大限制了藩王的主動權。尤其是南方與中原的內屏型藩王，根本沒有執結重兵的理由。除非是眾多藩王同時反叛，否則中央當是非常穩固的。

強大的中央轄區實力，封藩與封藩之間，封藩與地方官署之間的相互制衡，好處是建文帝后來激烈削藩和靖難對峙時，弱藩不敢造次。但侷限之處也明顯，就是弱藩是坐山觀虎鬥，實則還是需要以中央實力對付強藩。

6、制度結果：靖難之役，燕王奪取中央，從此封藩淪為帝國累贅



這次分封，仍舊以藩王奪位成功失敗了。分封制雖留下，可藩王實際成了尊貴囚徒，並消耗國家越來越重的財力。明初與西漢時局相比，政治失衡的關節在中央。劉邦將功臣集團利益牢牢捆綁在中央，也肯讓呂后外戚掌權，使兩方成為嫡系皇權的託底構架。朱元璋則將功臣集團盡除，留下的繼承人，又是無強人輔佐，不諳世事的少年。

功臣集團，在西漢分封制向集權制成功過渡的歷史作用中，至關重要。因為它有效遏制了同姓封王真正的可怕之處——竊取皇權的低成本。實封同姓王，是對皇權法統被撕開了一道口子。西漢諸王伐呂、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明初靖難之變，背後都是宗王對皇位的渴望。

有嫡系軍隊和官僚班子，有繼位而無需改朝的道統優勢，藩王對中央的離心力，對皇權的覬覦，幾乎是客觀上必然會滋生的。對宗室諸王來說，誰得到中央，誰就是中央。西漢迎立代王為此，西晉八王之亂為此，成功的靖難之變更是如此。這種局面下，與嫡系皇權牢固捆綁的功臣集團，是漢初分封過渡成功的關鍵點所在，也是與西晉、明初最大的區別所在。他們對中央皇權穩定性的需求更加強烈。

劉邦不斷打壓異姓王，並非他絕對相信同姓王。吳王劉濞就國前，劉邦就直接了當問他：“阿濞呀，你將來會不會造反啊？”劉濞直言不敢。可最後領頭七國反叛的正是他。漢初功臣集團的作用，正是盡力維繫嫡系一支皇權的託底勢力。

在中央，他們家族之間盤根錯節，一旦嫡系皇權被推翻，他們也勢必會被連根拔起。所以呂后活著，他們奉呂后。呂后死了，他們主動滅諸呂，堵住關東諸侯口實，迎立年長且素有賢名的代王，之後又盡力為景帝平定七國之亂。這是利益所在，是與皇權目標趨同下的合作。但朱元璋不然，他對功臣集團是一百個不放心。即使那些功勳權貴真的有反心，他這種拔出蘿蔔帶出泥的，動輒數萬人的連坐，也基本將中央功臣集團內，可用的次階儲備人才給滅乾淨了。這才有了建文帝削藩無將可用的局面。

建文帝低估了削藩的難度，從而採納文官激烈削藩的主張。

其實形勢上，南京方面一直佔據上風。但建文帝沒有認清的一點就是，他的明初中央，雖然看起來強壯，可不是漢景帝的漢初中央。

最大的差別，恰在漢朝功臣集團與景帝高度捆綁在一致利益下。

而明初，主要由職業官僚組成的中央，無論是奉建文帝還是改尊永樂帝，都是效忠明朝。

這個群體的利益、志向取向是多元的。而功臣集團，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其利益格局，就要維護嫡系皇權。

而鏟滅了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後，明初作為科舉制下，鄉紳庶族地主階級主導的社會形態，職業官僚與皇權並無歷史情感作為紐帶，也無家族利益在中央網路交錯的負擔與責任。建文帝的皇權，是利益上孤立的皇權，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結果是，李景隆成為了靖難首功。後來的永樂帝朱棣，是感受到了這層，他老爸朱元璋設計出的皇權之利益孤獨，於是他對南京中央官場洗牌，對南京舊臣施行暴力恐嚇，扶持靖難功臣集團全面上位，甚至把首都也遷到了北京。

而藩王對中央的竊取關鍵，在於拿到中央，就拿到了皇權的合法性。朱棣先於建文帝看到了這是兩個人的爭鬥，而不是兩個國家或兩個集團，於是擒賊先擒王，直接勾結內奸拿下京師，一舉解決所有問題。藩王的血統動力和極低的篡權成本，才是實行封制無法忽視的先天弊端。

要說朱元璋的制衡之設計，如果建文帝不搞那麼激烈，那麼急功近利，或者他本人能夠殺伐決斷一些，或可穩定。畢竟明初的藩王，大都不具備國戰能力。朱棣頂著造反的名頭鏖戰三年，也才河北一隅。在政治合法性上，在實際控制地盤大小上，在軍力後勤上，始終無法與南京中央的雄厚國力比肩。

他最大的依靠和優勢，是自身豐富的統帥經驗和能力，以及作為抗衡蒙古的精銳燕寧鐵騎之師。這說明朱元璋的地緣制衡設計思路，大體是發揮了作用的。誰也沒有料想到的，是朱棣最終孤注一擲，攜精銳騎兵，深入江淮，直臨南京城下。

此時若是沒有建文帝發小李景隆的開城投降，這至多也就是朱棣一次孤軍深入，冒險的運動戰和游擊戰。正是因為李景隆已經受到南京文官系統的彈劾，有了性命之憂，卻仍被建文帝委以重任，才會在關鍵時刻勾結叛軍並反水。可見南京中央，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以及一個能夠掌控局面的明君，來凝聚和穩定政治方向。

其本質，仍是中央出身不同的各派別政治利益的不統一，造成的中央決策面紊亂。如果功臣集團能有一定的儲存，或許不至此。這才是南京遠遠不如朱棣團隊，不如西漢中央團隊的致命問題。

朱元璋的設計，強於西晉，因為偏重中央腹地之強實，集權程度之強力，對藩王封得多而雖小。但這次分封，不能說於國有太大損失，但又不及西漢成功，在優勢情形下沒能儲存下嫡系一脈。因為沒有中央內部政治利益之一致，是失於人事。

他對開國功臣集團的不儲存，讓朝中無可以穩定局面之人，更讓李景隆這類僅存的功臣二代和新興職業官僚間，存在著無法調和又無法抵抗的衝突。而這些，又與朱元璋最初的太子意外之死而忽然引發的繼承問題，以及南京都城方位問題，不得不施行分封作為替代策略有關。

封同姓王是親親之道，拜異姓將是親賢之道。外姓會割據叛亂，同姓也會坐大造反。同姓、異姓相互制衡，才是帝王的權變之道。偏於任何一方，實則損害了平衡，勢必引發後權威時代的問題。這三次分封的成功與失敗，都有時代因素，繼承者因素，制衡設計效用發揮程度的因素。但從歷史的大視角來說，分封制的確是逆流。用問題堵問題，新的問題始終也是需要得到解決的。把問題交予後人，這大概是很多王朝第一代創業者，所留下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