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王后：1793年10月14-16日》［法］ 埃馬紐埃爾· 德·瓦雷基耶爾著，曾昭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355頁，68。00元

自瑪麗·安託瓦內特（1755-1793）被以“人民公敵”的罪名判處死刑，關於這位“斷頭王后”的著作汗牛充棟，然而關於她審判的研究卻寥寥無幾。法國曆史學家埃馬紐埃爾·德·瓦雷基耶爾的近著《審判王后：1793年10月14-16日》在很大程度上可謂填補了這一空白。

對王后之死，革命者無不拍手稱快，而一班文人雅士卻為之痛心疾首。英國著名作家霍拉斯·沃爾波爾盛讚王后“亭亭玉立時，她是美的塑像；翩翩起舞時，她是優雅的化身”。言下之意，不勝唏噓。埃德蒙·伯克在《法國革命論》中回憶：“她閃耀得像是啟明星，充滿生氣、光輝和歡愉……那是在凡爾賽宮，她當時還是太子妃，她幾乎足不點地縹緲而行，這世間肯定未曾見過更為美妙的圖景。”——他的老對手托馬斯·潘恩對此評價說，“（伯克）垂憐漂亮的羽毛，而忘卻了瀕死的鳥”。另一位浪漫派作家夏多布里昂直接宣稱：“大革命透過殺死安託瓦內特，殺死了青春和美。”——從此，法國政壇唯餘愈演愈烈的暴力恐怖。

為了體現大革命的民主和正義原則，審判王后的革命法庭（或稱“特別刑事法庭”）包括富基耶-坦維爾等九位法官以及十五名陪審團成員，後者大多為無套褲漢，即所謂“巴黎人民”的代表——事實上在革命爆發的1789年，他們僅佔巴黎總人口兩千六百萬的百分之五。史料證明，經過精心挑選的陪審團成員與富基耶及代理檢察官都有私交。出庭的證人前後有數十名，但他們大多是警局的線人和密探——他們出庭指控，不過是“奉命行事”，正如革命法庭全體成員開庭之前已領受羅伯斯庇爾的耳提面命。同時，為防範保王派從中作梗，革命委員會宣佈所有“事關重大”的審判都要秘密進行，不允許旁聽。

對王后的指控主要集中在公私品行兩個方面。從國家利益方面看，由於王后揮霍成性，驕奢淫逸，並對周圍親信濫施恩賞，導致國庫虛空，王后由此獲得“赤字夫人”的綽號——據說有證人目睹，她曾向其兄長、奧地利皇帝約瑟夫秘密匯出兩億金幣。此外，她對革命極度憎恨，法庭上有證人荒唐地發誓：王后曾持手槍，伺機行刺擁護革命的奧爾良公爵（此公在革命中改姓“平等”，以示與時俱進）。由於仇視革命，幻想歐洲君主出兵圍剿革命政權並解救路易十六，王后不惜出賣軍事情報，目的在於顛覆革命，復辟王權。以上種種，可見王后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

處決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

從個人生活方面看，王后生性輕佻，曾在小特里亞農宮舉辦士民混雜的田園遊嬉，並在凡爾賽行宮舉行文藝復興式的假面舞會，藉機與陌生男子暗通款曲（傳說王后慾壑難填，每晚至少六個男人陪侍，第二天殺掉在沸水中毀屍滅跡），“穢亂宮廷”（與一百年後中國謠傳的慈禧太后的罪名相似）。不僅於此，王后與其女友波利尼亞公爵夫人形影不離，被當時流傳甚廣的《杜歇老爹報》指為“女同性戀”。更有甚者，還有人指控她為“狐媚惑眾”，每日生食孩童（肉醬），以養童顏。所有控訴中最令人髮指的一則罪狀，是她引誘八歲的兒子路易十七行“亂倫”之事——僅僅因為後者的供狀中有一句：“我睡在媽媽和姑姑中間。”據歷史學家考證，上述罪狀大多捕風捉影，荒誕不經，王后本人也不屑於一一反駁。唯有聽聞最後一條，她轉身面向聽眾，淚流滿面，說出下面一番言辭：“如果我沒有回答，那是因為自然的天性拒絕迴應對一位母親作出的這種罪責。我懇請此間所有的母親為我公斷。”——據記載現場有若干婦女因同情其遭遇而哀慟昏厥。羅伯斯庇爾聞訊則將負責起訴的檢察官“杜歇老爹”貶斥為“蠢貨埃貝爾”。

正如1794年受審的革命領袖丹東所言，他之前想要一個政治法庭（他親手創立了這一法庭），之後在這一法庭上，政治卻要了他的命——他被禁言並迅速判處死刑，儘管缺乏任何反革命的確鑿證據。同樣，對王后的指控雖然條目繁多，但真正有力的罪證卻少之又少。據王后身邊的女僕交代，1793年國王路易十六駕崩後，王后以國王之禮對待路易十七，處處為他讓路，並扶他端坐最高處——這一“證言”遂成為王后試圖“復辟專制”的罪證。另外，突擊搜查王后房間，發現一塊飾有十字架和聖心圖案的布料，是天主教在旺代集結謀反的信物，可以推斷王后“亡我之心不死”。更重要的是，衛兵還發現王后妝匣中一塊微型蠟質雕像，刻畫的是神話人物美狄亞（美狄亞為報復伊阿宋婚內出軌，動手將一雙親生兒女殺死）。由此王后亦被認定為類乎美狄亞的“邪惡女妖”，禍國殃民，罪無可赦。10月16日，她被宣判為“法國人民的公敵”，立即執行死刑。

根據本書作者瓦雷基耶爾的研究，王后在身為“太子妃”時期（路易十五當政）生活的確奢靡，但在四個子女相繼出生後，個人生活“頗為節儉”。而路易十六最後幾年的財政危機主要是因為法國不遺餘力地支援美國革命，以大革命爆發的1789年為例，當年援外的份額佔總支出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四十一——國庫虧空顯然不應由王后買單。此外，真正對王后聲譽造成致命打擊的是舉世震驚的“鑽石項鍊”事件。儘管法院判決本案兩位主要當事人羅昂主教和沃盧瓦夫人罪名成立，可社會輿論卻堅信羅昂被冤枉而沃盧瓦夫人是為王后頂罪（沃盧瓦夫人逃到英國後對王后大肆誹謗），安託瓦內特乃由之前萬人爭睹的“洛可可王后”一變而為法國人心目中的邪惡女人，觸犯眾怒。

令革命派最不能容忍的是王后的“死硬”立場。作為堅定的反革命派，她堅信國王權威不容挑戰，王室尊嚴不容玷汙。當法國陷入混亂、王室遭遇危險時，王后以一己柔弱之軀，請求境外勢力（主要是奧國）武裝干涉，試圖力挽狂瀾。大革命時期的著名政治家、雅各賓俱樂部創始人米拉波（後來受王后感化，成為保王派）如此評價安託瓦內特：“整個凡爾賽只有（她）一個男子漢。”

研究表明，與後世一般認為王后“擅弄權術”的印象恰恰相反，至少在大革命爆發之前，王后根本無意干政。因為路易十六自幼目睹其祖父路易十五的情婦們干預朝政，對此深惡痛絕，並立下政治規矩：“不允許女性參與任何國事。”1787年，外相韋爾熱納去世，國王悲慟不已——自路易十三以來的權相體制由此瓦解。內閣大臣走馬輪換，而內政外交之困境並無好轉，國王深陷抑鬱——“我知道別人說我優柔寡斷軟弱無能，但此前從未有人面臨過如此困境。”與國王的仁慈善良、近乎麻木不同，王后“意志強勁、決斷迅速”。準確地說，是大革命爆發促使王后走上權力舞臺——在國王放棄權力之時。她開始掌握秘密資金，嘗試建立歐洲諜報網，並學會使用密碼與外交官聯絡。王后之“干政”，並非出於喜好，亦非犧牲精神。照著名傳記作家斯特凡·茨威格的說法，“既出於自保本能，也是王家義務”——畢竟“君權神授”是她終身不渝的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當革命法庭指控她在凡爾賽宮狂歡踐踏革命軍三色帽徽時，法庭庭長埃爾芒的判詞是她利用“性身”，與政客私通、勾搭，從事有損於政身國體（body politic）的勾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一書中，林·亨特據此做出論斷：大革命仇視女性，乃是將舊時代社會問題統統歸結於紅顏禍水——國王的“情婦干政”導致國運衰亡，婦女團體則被詆為“潑婦軍”和“良家婦女的瘟疫”（後來乾脆宣佈所有婦女組織皆為非法）。林·亨特發現在革命者對安託瓦內特的指控中包含著一條重要的罪名，即教唆國王如何偽裝。從這個角度看，女性的特徵與共和派的美德無疑互不相容（狄更斯筆下的織衣婦德法日太太便是仇恨與惡毒的化身），因此女性必須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可見，上述種種指控恰好反映出革命者對作為女性的王后“侵入公共領域”的焦慮。

並非巧合的是，王后被處決兩週之後，大革命中另外兩位傑出女性代表羅蘭夫人與奧蘭普·德·古日也相繼被推上斷頭臺。她們的重大罪名之一都是“違反婦德”。1793前後，在巴黎街頭湧現一百多種涉及婦女權利的小冊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奧蘭浦·德·古日兩年前所寫的《婦女與女公民的權利宣言》。這份宣言以《人權宣言》為藍本，將《人權宣言》中宣佈的各項權力逐一運用到婦女身上，號召婦女為爭取自身權利而奮鬥。儘管作者宣稱“我們要求啟蒙和工作，並不是為了侵犯男人的權威，而是為了贏得他們的尊重和獲得擺脫不幸生活遭遇的手段”，但這份大膽的宣言還是觸痛了革命者的神經，作者也因此（以及膽敢為路易十六辯護）被安上“煽動反革命”的罪名。

同樣遭遇不幸的還有羅蘭夫人。1792年6月，就任內政部部長僅三個月的羅蘭先生被路易十六解除職務，原因是羅蘭夫人代擬一封呈交國王的“陳情表”，因言辭激切而逢彼之怒。“陳情表”公開後，羅蘭先生被視為“愛國主義的殉難者”，深孚人望，旋即東山再起。羅蘭夫人的沙龍由此成為內閣的議事廳，她本人也成為吉倫特派的實際領袖。後來，雅各賓派採取恐怖手段將吉倫特派趕出議會，這群滿腔熱情的革命家（在馬拉、丹東等人尚為保王黨人之時，他們已是激進的共和派），一個個被羅伯斯庇爾先後送上斷頭臺。

革命怎麼會革到自己人頭上？羅蘭夫人是其中少有的覺悟者，她在獄中給羅伯斯庇爾寫信說：“我知道該怎樣承受一切事情，我也很清楚在每一個共和國初期，對之起作用的革命，在變革中總會選擇主要的參與者作為自己的犧牲品……我寫信是為了給你啟迪，命運變幻無常——民眾的支援也是如此。看看前代那些革命人物的命運吧——先是人民的偶像，後是人民的統治者……但他們能夠阻止他們的名字遭受後代人公正的咒罵嗎？”日後羅伯斯庇爾的覆亡，果如其言。

羅蘭夫人

其實，在革命者眼中，臨死前喊出“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的羅蘭夫人真正的罪狀不在於鼓吹“自由寬容”或“背叛革命”，而在於她以女性之身，竟然敢於涉足政治領域，妄圖憑藉影子內閣“操持國柄”。這位“傲慢不可一世”的羅蘭夫人，和王后一樣——王室的身體與“國體”休慼相關——是擅越自然本位的“錯置”（mixed being），她們侵入公共政治領域不僅引發革命者的焦慮，更令他們大為恐慌。她們被無端強加的罪名——無論是羅蘭夫人的“傷風敗俗”還是王后的“穢亂宮闈”，都反映出革命者對性別機制的擔憂——正是這一項罪名洩露了革命者的心事：憂懼“兩性疆界的瓦解”。相比於私德，女性的“僭越”更令人憤慨，人人（革命者以及旁觀者）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王后等人也就順理成章淪為“洩憤”的物件。

由此，大革命對女性的厭惡與仇恨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儘管表面來看，自由、理性、智慧等共和國理念，通常以女性（尤其是處女）的形象加以展示，但也僅僅是借用其形象而已——正如伯克所譏諷的“大革命的口號僅僅只是口號”。何況其中最為響亮的口號之一“博愛”（fraternity），其本意不過是男人之間的“兄弟之愛”——與女性了無干涉。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現代社會誕育的過程中，大革命是父權（專制）向男權（民主）轉變的標誌。身處革命洪流和漩渦中的羅蘭夫人和安託瓦內特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象徵——即女性特質及女性原罪的象徵。它威脅著共和國的男子氣概和兄弟之愛，因此引發革命者同仇敵愾。

毋庸置疑，革命領袖的立場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大革命仇視女性的輿論導向。其中，被奉為大革命“精神導師”盧梭的觀點頗具影響力。他極力批評婦女對男性領域的“僭越”破壞了兩性應有的自然關係，使男人女性化，也必將使得整個社會腐化墮落。革命元勳米拉波在革命興起之初率先發表“婦女註定主內，不應該走出家庭”的演講，進一步為大革命歧視婦女的政策定下了基調。另一位革命“紅人”塔列朗主教提交給制憲會議的一份報告則更加直截了當：“不要把我們的生活伴侶培養成對手”，因為“婦女的美德要求她們不去追求行使政治權利。難道還不明白她們柔弱的身材、文雅的性情、母性的天職必須讓她們遠離權力，專門照看家務嗎？”與此同時，號稱“不可腐蝕者”的羅伯斯庇爾則致力於打造完美無瑕的“美德共和國”——他將上述理論落實在行動中：透過不近女色（也不近人情）展示他與舊時代專制君主的本質區別。被譽為大革命“預言家”的馬拉也認為“婦女不應該承擔任何公共事務，而應該透過家務來體現自己的價值”。夏洛特·科黛（被貶稱為“老處女”）刺殺馬拉事件之後，婦女對男性報復的恐懼感縈繞在革命者（及其領袖）心頭，也迫使他們儘快採取革命行動消除心腹之患。

羅伯斯庇爾致力於打造完美無瑕的“美德共和國”，最後也被推上斷頭臺。

當然，革命派對婦女的態度也並非一成不變。當革命爆發之際，保王派反動武裝尚處於強勢地位，以吉倫特派為首的國民公會為擴充革命力量，對婦女進行了多方面的政治教育和動員，例如，他們授予婦女“女公民”的稱號，允許她們出席旁聽議會和各區大會，接納婦女進入俱樂部等等。同時，由於大革命使法國的奢侈品製造業遭受沉重打擊，傳統的製造蕾絲花邊、粗天鵝絨、絲錦緞帶以及鑲邊行業等幾乎全部倒閉，廣大女工因此失業，衣食無著。革命者決意利用這一契機，組織諾曼和沃萊地區的蕾絲女工發起暴動。應該說，正是革命者的有意識引導使得廣大婦女捲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她們也藉此登上了政治舞臺。

然而，在革命形勢逐漸好轉之後，“最厭惡女人”的雅各賓派取得最高權力，立即將他們對女性進行限權的主張付諸行動。“共和二年”（即1893年）初，國民公會透過一項法令，“禁止以任何名義建立的婦女俱樂部和婦女公眾團體”。隨後，國民公會又釋出更為嚴厲的補充法令：“婦女們只有在丈夫和孩子一起出席的情況下，才能參加社會活動。”根據法令，“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樂部”在10月30日被封閉，大革命時期爭取婦女權利的鬥爭從此劃上句號。

針對個別公社成員的質疑，巴黎公社檢察長皮埃爾·肖美特大放厥詞，聲稱婦女參與政治活動就是潑婦上街，擾亂社會治安，必須加以嚴懲。巴黎《導報》則刊登了對安託瓦內特等三名婦女的判決並附加評論——她們被處決的理由很簡單：身為女性而從政，是忘記/逾越了自己性別的“悖逆”之舉，大逆不道，罪有應得。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恰好發生在號稱最為民主的“共和元年憲法”出臺之際，“人民主權”和“自由”“平等”的口號震耳欲聾——無疑是對“人權”“平等”的莫大諷刺。這一禁令的頒行無疑是法國女性的悲哀，也是法國大革命的悲哀。

瓦雷基耶爾等歷史學家透過研究表明，革命領導人一方面高喊所謂人人平等的“天賦人權”，另一方面卻又將婦女視為男人的天然附屬品和潛在的“敵人”。只是在與舊制度較量的過程中，他們需要婦女參與來壯大革命力量的時候，其集體“厭女症”才會稍加收斂。而一旦政權到手，偉大的革命家們則無一例外又復歸為“厭女症”患者。大革命期間居留巴黎的美國駐法公使托馬斯·傑弗遜對此曾做出精闢的論斷：“如果沒有王后，就不會發生革命。”——因為在群情激憤、波旁王朝四百年基業搖搖欲墜之際，“瑪麗·安託瓦內特的效能力、生育能力和其他生理特徵都成為關於性別、階級和權力的激烈爭論的藉口和催化劑，動搖了舊制度，也引爆了大革命”。一言以蔽之，王后既是反動專制政權的替罪羊，也是革命恐怖暴力的犧牲品，因為“可怕的命運”使得她不幸遭逢一個亙古未見之亂世。在這個以斷頭臺為表徵的時代——照斯塔爾夫人的說法——革命者透過血腥暴力，直接將“地獄帶至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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