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字數：4262，閱讀時間：約11分鐘

編者按：對於許多羅粉來說，古羅馬軍團無疑是“精銳”的代名詞，依靠整肅的訓練、充足的後勤補給和嚴明的紀律，羅馬人建立了足以匹敵任何一支部隊的龐大軍團。但羅馬人的擴張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在面對北部日耳曼部落時，羅馬軍團卻經常處於一種極為被動的地位。那麼，日耳曼人是如何在組織、武備以及文化全面落後於羅馬的情況下，還能做到跟羅馬軍團五五開的呢？

在與馬其頓、迦太基等勢力的交鋒中，羅馬軍團無疑展現出了它應有的威力。與馬其頓爆發的4次大規模戰爭，最終以羅馬控制馬其頓王國而告終，這也經常被認為是馬其頓方陣不敵羅馬軍團的證明，馬其頓戰爭的勝負最根本取決於兩國國力的差距，可羅馬軍團在對抗馬其頓方陣時顯現出的靈活、機動優勢同樣不可忽略。這也經常被認為是羅馬方陣優於馬其頓方陣的例證。

羅馬軍團自馬略軍事改革後幾乎成了職業軍隊的標杆。與改革前相比，新的羅馬軍團廢棄了源自王政時期的徵召兵制，原先的財產資格限制被取消（沒錯，在此之前窮人連當兵的權利都沒有），自此，包括無產者在內的所有羅馬公民都可以應募入伍，士兵的武器裝備同一由國家調配，自此，羅馬軍隊中除了少數輔助性質的輕裝部隊外，都整合成了更加精銳的重灌步兵。

改制之後的羅馬士兵不再像先前那樣，只在戰時進行臨時性的徵召，而是變成了常備軍，在入伍後至少要服役16年。這種服役年限的存在，讓軍事訓練的價值可以儲存下來，畢竟如果士兵只能臨時應召，無法確定服役年限和從軍時間，那麼再多的訓練都會變得毫無意義。

對於冷兵器時代的軍隊而言，軍事訓練的重要性還不止於此。訓練還會在潛移默化中強化紀律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早期的雅典人不如斯巴達人，斯巴達人不如色諾芬時代的希臘僱傭軍，而這些僱傭軍又難以與羅馬軍團相匹敵。

按照《通史》的作者波利比烏斯（Polybius）的說法，“希臘人從來沒有學會真正的服從”，作為希臘人，原作者的這句話可不是誇耀希臘公民對抗暴政的不屈，相反，這可能是作者眼中希臘軍隊的癥結之一。

即使是軍事化程度最深的斯巴達人，面對權威也經常展現出“不羈之心”。軍隊不同於它處，令行禁止極為重要。希波戰爭後期的普拉提亞之戰中，希臘聯軍因斷糧不得不後撤，結果一位斯巴達將領卻臨陣抗命，導致後撤行動延期，導致斯巴達與希臘軍隊之間出現巨大空檔。雖然這次軍事失誤並沒有導致最終失敗，但斯巴達軍人的固執可見一斑。

這樣的事件在斯巴達不止一次地發生過。公元前418年， 斯巴達國王阿吉斯率軍入侵阿提卡，他本人已經隨親衛出擊，但一名監軍（或者說顧問）卻在戰場高聲反對他的出擊決定，不得已之下他又灰溜溜的後撤回來，這種尷尬處境遠沒有結束，同年的了曼提尼亞中，又有兩位斯巴達將領在戰鬥中公然反對其決定，但這名斯巴達國王卻沒有絲毫辦法，依舊只能等到戰爭結束後在公民大會上指控其瀆職罪行。

當然了，斯巴達的老對手雅典在軍事紀律水平上同樣“旗鼓相當”。色諾芬曾經在《回憶蘇格拉底》中借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之口抱怨稱：“雅典人很聽健身教練和合唱指揮的話，雅典的騎士和重灌步兵卻總與長官發生爭執”。

而羅馬軍隊中的情況卻全然不同，即使不提那令人駭然的“十一抽殺律“，在羅馬軍營中，森嚴的軍事紀律依舊足以震懾士兵乃至軍官們。羅馬執政官的身邊往往跟隨著6名手持束棒（fasces）的扈從，這一信物在幾千年後演變為強權、暴力的恐怖烙印，至於更基層的百夫長，則是以木棒充作刑罰之具。軍營之中，不僅抗命、畏戰要被處以極刑，就連巡邏時忘記佩戴標準武器，也有可能會被當做典型處置。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軍法威嚴，並不僅針對普通士兵，貴族、軍官同樣受軍法限制。執政官曼利烏斯之子，在作戰時違抗軍令，拋棄將領職責與羞辱他的敵人決鬥，結果被其父大義滅親，在軍營中當著全營士兵的將他斬首示眾。可以說，羅馬軍團戰鬥力提升，與其良好的訓練、紀律以及充足的武器裝備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

和羅馬人的正統方式相比，日耳曼人的軍事素養無疑差距明顯。和凱爾特人相比，日耳曼人的冶鐵技術十分低下，從出土的文物來看，即使是日耳曼貴族都沒有多少鎧甲進行武裝。

《羅馬文化對日耳曼人的影響》的作者基克布希曾經考察過萊茵河、易北河等地區日耳曼墓葬群，發現雖然易北河地區富含鐵礦石資源，但和萊茵河地區的日耳曼部落一樣，並不善於利用鐵礦製作兵器。和羅馬人、馬其頓人乃至凱爾特部落的鄰居不同，他們還沒有熟練掌握延展胚料的技術，因此其武器製品相對簡陋。而鎧甲之類的製品更是少之又少，最普遍使用的防具是木質的覆革大盾，以及由生皮和皮革製成的皮甲。在作戰時，他們的步兵戰術也相當原始，由於護具較少，日耳曼人往往只能讓裝備較好的精銳勇士在前排打頭陣，以此來減少遠端武器對無防護步兵們的殺傷。

如果只是武器和裝備上的劣勢，往往還能以訓練進行彌補，例如馬其頓方陣戰術，早期的馬其頓方陣，之所以要減少了鎧甲的數量，並不完全是出於機動性考慮，馬其頓衰落的國力無疑也是促使腓力二世為重步兵“減負”的重要原因，只不過，憑藉著良好的軍事訓練和令行禁止的嚴明紀律，馬其頓長槍兵能夠操作長槍對抗傳統的希臘重步兵方陣。但詭異的是，即使是在這一點上，日耳曼人也並不佔優。

雖然“訓練”是部隊提升戰鬥力的關鍵因素，但對於非職業軍隊而言，訓練次數和頻率往往還要受限於成員的經濟模式。職業部隊脫產後，可以將大量精力用於軍事訓練，以彌補裝備水平的不足，但日耳曼部落的情況卻顯然不滿足這一條件，好聽一點講日耳曼人是“全民皆兵”，而事實上，日耳曼部落的成年男子既是獵人，又是戰士，有時，一些部落因為善於耕作，也會在遷居於合適耕作的聚落時以耕種為生，這就意味著這些壯勞力同時也充當農夫的角色。

由於生產力發展緩慢，日耳曼人維繫著以數百人為單位的氏族聚落模式，這種模式使得日耳曼部落的人口密度存在著明顯的上限，一個佔地幾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最多存在這樣一個聚落。若是人員過多，那麼這片土地就很難養活多餘的族屬，這無疑限制了日耳曼人形成更為強大的王國或者說族群。

在這種條件下，各氏族間的聯絡很難進一步增強。無論是酋長還是所謂的“國王”，既沒有資源也沒有動力去建立專業但耗費更高的職業士兵，畢竟，對於這些實力明顯不足的小勢力而言，依靠族內勇士已經足以應對大多數衝突和紛爭了。

沒有穩定的的職業兵體系，往往也就意味著很難有穩定和持久的軍事訓練。事實上，即使是被西方人吹爆的希臘重步兵，在訓練程度上也遠遠遜色於專業的職業士兵。除了斯巴達這種“不事生產”的城邦國家外，即使是雅典、底比斯這些曾經強橫一時的城邦，其士兵的軍事素養也多半源於戰爭淬鍊，而非日復一日的軍事訓練。

所以，和“科班出身”的羅馬士兵相比，日耳曼蠻族部隊的種種短板極為明顯，武器、訓練、紀律的全方位落後，致使他們在會戰中似乎很容易就會被秩序井然的羅馬方陣擊潰。不過，在實際的戰場上，日耳曼人的表現卻絲毫不遜色於羅馬步兵們。

如條頓堡森林之戰中，安東尼之孫——普布里烏斯·奎因克提裡烏斯·瓦盧斯率領的羅馬軍隊被日耳曼人所擊敗，除少數人僥倖逃離戰場外，瓦盧斯及其所屬的兩萬羅馬士兵戰死沙場。這也是自卡萊戰役之後羅馬所經歷的最慘痛失敗。這一戰直接打斷了羅馬的擴張勢頭，自此，羅馬北部的邊界基本形成。

有一點非常有意思，羅馬人早期的軍事單元是“百人隊”，而日耳曼人的最小單元被稱為“百戶”，兩者只在人數上有相似之處，但前者源自於羅馬共和國時期開始的“政治選舉實體”，並不具備真正的戰術單元意義，也就是說，他們在作戰時並不能被用作獨立作戰。而後者形成於各氏族本身，作戰時，同一氏族的日耳曼人在作戰時結成同一佇列。其領隊則是氏族的長老，在作戰時這些長老也可以被稱為“百戶長”。和羅馬人百人長依靠軍法威權管理麾下士兵的方式不同，日耳曼百戶長或者說長老們，並沒有遠超平民的特權，依靠的是平日裡處理冗雜事務時積累的威信。

按照《高盧戰記》的說法，此時的日耳曼人還沒有形成明確的階級分化，凱撒在書中只提到“領袖”和“有勢力的人”，這樣的社會顯然不同於羅馬。而在軍事上，日耳曼百戶長無疑也顯得不夠強勢。以至於，在同時期的羅馬人眼中，日耳曼部隊無疑是毫無秩序可言的奇葩。羅馬人鄙視這些烏合之眾，說他們“撤退起來毫無羞恥之心，也不聽長官號令”。

不過，這顯然不是事實，在兩股勢力的衝突中，他們經常驚訝地發現，這些對手遠比看上去難對付。在各個氏族長老的帶領下，日耳曼人組成了更大規模的楔形陣，這種陣型在陣容的嚴整性上雖然無法與馬其頓、羅馬方陣相提並論，卻極大的利用了日耳曼部隊靈活、機動的特點。

作戰時，即使日耳曼人無法在衝擊中佔據上風，但由於氏族部眾彼此間的親緣和血緣關係，他們不必擔心周遭的戰友或者說親友拋棄自己潰逃而去，相反，在作戰時，由於狩獵活動時形成的默契配合，日耳曼部隊即使在毫無秩序的撤退後，依舊可以迅速結陣，再次發動衝擊。《戰爭藝術史》的作者對這些士兵極為推崇，稱他們“不論平時還是戰時，百戶長統率的日耳曼百戶所具有的凝聚力，都讓紀律最嚴格的羅馬軍團望塵莫及。”

如果說羅馬軍隊是透過訓練、裝備獲得良好計程車氣和配合，那麼日耳曼人則是透過天生的血緣關係獲得不亞於前者的默契程度。不過，這種默契度，顯然有著一系列的潛在條件作為限制。前文提到，日耳曼人的氏族規模受限於生產力的水平，往往只能在幾十平方公里內建立一兩個氏族聚落。

在作戰時，如此稀疏的人口密度導致日耳曼人能夠聚集的部隊極為有限，和遊戲中“蠻族入侵”被描繪為類似亡靈天災、滿坑滿谷的情況不同，真實的歷史中，羅馬人往往可以依靠強悍的軍事動員和後勤補給能力碾壓北方的對手。即使後者總人數佔優，但在某一塊特定戰場上，羅馬人往往可以擁有更為充沛的軍力，事實上，高盧征服者凱撒就極其擅長利用後勤補給和戰略壓制來獲得軍力上的優勢。

對於日耳曼人來說，驍勇善戰、配合默契的勇士們可以抵消訓練、裝備上的不足，卻難以彌補經濟水平差距帶來的動員、後勤上的劣勢。正因如此，在羅馬帝國真正建立後，日耳曼人只能依託森林、山谷等地形優勢抵抗羅馬人的擴張，卻無法像幾百年前那樣攻擊後者的腹心之地。

參考文獻：

1。葉秋華《論日耳曼人國家的形成和法蘭克王國的法律》

2。王琛《論凱撒的用兵原則與指揮藝術》

3。《戰爭藝術史》

4。蘇猛猛《日耳曼戰爭（14—16）與提比略萊茵河邊境政策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