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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兩千年朝代迴圈“周秦之變”是公認的中華文明“分水嶺”

開啟兩千年朝代迴圈“周秦之變”是公認的中華文明“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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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兩千年朝代迴圈“周秦之變”是公認的中華文明“分水嶺”

“周秦之變”是公認的中華文明“分水嶺”。

在此之前,周王朝所建構的宗法政治和小共同體社會,伴隨著春秋時代的禮崩樂壞而漸趨瓦解,“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劇烈變動驅動著中國社會走向了列國兼併的戰國時代,舊秩序的瓦解又催生了“百家爭鳴”探索新秩序的思想活躍期。直至商鞅變法,僻處西戎的秦國完成了以吸納“三晉”先進文化為主題的改制更化,“成文法”“流官制”“軍功爵制”“郡縣體制”等,都在這場變革之中,隨著秦軍的東出而擴散瀰漫。

這一長達數百年的巨大變革,一般均認為以秦始皇統一六國為節點,即告一段落,周秦之變以秦制的全面推行和底定而終結。自此之後,中國社會陷入“朝代迴圈”無法自拔。直至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的武力入侵中止了這長達兩千年的歷史迴圈,也讓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由此,“周秦之變”與兩千年之後的我們建立了因果關係,最終成為中國何以至此的關鍵之問。

姊妹篇《秦磚》與《漢瓦》,正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又不止於回答這一問題。

《秦磚》以商鞅變法為起點,下至秦朝滅亡,繪製了一條制度的變化主線,一條緩慢而堅定地在舊有周制諸侯國組織格局下,逐步除錯變化的主線。簡言之,解答了在“周秦之變”的過程中,“周”何以變為“秦”,藉助出土的簡牘資料,勾勒出一幅秦朝制度完全體的圖景,並得出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即後世延續兩千年的王朝體制,在秦代仍未成型。

以此為標準,則傳統意義上的“周秦之變”,無論在政治制度上,還是在社會結構層面上,都需要將下限後移,直至昭宣之後,方才具備了班固在《漢書·公卿百官表》中繪製的“秦制輪廓”,如三公九卿、郡縣二級政區,等等。

這個“秦制輪廓”或者說“漢制”是過去兩千年間史家研究的重點,近世以來固然有大量漢簡出土,對於整個認識框架仍是補充大於衝擊。限於篇幅,《漢瓦》並沒有複製《秦磚》的寫作模式,對“漢制”作全面的解剖,而是側重於對“何以至此”或者說“因何而變”的問題解答。

簡言之,《秦磚》的主要任務是解答“秦制是什麼?”,而《漢瓦》則側重於探索“秦製為什麼變為漢制?”的答案,也就是“周秦之變”後半段的變化歷程。

眾所周知,“周秦之變”的終點是“王朝迴圈”,而秦朝脫胎於周朝的西陲諸侯,固然採取了“吏治國家”的形式,卻仍對“血緣貴族”傳統保持了極大的尊重,秦始皇接續天命、傳之萬世的夢想,擺出的更是一副歷史終結者的姿態,這與“王朝迴圈”完全是不相干的。

真正開啟這個迴圈的,其實是漢高帝劉邦。

面對儒生陸賈對他稱道詩書,這位剛剛平定天下的成功者下意識的反應竟然是:

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

劉氏天下從何而來?

依靠暴力取得,擁有最強的暴力,就可以宰割天下,建立劉氏王朝,這個邏輯與秦始皇並無不同。

要知道,無論是傳說中的堯舜禪讓,還是三代之治,莫不是古之聖賢傳國,或是有土諸侯的有道伐無道,哪怕嬴秦統一,也是數百年的諸侯後嗣,這份“高貴血脈”的資本,搭配著“五德終始說”的天命轉移,終究還是在三代已降“傳統社會”的框架之內。

反觀劉邦所開創的漢朝,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傳統”徹底割裂的“家天下”。正因為如此,陸賈才留下了流傳千古的勸諫之詞: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這句話的潛臺詞非常清晰,那就是馬上可得之,自然也可

失之於馬上。通俗地說,暴力優勢只是統治的一部分,其保質期的長短與治理方式直接相關,這也是劉邦身處的時代,最清醒的政治家們對於現實的理解。

作為後人,回望這個“第一個”,如果只跟隨司馬遷、班固的筆觸,體會劉邦、項羽、韓信、張良、陳平等人的翻雲覆雨和奇謀妙策,得出一個又一個類似於“性格決定命運”的經驗教訓,無疑就低估了這個時代對於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更看輕了這一個個局中人的智慧。

個體的選擇也好,制度的安排也罷,其中的動因,絕不是遵循著某種前置的人設而刻意設定的戲劇化橋段。那麼,歷史何以至此,就絕不是一個基於人設“關鍵詞”而形成的解釋學故事。所有的真相,都要回到史料細節中,還原每一個局中人所處的環境、背景,一步步地探尋。

故此,《漢瓦》一書雖然沒有設定專章討論制度沿革和權力執行,卻自始至終貫穿著制度的背景,即無論楚、漢,都不是在登上歷史舞臺的一刻,就是人為規劃出的“新制度”完全體;事實恰恰相反,作為“舊制度”中人,馬上得天下的憑藉,恰恰是“舊制度”和“傳統”的一部分,如同一個生物的進化歷程,前代的基因是基礎,卻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發生“突變”。

至於究竟是哪一部分被儲存和發揚光大,又有哪些部分被揚棄退化,追根溯源,其實在組織建立之初的組織形態,聚焦到漢王朝的“洪業”,根子就在王朝的締造者劉邦身上。以他的出身、婚姻、學識、宦歷為基礎,生髮出一張人際關係大網,

將我們耳熟能詳的“豐沛元從”“碭泗楚人”等功臣豪傑網羅其中,當這些人際關係化身為權力互動,就構成了漢帝國制度的基石柱礎。

只不過,在深入梳理這些經緯脈絡之前,我們更應該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集團”“事件”“人物”的歷史本相是否屬實?

正因為這些“結論”的熟識,如同一片片“瓦片”,置身於層樓之下,形成層壘的思考基點,卻讓我們忘記了,這些結論本身也只是“觀點”“視角”,而非“事實”或“真相”,當我們滿足於這些“瓦片”,繼續向上堆砌漢代歷史的認知大廈時,就會發現,歷經之後60年的制度嬗變,高、惠、呂、文、景五個時代的變數疊加,因果律常常失效。

有基於此,《漢瓦》即聚焦於劉邦、項羽、呂雉、項梁、熊心、韓信、魏豹、曹參、周勃、劉恆等熟悉的名字,在史書字縫之中,一片一片地復原、審視我們耳熟能詳的“漢瓦”,就如同《秦磚》一樣,固然有很多的結論會“反常識”,卻絕不會“反科學”,已然足夠。

本文摘自:《漢瓦:西漢王朝洪業啟示錄》前言,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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