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一直認為宋朝是個神奇的朝代——一邊是忠臣良將層出不窮，一邊是奸臣壞蛋遍地開花，夾在中間的皇帝永遠是個糊塗蟲，經常被壞蛋糊弄得跟個二傻子似的。比如在評書《楊家將》中，大奸臣潘仁美與遼國相勾結害死了楊老令公，為了掩蓋真相，他還殺死了楊七郎、呼延贊，又栽贓楊六郎。幸好有八賢王和寇凖聯手查案才使得潘仁美陰謀敗露，為楊家將沉冤昭雪。

大奸臣們的下場一般都很悽慘，被一刀砍死都算幸福的，千刀萬剮那是尋常事

不過潘仁美在我兒時的宋朝奸臣榜上的排名還在陳平（評書《曹家將》中的大奸臣）、張邦昌、秦檜等人之下。當然，將上述幾個壞蛋打包放一塊，也比不上宋朝的終極大反派“龐太師”的分量重。

龐太師有時叫龐吉，有時叫龐集，大多數時間乾脆就頂著個“龐太師”的名頭閃亮登場——只要大宋朝冒出一個忠良他就陷害一個，絕對是有殺錯沒放過。更神奇的是，上至宋太祖趙匡胤、下至宋仁宗趙禎，龐太師橫跨四朝、專注幹壞事一百多年，一點不見老、半分不嫌累，其耍奸使壞的矯健身影堪稱無處不在——跟楊家將作對的是龐太師（而且從楊老令公一口氣陷害到他的曾孫楊文廣），跟呼家將作對的還是龐太師；跟少年包青天斗的是龐太師，跟成年包青天斗的也是龐太師，跟老年包青天斗的還是永遠不老而且鬥志昂揚的龐太師；當然，偶爾龐太師也會放下架子、深入基層，跟展昭、白玉堂等江湖好漢切磋幾手，以體現他的親民精神；而且龐太師也絲毫不放鬆對接班人的培養，比如說他的那個也不知道嫁給過幾任皇帝的女兒龐妃就深得其真傳，害死了呼家300餘口，還成天幫著老爹鬥包拯（不是龐飛燕哈）。不過龐太師的兒子就比較差勁了，基本跟《三國》中的“上將潘鳳”一樣都是欠宰的貨，像龐昱、龐黑虎以及什麼“龐氏四虎”之流的，都早早的被八賢王、包青天之類的忠良拿來祭刀。

龐太師和八賢王——有沒有勾起你年少時的回憶？

說到“八賢王”，這也是個神奇的人物——只要有龐太師出現的地方，必有八賢王與其作對的正義身影，戲份比包青天還足，論壽命起碼得活到150……

“龐太師”當然是個虛構的人物，小說家言也不必當真。不過在真實的歷史中，龐太師確有其原型，而且說起來也是一筆糊塗賬。

“龐太師”的原型，不是名相也是能吏，反正都算不上壞蛋。

現在總有人說“龐太師”的原型人物是張堯佐，其實這事委實是有些冤枉老張了。

張堯佐倒黴就倒黴在外戚這個身份上，其實他也沒幹過啥太壞的事

人家張堯佐可是正牌子的進士出身，早年在州縣做官，也是“破案小能手”一枚，治理地方算得上政績卓著，堪稱小有名望：

“舉進士，歷憲州、筠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知犀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眾敝以曉之，訟遂簡。”（《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列傳第二百二十二》）

老張的名聲變差是在他的侄女、也就是後來溫成皇后得宋仁宗趙禎寵愛以後的事情。趙禎愛屋及烏，便給老張火箭式升官，遂引起對外戚勢力十分反感計程車大夫們的警惕（或者說嫉妒）。於是像餘靖、陳昇之、包拯等名臣就成天拿張堯佐當棉花彈，彈劾得老張渾身是窟窿，以至於趙禎也經常護不住他。於是在仁宗一朝老張的官職忽高忽低、在中央和地方間來回流竄，直到死後才被追贈為太師。

彈劾外戚這種事，不管能不能成、是否冤枉了好人，對言官來說都是有利無弊的事情，何樂而不為？

張堯佐是個能吏，至於人品嘛，撈錢爭權、任用私人之類的汙點肯定是有的。但跟北宋的大部分官員相比，不見得比他們好，但也壞不到哪兒去，跟作惡多端的“龐太師”相比絕對稱得上善良正直……比如說老張跟那些閒著沒事就上表彈他幾章的“名臣”們關係肯定不會很融洽，但要說他陷害過誰，那純屬是子虛烏有。至於說老張跟他那位身為寵妃的大侄女相互勾結、謀害忠良的事蹟，我找了半天也沒發現一樁——話說這位溫成皇后的口碑還是不錯的。

除了被冤枉的張堯佐，“龐太師”的原型人物還能跟誰扯上關係？

當然就只有龐籍了——只要看到“龐吉”或是“龐集”這樣的名字，就知道其中的暗示是多麼的赤裸裸了。

不過相比張堯佐，龐籍就更冤枉了。他既沒有女兒或是侄女嫁給皇帝，自然跟外戚扯不上關係，而且生前死後都沒上過太師。更重要的是，龐籍非但不是個大奸臣，而且在北宋星光熠熠的文官隊伍中，無論才具、作為還是品德都算得上是出類拔萃的。

我認為龐籍是北宋最稱職的宰相之一，善於協調矛盾、舉拔人才，安定局勢

龐籍，字醇之，單州成武（今山東成武）人，出身官宦家庭。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龐籍進士及第，官授黃州（今湖北黃岡）司理參軍，正式進入仕途。

龐籍很快就在黃州顯示出他出眾的才能，深受時任知州、後來也當上了宰相的夏竦的賞識，“以為（龐籍）有宰相器”（《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於是，龐籍很快就因為夏竦的舉薦得以入京為官，任開封府兵曹參軍事。此後，才華橫溢的龐籍又受到時任權知開封府的名臣薛奎的青睞，升任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從此踏上了仕途的快車道，成為北宋文官隊伍中又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話說夏竦跟薛奎雖然都是大人物，但在政見、德行、品性等方面並非一途，甚至頗有隔閡。龐籍能同時得到這兩人的賞識，除了出眾得令人無法忽視的才華以外，也證明他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有著獨到的智慧，而這其實才是這真正的“宰相器”。

當宰相須協理陰陽、調理萬物，幫皇帝把握大政方針、理順人事關係，對情商的要求甚於智商

不過，很多智商與情商出眾的人最終都混成了官場老油條，甚至是佞臣。而龐籍卻並非這樣的人，在必須堅守的原則與大義面前，他甘冒風險也寸步不讓，表現出了一名士大夫應有的操守。

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宋真宗趙恆駕崩，年僅13歲的太子趙禎即位。但這位後來的宋仁宗尚未成年，所以由太后劉娥臨朝稱制。這位劉太后在真宗執政末年就借後者多病之機逐步接管朝權，成為太后之後更是權勢滔天，無人能制。她不僅在朝會上與小皇帝同坐（趙禎坐左邊，劉娥坐右邊），還給自己上尊號、公然穿上只有皇帝才有資格穿著的兗服去祭祀宗廟。同時她還打算給自己立家廟、處處以武則天自比，簡直離一腳踢掉趙禎、自立為女帝僅一步之遙。

可惜劉娥的自立之舉遭到了整個文官集團的堅決抵制，她也很快因病鬱鬱而終。不過在臨死前劉娥還不死心，遺詔由章惠太后楊氏參議軍國大事，就是不讓趙禎親政。在這關鍵的時刻，時任侍御史的龐籍站了出來，要求閣門（北宋負責官員朝參、禮儀等事宜的機構）將太后臨朝稱制的禮儀制度全部燒掉，堅決主張讓趙禎親政。龐籍此舉讓他名聲大噪，獲贊“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醇之，天子御史也。”（引用同上）

其實劉太后在民間故事中跟龐太師一樣，也是個大反派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已經24歲了的趙禎終於親政。可以說他能夠最終真正掌權，並創下後來的“仁宗盛治”，包括龐籍在內的文官集團居功至偉：

“富弼上疏曰：昔莊獻（劉娥）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太弱，而莊獻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葢賴一二忠臣救護之，使莊獻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三·明道二年》）

此後龐籍一直在中樞任職，官至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天章閣待制。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自稱皇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北宋的西北邊疆形勢驟然緊張。尤其是宋軍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連續三戰慘敗之後，宋夏之間的矛盾已然超越宋遼，成為北宋最大的外患。

北宋與遼、金間的戰爭持續的時間不長，唯與西夏，一打就是將近百年

趙禎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啟用龐籍來安定西北。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龐籍授任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不久又兼任鄜延都總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成為西北方面的封疆大吏。龐籍到任後，並不急於反攻，而是重在整軍治民：針對宋軍軍紀敗壞、畏敵如虎而殘民之害不亞於西賊的現狀，他在軍中行酷法，“軍中有犯，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貌似北宋文官治軍都喜歡玩這一手，韓琦、夏竦等人都這麼幹過，不過效果還不錯，“故士卒畏服”；同時他採取了精兵簡政、減輕百姓負擔等措施，獲得了很高的聲望。龐籍在西北任職5年，政績斐然，使得北宋在連續大敗之後漸漸穩定了局面，與西夏恢復了對峙的態勢。因此在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龐籍被召回中樞，先後出任參知政事和樞密使，6年後，趙禎拜龐籍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也就是說龐籍終於當上了宰相。

但龐籍這個宰相可不一般！

北宋的相權被皇帝分得稀碎，所以看上去人人說了算又人人都說了不算，效率極其低下

北宋宰相的相權被皇帝削得厲害，不但有“兩府三司制”分權，而且實行多相制導致稱相者多如牛毛（即便不算參政知事、門下侍郎之類的副相，北宋165年間僅正相就搞出了93個）。同時北宋的皇帝還特別喜歡玩一個叫“閒著沒事換宰相”的遊戲，宰相新官上任屁股還沒坐熱就被攆下臺的情況司空見慣，能在相位上坐滿一年的，都堪稱老資格。

而且宋沿唐制設昭文館、史館和集賢殿書院，稱之為“三館”，通常以兼昭文館大學士者為首相，監修國史（執史館）者為次相，兼集賢殿大學士者為末相——龐籍身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意味著什麼？那就是獨相，而且這一“獨”就是3年之久。

在北宋能夠享受這一待遇的宰相不過十一之數，而且都是趙普、呂夷簡、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這種無論忠奸、皆為大名鼎鼎之輩。更何況趙禎在位42年換了23個宰相，享受到這一待遇的僅龐籍一人而已。

北宋的皇帝被晚唐、五代嚇破了膽，所以根本不敢讓任何人長期為相

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趙禎換宰相的癮又犯了，於是授意韓絳等人揪住老龐的小辮子猛彈一氣。然後趙禎順勢罷相，將龐籍貶為鄆州知州，仍兼觀文殿大學士。不久後又授職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任幷州知州——先貶後褒、出任地方大員，這是北宋處理前任宰相的常規操作。

此後龐籍一直在地方蹉跎，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被召還京時，以老病為由上書致仕，晉太子太保，封穎國公。3年後，龐籍病逝，享年76歲，追贈司空、加侍中，諡號莊敏。

為啥北宋的名臣、忠良總是被潑一身的髒水？

其實在民間傳說中的那些兩宋大壞蛋們，除了那個完全虛構出來的陳平以外，也就秦檜名副其實。連張邦昌都很冤枉——話說老張當上那個偽楚的皇帝完全是被逼無奈的結果（女真人以屠城相威脅），而且要不是他主動退位並堅決擁立趙構，老趙家能否靠南宋再續命152年，可能還是個未知數。

張邦昌是主和派，被逼當了33天的“皇帝”，還偷吃了趙構的小媽——他大概就幹了這些壞事

再說張邦昌回頭就被趙構“恩將仇報”的幹掉了，他就算是想禍害岳飛也沒機會啊？

再比如說潘仁美的原型潘美。

宋太祖趙匡胤能夠黃袍加身，繼而掃平江南半壁、幾乎一統天下所依靠的兩大打手，一為曹彬，另一個就是潘美。史載“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討之託”（《宋史·卷二百五十八·列傳第十七》），在北宋滅南漢、南唐、北漢等戰役中居功至偉，並長期駐守河北，成為抵禦契丹南侵的中流砥柱。

在小說中，潘仁美因為在徵北漢時被楊繼業兩口子輪番暴打，所以懷恨在心、公報私仇，害死了楊繼業——這當然是虛構的故事，因為在現實中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基本為零。

以潘美的資格、地位和受皇帝信任程度，他就算直接砍死楊業，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前邊說過，潘美是北宋軍中與曹彬齊名的兩大巨頭之一，而且深得趙匡胤兄弟的信重，位高而權重，根本不是楊業一介降將可堪比的。而且潘美就算忌恨楊業，要殺他也無需假契丹人之手，還累得那麼多兵馬陪葬，很可能一刀就砍了——史載“美好乘怒殺人”，看樣子也是個直腸子軍人，應該不屑於用這種齷齪手段。

事實上在楊業死後，宋太宗趙炅對於潘美的處分也就是敷衍了事——削秩三等，降為檢校太保，次年就官復原職。而且此後老潘不斷加官進爵，官至同平章事，死後贈中書令，諡武惠；真宗年間因章懷皇后故（潘美的女兒）追封為鄭王、配太宗廟附祀；宋哲宗年間受供奉於“宋八賢堂”，宋徽宗年間配享功臣之位，潘美高舉次席；趙構建南宋以後，又繪輔弼勳勞之臣像於景靈宮之壁，潘美仍列其間。

無論是生前功還是身後名，把楊家將打包到一塊，其分量也較潘美也差之甚遠，潘美根本沒有陰謀陷害楊家的動機和必要。

對於真實的北宋歷史而言，不能說楊家將無足輕重，但較之潘美還是差得太遠

而且潘美的人品也是靠譜的，哪怕在後世也有口皆碑，還因此在明朝時祀於帝廟：

“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以廟祀。”（《明太祖寶訓·卷二》）

再比如說龐籍。跟小說中的那個“龐太師”專注害人一百多年不同，龐籍不但跟“死對頭”包拯同殿為臣，而且關係不錯，跟另兩位仁宗朝名臣范仲淹、韓琦更是關係莫逆。同時，身為宰相的龐籍也非常重視選拔人才，比如司馬光就是透過龐籍的賞識任用才脫穎而出的。

同時，龐籍的眼光、胸懷和度量也非一般人可比。比如他被罷相以後，趙禎打算任命文彥博和富弼為相，不過文彥博私心較重而且貪財，富弼則因為個性的問題也飽受非議。趙禎一時猶豫不決，便徵求龐籍的意見，而後者的一番諫言終於使前者下定了決心，任命文、富二人為相：

“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猝致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至和二年》）

龐籍的意見其實就是我們熟知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原則——這才是真正的宰相胸襟，這樣的人怎麼可能一肚子壞水、成天以害人為樂？

狄青因龐籍而建功立業，也在龐籍失勢後被文官欺負得死去活來

龐籍當然沒有陷害過楊家將（龐籍跟楊業的孫子楊文廣是同代人）和呼家將，更沒有悽慘的被呼延慶施醢刑（即剁成肉醬之刑）於大庭廣眾之下。相反，北宋最著名的武將狄青還是他親手提拔併力薦才得以重用的：

“青之討智高也，朝臣謂青武人，不足獨任，宜以重臣統之。獨龐籍力言青可用，且謂委任不專，將致僨事。帝用其言，青以成功。”（《史傳三編·卷四十八·名臣續傳第五》清·朱軾）

可為啥像潘美、龐籍（甚至可以加上張堯佐和張邦昌）等名臣，偏偏在民間和小說中被潑了一身的髒水？

答案其實非常簡單。兩宋在歷史上的“正朔”王朝中以軍事實力孱弱、被各種蠻夷輪番暴打而“馳名遐邇”。民間計程車人與百姓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餘，身為“天朝上國”的子民又不願意承認敵人的強大，這樣一來失敗的原因只能歸咎於“內鬼”了。

兩次亡於異族之手——這種事也就宋朝的趙家皇帝幹得出來，讓人十分窩火

於是一個個或現實、或虛構的大奸賊便在民間傳說以及通俗小說中閃亮登場了。

其實兩宋的問題出在哪兒，大家心知肚明——罪魁禍首當然是皇帝無疑。

在晚唐及五代之後立國的宋朝皇帝，徹底的被那一幕幕君權旁落、武將篡國的亂世景象嚇破了膽。為了不重蹈覆轍，他們堅定不移的推行中央集權、偃武修文的治國方略，一方面不惜以削弱軍隊戰鬥力為代價限制武將的權力，另一方面在剝奪大臣政治權力的同時，在經濟上對其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因此在對外戰爭中，一心只顧著發財還生怕建功立業引起皇帝猜忌的將領，率領著那些被剋扣軍餉、飽受剝削而毫無士氣計程車兵，怎麼可能打勝仗？在國內，兩宋不禁土地兼併，在事實上不禁官員經商，甚至鼓勵奢靡之風，導致吏治敗壞是普遍的現象，百姓生活困苦，民變、叛亂始終不絕。

像宋江、方臘這樣的農民起義在兩宋歷史上比比皆是

可是誰敢向皇帝追究責任？所以這一口口的黑鍋只能找像龐籍、潘美這樣的倒黴蛋來背。

之所以是這幾個傢伙成為“背鍋俠”，也不能說他們是完全無辜的。

像張邦昌畢竟當過偽楚的皇帝，無論如何都屬於嚴重的歷史汙點，所以往他身上潑髒水屬於是讓大家喜聞樂見的事情；至於張堯佐，別說這貨本來手腳就不乾淨，單就他身上掛著的那個外戚的標籤，在那個時代天然就是個大靶子，不受攻擊才有鬼；至於龐籍之所以能成為“龐太師”的代言人，也是因為他的政治觀點比較模糊，在政見上屬於騎牆派。這種事往好聽了說是為相者當持之以中，不營私結黨，以國事為重；但要往壞了說就是個官場老油條、滑不留手，很容易讓人往“奸佞”的方向去想象。

至於潘美陷害楊業之事，其實罪魁禍首依然是皇帝趙炅——正是他下令孤軍奮戰的楊業必須攜四縣百姓一起撤退，才導致其身陷絕境而死。而當時潘美與楊業在具體戰術實施上意見是一致的，但遭到了監軍王侁的反對，潘美只是沒有堅持立場，應負“領導責任”。

如果非要把楊業悲劇歸罪於潘美頭上，罪狀也只能是“不作為”

而明末史家王夫之則認為，潘美之所以這樣做，還是因為功高而擔心遭到猜忌，才甘願做“背鍋俠”的：

“潘美之陷楊業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將避功而敗可無咎，勝乃自危；貿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者矣。”（《宋論·卷二·太宗》）

無論潘美也好、龐籍也罷，本來就都是以忠臣自居的。忠臣嘛，君要臣死，臣都不得不死，背幾口黑鍋又算個什麼事？

所以潘美變成了潘仁美，龐籍變成了龐太師，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求仁得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