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淵源錄·唐族望敕》“疑注”初探

裔孫汪代貴

凡古徽州第一偉人汪華後裔纂修的汪氏宗譜，其中必有一篇《唐族望敕》譜文：

唐開元考定從前至今族望。

先奉敕旨：四海望姓家，永徽六年考二十六姓與諸姓不同，各得出處遠近。其乾封元年君羨考定，至今依令：武陽李、滎陽鄭、隴西牛、幷州郭、上黨陳、河西汪、安定皇甫、中山鮑、河間劉、雁門夏，右件十姓為國之柱；武陽賈、白水張、扶風馬、京南葉、陳留王、馮翊趙、蒙扶水、冀趙蘇、京兆杜、河內苟、梁山鉅、南陽何、嶺南龐、安定胡、高陽許、南陽侯，右件十六姓為國之梁。

敕旨：天下諸州百姓，婚姻不同者價納，不依詔處分者，準敕合徒二年；諸餘可結為婚者一百五十，改之。主者施行。

開元五年四月八日下。

各汪氏宗譜《唐族望敕》譜文後面，有的沒有註釋，有的有註釋，有註釋並作疑注的只有元學諭汪松壽纂修的《汪氏淵源錄》，其註釋全文如下：

○按：唐太宗時，山東崔、盧、李、鄭諸族矜負世望，子孫雖衰，他族欲與為婚姻，必多責財幣，人謂之賣婚。上惡之，貞觀十二年，詔高士廉、韋挺、岑文字、令狐德棻遍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右膏粱，左寒畯，專以今朝官爵品秩為高下，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氏族志》。高宗時，許敬宗以不敘武后世望請改之，乃命孔志約、呂才十二人刊定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顯慶四年書成，改號《姓氏錄》。時李義府為子求婚于山東之族不獲，恨之，以太宗旨勸帝，詔後魏隴西李氏等七姓十家，子孫不得自為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三品以上納幣不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匹，六品、七品百匹，悉為歸裝，夫家毋得受陪門財。然俗尚終不能禁，往往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中宗景龍中，柳衝復請修其書，詔魏元忠、蕭至忠、徐堅、吳兢等及衝修之。會魏元忠等物故，至玄宗先天時，復詔柳衝、徐堅、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始成，號《姓系錄》。開元初，詔衝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衝之《錄》以四海望姓為右姓。今詳譜中所載，許敬宗之始請，當在永徽六年立武后時。考諸姓之不同，以為改《氏族志》之本後。書成於顯慶四年六月，乾封丙寅距顯慶己未凡七年，李君羨已誅死於貞觀間，此未詳誰氏。兼此篇訛脫甚多，今姑考大概而闕其疑，以待後之覽者。

汪松壽在註釋中對太宗修《氏族志》、高宗修《姓氏錄》、中宗和玄宗修《姓系錄》原因、時間、參修人以及所載內容進行了考證交待，然後，提出自己的看法：李君羨死於貞觀間（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不可能死後若干年於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考定姓氏排名，譜文中雖未註明君羨何姓，但負責考定姓氏排名的也不會是普通官員，高宗朝叫君羨的官員會是誰呢？另外譜文中的錯誤和脫漏很多，姑且考證個大概，其疑點考證暫缺，以待後人看到後再行考證吧。

汪松壽除了提出“君羨”的疑點外，其他疑點並未一一列出，僅以“兼此篇訛脫甚多”概之。筆者在研習這篇譜文時，確實發現了一些其他問題：

1、譜文以“唐開元考定……”開頭，那麼國之柱首位當是李唐皇族，可是“武陽”是李唐皇族的郡望嗎？

2、為什麼國之柱和國之梁都是“武”字開頭？是否與武氏有關？

3、譜文中有三個考定年份：永徽六年（655）、乾封元年（666）、開元（713始），前後歷經武后干政、武周、復辟後李唐三個時期。復辟後的李唐，刊定姓氏排名會以武后專政時的考定為準嗎？

透過探究李唐皇族郡望及《氏族志》、《姓氏錄》、《姓系錄》纂修緣由和經過，上述問題的答案將會一一水落石出。

一、李唐皇族郡望

據《唐會要帝號》《舊唐書·高祖紀》《新唐書·高祖紀》《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冊府元龜帝王部帝系》等文獻所載，李唐皇室家世如下：1西涼國君涼武昭王李暠－2西涼後主李歆－3後魏弘農太守李重耳－4後魏金門鎮將李熙－5後魏幢主李天賜－6西魏太尉李虎－7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李昞－8李淵。唐朝官方史書中，李唐皇室的郡望為“隴西”，或作“隴西成紀人”（《新唐書》卷一《高祖紀》），或作“隴西狄道人”（見《冊府元龜》卷一《帝王部帝系》、《舊唐書》卷一《高祖紀》）。在繁多的隴西李氏支派中，有四房最為興盛，即：武陽房、姑臧房、丹陽房、敦煌房。李氏宗譜中，武陽房出自西涼國君涼武昭王李暠第七子李豫之玄孫李綱。李綱，為宜州刺史，生三子：充節、充信、充穎。李充節，為隋朝朔州刺史、武陽公，生三子：大通、大辯、大亮；李大亮，為唐朝右衛大將軍、武陽懿公。李充穎，為後周滑州刺史、流江公，生宣州刺史義本，李義本生逈秀，李逈秀，字茂實，武后時為相，生黃州刺史俊。史料顯示，李唐皇族以“隴西李氏”自居，但其非武陽房。

二、《氏族志》，又稱《貞觀氏族志》

唐太宗時，舊時門閥望族已經淪落，但仍然擁有很高的社會聲望。崔、盧、李、鄭、王等山東士族彼此互結婚姻，自矜高貴；嫁女於一般族姓必多求聘財，此習俗朝野非議很多，太宗深為痛惡，提出“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建議。貞觀六年（632），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字、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在天下遍搜譜牒，參照史傳辨別真偽，評定各姓等第，修撰《氏族志》。貞觀十二年（638），《氏族志》修成，列山東士族崔民幹為第一等。太宗看後極不滿意，指出山東士族“世代衰微，全無冠蓋”，靠以婚姻得財，“不解人間何為重之？”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旨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高士廉等依照太宗旨意重修，修訂後的《氏族志》共收錄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為九等。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民幹被降為第三等。

三、《姓氏錄》

永徽六年（655）高宗廢王皇后，改立武昭儀為後。“敕旨四海望族”，考定天下二十六姓新貴高門望族，前十姓為“國之柱”，後十六姓為“國之梁”。當時武后已逐步干政，為提高武氏地位，樹其權威，授意篡改國之柱首姓皇族“隴西李”為“武陽李”，並將“武陽賈”排在國之梁首姓，柱、梁均以武字當頭，力壓李氏皇族。隨即，武后心腹大臣許敬宗以太宗所修《氏族志》沒有敘明武后本望，李義府也因其家未列入《氏族志》而不滿，二人奏請修改《氏族志》。顯慶初（656），唐高宗詔禮部侍郎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元道及太常卿呂才等十二人重修編錄，改《氏族志》為《姓氏錄》。顯慶四年（659）六月，《姓氏錄》書成，高宗親自撰寫書序，說明類例。“以四後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姓氏錄》共收錄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分為九等，五品以上官員全部收入，皇后四家列入第一等。

神龍元年（705），武則天病篤，宰相張柬之等發動“神龍革命”，武則天退位，李唐復辟，中宗復位。景龍中（708），柳衝奏稱太宗時所修《氏族志》頒行已數十年，世庶升降隆替已多變化，與書中所記不盡相合，有礙婚嫁、銓選、授勳、定爵，請予改修。唐中宗準其奏，命與魏元忠、蕭至忠、徐堅、吳兢等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廢止武后專權時所修《姓氏錄》。不久，因魏元忠等人相繼去世，修撰中途擱置。唐玄宗先天年間（712-713），又詔柳衝、徐堅、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人繼續修撰，名為《姓系錄》，共200卷。開元二年（714），復詔柳衝與薛南金進一步刊定《姓系錄》，頒於天下。新修訂的《姓系錄》撥亂反正，清除了武周時期的殘餘影響，“武陽李”還原為“隴西李”，恢復了李唐皇族在官修譜牒中的尊榮地位。

在李唐皇族郡望和三個官修譜牒的探究中，已經回答了前面提出的三個問題，不再贅述。但新的問題又來了，既然復辟後李唐刊定姓氏排名不可能以武后專政時的考定為準，那麼，《唐族望敕》是一篇偽造的譜文嗎？亦或有其他緣由？

古人修譜在採用舊譜文時，根據自己的需要或特定時期的要求，修改、增刪舊譜文內容是常有之事。若《汪氏淵源錄》已佚，我們便不知汪松壽在《唐族望敕》按文的最後還有一段疑注，因為後世譜書中《唐族望敕》都未引用這段疑注；若《新安文獻志》已佚，我們便不知很多汪氏宗譜《越國公行狀》有三處刪改；且不一一例舉。筆者認為，《唐族望敕》不可能是偽作，應是一篇永徽六年朝庭頒發的敕文，汪氏後人在纂修宗譜時將考定和頒發時間修改成了開元年間。理由如下：

1、《唐族望敕》若是偽作，譜文中的首姓一定是“隴西李”，不會是“武陽李”，也不會出現雙武開頭的情況，這足以反向證明這是一篇真實的敕文。顯慶四年《姓系錄》書成，武氏列為一等，敕文中二十六姓不含武氏，所以敕文頒發時間為正文中“永徽六年考……”當年最為合理。

2、吳王汪華於武德四年主動歸順李唐，受朝庭褒獎並加官進爵，汪氏後人均以此為榮。武周退位後，李唐重回正朔，此後汪氏重修宗譜面對這篇武氏攬政時頒發的敕文，該如何處置呢？棄而不用肯定捨不得，修改文首考定時間和文末頒發時間不失為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

3、為什麼敕文頒發時間會修改為開元五年四月，而不是其他時間呢？這又關聯到汪氏宗譜中另一篇譜文《唐汪氏族譜序》，作者為渡江後十九世孫汪芬。序文後段載：“開元初，詔柳衝等復加刊竄姓系之錄，於是乃定柱石之宗，而我汪氏著望河西，故自此聲馳江左。勅旨以開元五年四月八日下，而吾譜適成，因記其事，冀萬古傳芳，千齡不朽耳！”其文意無法確定開元初的河西汪就是國之柱，但後世修譜人想坐實修改後的《唐族望敕》，故有意將兩篇譜文進行關聯。《唐族望敕》頒發時間被修改為開元五年四月便不難理解了。

總結：《唐族望敕》是永徽六年武后攬政時頒發的一篇敕文，武周退位李唐復辟後，汪氏後人在修譜時，復以李唐為正統，故將敕文頒發時間修改為開元五年；汪松壽關於“君羨”的疑注，或先改貞觀後改開元所致，或出於他由，但證據缺乏，不敢妄論。“史闕文，事旁羅。張本原，庶無頗。”本篇初探由於所引史料有限，部分史料來自度娘，加之筆者才疏學淺，內容或有錯漏。另外文中部分內容細節源於推導，不一定完全準確，真實情況究竟如何？“以待後之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