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的光芒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們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

如果仔細翻閱中國歷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程如同直跌下來的三疊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

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尚武精神也許說明不了國民性是可變的，那就再看看俠義精神吧。

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的光芒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們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其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他們如同珍視眼珠一樣珍視自己的個人尊嚴，對“平等”兩個字甚至達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即使在座位安排這樣的小事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春秋時代的俠客們天馬行空，無視法律規範，只聽命於自己的良心。到了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貴，淪為其附庸。如《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規則屈服為榮。

春秋時的俠客傲視王侯，對任何人都不假辭色。而《三俠五義》第四十八回寫五鼠面見宋仁宗，這些英雄好漢見到皇帝，都“心中亂跳”“匍匐在地”“觳觫戰慄”，所謂的“江湖自由身”與權力一遭遇，立刻顯出十足的奴性。“鑽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盤桅鼠”“混江鼠”這類寵物式的命名，他們也都欣然接受。

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終極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讀《春秋》《戰國策》和讀清代《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兒女英雄傳》這些“俠義小說”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清代俠義小說已經完全成了忠君事上觀念的宣傳品，俠義精神受到專制倫常觀念的深刻侵蝕，禮教尊卑鮮明地取代了自尊獨立。

魯迅說，《三俠五義》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俠客，實質上卻是奴才，“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他們“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她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及至宋代，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社會如同一潭死水，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話來說，這種生活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