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是我國古代歷史中的大轉折時期，封建化程序的加速造成了諸侯間持續長達百年的戰爭，在愈發殘酷無情的戰爭環境中，不管是出於進攻還是自保，各國都紛紛開始大量築城並選擇更適合自身發展的國都，因此這一時期也成為了我國早期城市發展的高速時期。

雖然七雄之中並沒有真正的弱者，七家諸侯國都是經過不斷的篩選淘汰後得以最後存活的強大力量。

但韓國在七雄之中無疑是最弱小的一支，雖然“天下強弓勁弩皆出於韓”，但地理位置的劣勢和獨特的政治意義讓韓國註定成為四戰之地，再加上韓國的土地面積狹小，儘管裝備精良但卻難以自保。

在這種情況下，韓國開始大量築城防禦並屢次遷都，遷往更適合發展的中原腹地，韓國的城市發展也因此在戰國七雄中走在前列。

韓國都城的遷徙程序

戰國是不斷兼併的過程，在這過程之中列強此起彼伏不斷更換主角，國際形式也在不斷髮生變化。

但作為天下中心的韓國不管是在任何時期都不具備大規模向外擴張稱霸的實力，所以韓國的政治方針有很明顯的搖擺性，這也是自身實力所決定的的。

魏國崛起時，晉國三大家族攜手並進共同抗敵，韓國也在積極對外擴張。

魏國衰落後，韓國就開始了搖擺不定的政治路線，秦強則附秦，齊強則附齊。

韓國透過審時度勢在不同時期對都城進行遷徙，以此適應外部的政治軍事形式變化。

韓國曆史上遷都主要有三次：立國後初都定在宜陽，後為進軍中原腹地遷往陽翟，獲得對鄭國戰爭的勝利後，韓國最終將首都定在了新鄭。

早期都城宜陽

公元前424年，韓國統治者韓武子將都城遷往宜陽，這時的韓國作為一個獨立的諸侯國雖然沒被冊封，但是已經被承認。

宜陽，也是韓國立國之初的第一個首都，僅韓武子一代，韓國定都宜陽16年，在這期間韓國開始了作為國家的原始累積和茁壯成長。

在這個時期戰國七雄並列的國際形式初見雛形，宜陽有著很重要的戰略地位。

東可窺周室，西可出函谷關，宜陽實際上也是一個處於交通要道的戰略重地。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韓國統治者是有爭霸野心的，將首都選在軍事重地具有很明顯的對外擴張性。

但是受制於自身實力的影響，韓國擴張稱雄之路並不現實，而西部的強秦日益崛起，宜陽作為首都實在是太靠近秦國了。

將首都置於戰場是有很大政治風險的，所以宜陽作為韓國首都僅僅存在了16年，宜陽在韓國的戰略中只能算是一個過渡性的首都。

遷往陽翟

在魏國崛起時期，晉國三大家族韓趙魏在魏國的帶領下屬於一種軍事同盟的性質。

在對外部的軍事行動中，三方保持步調一致，在內部的鬥爭中，三國也在盡力爭取自己的利益。

早期的韓國在複雜的鬥爭形式中得以逐步發展，不斷向東南方向進行擴張，吞併鄭國是韓國一直以來的主要戰略重點。

為了更好的延伸中原腹地，公元前409年，韓國發動了對鄭國的戰爭，取得了鄭國的雍丘，韓國也得以進一步向鄭國腹地發展。

為了實現向鄭國擴張的政治意圖，韓國在這一時期又繼續遷都陽翟。

陽翟作為韓國首都共存在了33年，期間歷經景侯、列侯、文侯三代人。

這一階段中，韓國面臨的國際形勢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變，魏國依舊是三大家族中最強勢的力量，在對秦國的戰爭中屢次獲勝。

公元前413年打敗秦軍，次年，太子圍秦國繁龐。公元409年，吳起連續兩年出擊秦國，攻佔了秦國的臨晉、元裡、洛陰、郃陽。

秦國的河西之地徹底淪陷為魏國的土地，魏國也因此在三晉中奠定了領導者的地位。

《資治通鑑》：“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

趙國這一時期戰爭較少，國家的生產得以發展，人民的生活也比較穩定。

而韓國在這一時期遷都陽翟的主要原因就是要徹底消滅鄭國，實現自己進軍中原的戰略。

事實也證明了這次遷都的正確性，在後來韓國滅鄭國的過程中，陽翟作為橋頭堡，為韓滅鄭提供了積極的影響。

新都新鄭

在韓國終於實現自己的野心吞併鄭國後，韓國也得以佔據中原腹地。

也是在這一時期韓國的戰略方針將進行調整，隨之而來的是又一次的首都遷徙，這一次將首都定在了新鄭。

定都新鄭時是韓國曆史上的蜜月期，在這一時期韓國的主要方針是配合魏國進行軍事行動，時而和魏趙聯合對外征戰獲取利益，在時機不錯時也經常獨立作戰進行擴張。

公元前403年，三晉家族逼迫周王對他們進行冊封，韓國也因此成為了得到官方認證的諸侯王。

三晉家族聯合則昌盛，分開則弱小，在定都新鄭後，韓國所處的三晉聯盟內部關係發生了變化。

公元前383年，趙國向衛國擴張，為了防止趙國做大，齊、魏一直在幫助衛國壓制魏國。

魏國也因此和趙國矛盾日深，三大家族的聯盟關係也隨之出現裂痕。

公元前375年，趙國公子朝反叛，魏武侯支援了公子朝也因此徹底得罪了趙國，三晉家族的聯盟至此瓦解。

韓國最為一個小諸侯國，因為同盟之間的相互攻伐而徹底孤立，之後被迫開始了獨立發展的方針。

趙魏之間的決裂讓韓國也被迫退出聯盟，三晉家族的力量由此分散。

與此同時，秦國正在悄然崛起。

秦獻公為了改變秦國的落後局面，開始勵精圖治進行改革，這一時期秦國的力量有所發展，也逐漸走向圖強之路，這對韓國來說是極為不利的。

在三晉分散後，韓國開始進入了平穩發展，韓國統治者也失去了勵精圖治的雄心，在建都水草豐茂的新鄭後，開始了奢靡的享受。

新鄭城內高樓林立，高臺隨處可見，宮廷內夜夜笙歌。

韓國也逐漸從內部開始腐化，內部鬥爭開始興起。

在韓哀侯遷都新鄭後僅僅六年，就被弒殺，之後繼位的韓懿侯參與了和趙國的聯合軍事行動，共同進攻了當時處在內亂之中的魏國。

韓國也因此參與了三晉之間的內鬥，魏國雖然內亂但是基礎依然雄厚，韓國此舉無疑是給自己增加了一個可怕的敵人。

公元前369年，韓國遭到了魏國的報復，“魏敗我馬陵”。

公元前362年，“魏敗我洽”。

韓昭侯期間韓國更是面對秦、魏的重重夾擊，難以突圍。

公元前358年，“秦敗我西山”。公元前357年，“魏取朱，宋取我黃池”。

雖然在韓昭侯時期任用了申不害為相進行了政治改革，政治經濟也得以發展。

但是韓國無疑已經脫離了三晉聯盟，開始了獨立發展之路，處於四戰之地的韓國也因此處處受限。

隨著東方大國齊國的興起和西部的強秦捲土重來，韓國成為了大國之間戰略交鋒的緩衝地帶，韓國也從此走上了搖擺不定的戰略方針，在整個大的戰略格局中失去了主動。

總結

自三家分晉後，韓國一度迎來了不錯的發展，在魏國的帶領下三晉家族共同進退，成為中國大地上不可忽視的力量。

韓國自身也得以對外獲得擴張，比如吞併鄭國佔據中原。

但是同屬四戰之地韓趙魏卻沒能一直將友誼持續，因為各種原因，三家紛紛退出聯盟開始各自為戰。

趙國因為位置偏北所以經常能避免戰爭爆發，魏國因為魏文侯時期的強盛基礎依然能夠稱霸一時，只有韓國處在諸侯之間成為了各國戰略的緩衝地，時刻要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

這讓本就弱小的韓國更無法去進行發展，只能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去進行搖擺的政治決策，這在整個戰國七雄中是最為不利的一種情況。

韓國也不出意料成為戰國中第一個倒下的巨人，韓國的三次遷都也都是跟隨著國際形式變化而來的，在整個戰國曆史中，韓國的戰略都扮演著這樣一個被動的角色。

這是統治者能力的缺失，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