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生歷經兩次罷相，飽嘗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個目光銳利的洞徹之人、一個大徹大悟之人。所以蘇東坡曾稱他為“野狐精”，這並非世俗意義上的貶語，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靈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細密心思。王安石說蘇東坡“日勝日貧”之時，又何嘗不是在提醒自己。作為一介書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個好的去處。

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蘇東坡與王安石這對政敵最後竟能走到禮讓和諒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實在令人驚訝。

王安石

從宰相之位退下的王安石和蘇東坡有過一次金陵相會，書上這樣記載：“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東坡不冠而迎。”（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 ）

出乎意料的是，這次相逢一個在驢上一個在舟中，兩人分別下驢棄舟，雙腳落地作揖問安，談笑風生。

這種人生場景實在稀少，彷彿一瞬間個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人之常情，只有兩個迴歸自然的生命。蘇東坡當時還是戴罪之身，在同樣鬱郁不得志的騎驢宰相面前，如釋重負。

他們交換詩文，一同吟唱，話舊談新，何等暢快。

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步出了那個陰濁小世界。

本文節選摘自張煒新書《斑斕志》，供讀者從不同視角，更多地瞭解千古奇才蘇東坡。

文 | 張煒

選自《斑斕志》

幹練與豐腴

王安石與蘇東坡有很大不同，兩人在許多方面都是這樣界限分明：一個嚴厲、幹練、果決、冷峻；一個豐腴、溫和、飽滿。但他們兩人都是北宋王朝的能吏與文豪，而且都是清廉為政之人。這兩個人在各自的方向上都有些極端化，好像上蒼有意送給這個時代兩個典型人物一樣，讓他們雙雙對峙，並且在很長時間裡成為不同的概念和符號。不過新黨中的王安石畢竟不同於另一些人，他比周邊的那些同黨要純粹得多，也要深刻得多。他的作為之大以及出發點之純正，都是有目共睹的。北宋的這個時期，以及後來，都深深地烙上了王安石的印記。後來舊黨把宋代的羸弱和凋敝，甚至最後的覆滅，都從那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之中尋出端倪，認為是一個久病在身的國體被施用了有毒的猛藥，從此才走向虛敗和潰散。這樣的論斷或許不夠公允。

在新黨一派，有一個人與王安石稍稍接近，其實又是大為不同的人物，這就是後來同樣做了宰相的章。這同樣是一個下手銳利、堅毅不屈、為大宋王朝做出重要貢獻的人。但他遠遠算不得一個純謹和潔淨的人，他身上的那種刻薄和陰鷙，王安石是沒有的。章還不配與蘇東坡作為一個對立的人物加以研究，而這樣的一個人，似乎只有王安石才可以充當。我們將從他們兩人身上找到太多的同與不同，這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作，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王福元 蘇東坡

蘇東坡當年對於王安石變法之峻急絕不通融，而且奮力抵抗。王安石就像一塊堅硬的石頭，在舊黨密集的火力之下不僅沒有破碎，而且頑硬如初，成為整個新黨堅實的核心。他具有法治人物最可貴的品質，同時也有這類人物最大的缺憾和特質，即整齊劃一與嚴厲苛責。這一點，甚至在其追隨者身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比較一下，我們會發現蘇東坡的所有弟子都呈現出各自生長的狀態，而王安石的弟子卻處處遵循師長，成為一種模板性格之下的複製品和犧牲品。蘇門弟子中不乏名垂千古的大文人，而王安石的門生中留有文名的似乎只有一個王令。沒有比藝術創作更需要自主開放和多元包容了，而這種爛漫生長，與法家的那種生硬和強固是格格不入、難以相容的。弟子皆要服從老師的單一標準和模式，審美志趣也就變得單調，生活方式及政治立場也會如此。

記載中的王安石有許多怪癖，或者說異趣，一如他的為政風格。他是如此樸素如此清廉，但對日常生活之美沒有什麼追慕，竟然可以長時間不洗澡，因髒氣而多被詬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卻能寫出那麼好的詩句，成為一個風格特異、意蘊深邃的文人。無論是為文還是為政，他都算得上一個大有成就的歷史奇人。幹練與恪守成為他的短板，也成為他的特質，使他走向自己的成功和卓爾不群。

比起喜好熱鬧、頑皮多趣而又極願享受物質的蘇東坡來說，王安石的日常生活是那樣樸素。這個人不修邊幅，一件官服可以穿十幾年，對吃的東西從不挑剔。有人曾發現：他坐在飯桌旁，哪個菜離他近，他就只吃這一個菜。他當年貴為宰相，接待親戚卻未曾大擺筵席，記載中飯桌上只有一小碟肉和幾塊胡餅，還有一壺酒。被招待者不高興，喝了幾杯酒，把餅掰開，吃掉中間的瓤，剩餘的就扔在桌上。王安石二話沒說，把扔下的部分拿過來吃掉了。這個細節包含的東西太多了，雖然是一個區域性場景，但通觀一事，即可以作為他的行為風範去看待了。他去世後留下的遺產極少，其夫人不得不靠親戚的幫助才得以維繫生活。王安石一生不近女色，這與蘇東坡也大為不同。蘇東坡對異性的美是敏感的、熱情的，甚至也不乏貪婪，這是他生活中的重要色彩之一。對於世間的斑斕顏色，蘇東坡全都是著迷的、沉浸的，從自然到人生，常處於一種飽覽和探究的狀態，並作為一種性格特徵被固定和確認下來。王安石和妻子吳氏相守一生，妻子出於當時的習俗曾給他買來一妾，當這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的時候，王安石卻不無驚訝地問對方是誰？當他知道女子是因欠官債而被迫賣身時，不僅沒有收她為妾，還送了一筆錢幫她還清官債，讓她離去。他的獨生兒子患了精神病，犯病的時候就要打妻子，王安石非常著急，竟說服兒媳和兒子離婚改嫁他人，足可見出理性與仁心。比起蘇東坡，王安石在許多方面實在更接近於一個現代人。

王蘇之分合知恨

王安石和蘇東坡都是世上的大才大用之人，可惜由於酷烈的黨爭，使他們愈行愈遠，直到很久以後才有一次會合交集。也就是那時，他們有機會做出相互欽佩之表達。那是王安石告老金陵的時候，他遇到蘇東坡，竟然勸說對方做自己的鄰居，從中可以看出對蘇的喜歡和欽敬。此刻，對一個小自己許多的後輩，王安石表現出那麼多的慈愛、同情和憐惜。而蘇東坡當不會忘記在最危難的“烏臺詩案”中，那麼多險惡的政敵想置自己於死地，也正是這個辭去宰相之位回到民間的王安石挺身保護，對皇上大聲疾呼：“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蘇東坡當然會深深地記取，後來對老宰相的一片盛讚大概也與此有關。

在當年，儘管他們作為政敵互相對峙，但靜下心來，王安石尚能這樣評價蘇東坡：“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過他也曾對皇上宋神宗說：蘇軾這個人才能是很高的，但所掌握的學問不正，遵循的道路也有問題，所以應該罷黜。說過之後可能又有不安，對皇帝補充說：蘇東坡這個人不使之歷經困窘，是不能讓他改悔的，不斷了他的一些狂妄念想，以後陛下是沒法使用的。對王安石來講，他這樣做既出於施政的必要，即排除一切阻力，同時又似乎說出了一些實情。他們兩個人都是一世之大儒，可是王安石銳意改革，已經脫儒為法，成為北宋時期以至於後來被不斷肯定的法家人物。所有的法家都是一些堅銳進取、大刀闊斧的開拓式人物，無論初衷如何，最終還是要背離儒家“仁”之要義。比如王安石，竟然昏聵到異常欽佩商鞅之厲行變法，就顯出了極端化的傾向，也透露出一個實用主義者強詞奪理、未能辯證看待歷史人物功過是非的至大弊端。

新黨人物為了推行新法，不可能充分顧及民眾及國家的承受能力。在王安石和他的同黨來說，對朝廷連年積弊十分痛心，這正迎合了一心要當中興之主的宋神宗。王安石自己也做出了表率，他在日常生活中異常簡樸，絕少物質享受，這在普遍奢靡的北宋上層官僚那兒是一個特例。這就愈加顯示了他的心志堅強和忠貞不渝。蘇東坡對王安石的一切都看在眼裡，一定會感到一些迷惑和費解。如果這兩位能臣和文豪能夠相互借重並互補，北宋也許是另一番風貌了。這將是朝廷之大幸、民眾之大幸。可惜這只是一個假設。蘇東坡的政敵中，大概王安石算是真正一心為政的人，其身邊的那一夥卻不盡然。也就是這樣的緣故，蘇東坡和王安石最後總還能夠相處融洽，基礎和前提只能是人的純粹，是道德和人格接近之故。他們同為偉大的詩人和政治家，不過是選擇的道路大為不同。

蘇東坡談到王安石的文和人，曾經說了一段極有洞悉的話：“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答張文潛書》 ）他在這裡將孔子頌揚了一番，如此聖人尚不能讓人人皆遵循同一標準，比如同樣是得意弟子，顏回和子路是那樣地不同，而聖人卻能夠容忍這一切，並且讓其按照自己的特性去發展。在這裡，蘇東坡將王安石過人的優點和長處，還有深刻的弊端，都說得非常清楚，且算公允。

他認為王安石所實行的改革，不過是“悍石猛藥”，最後一定會貽害無窮，但同時又並不認為王安石的改革一無是處。特別是後來，當他在幾個任所經過了諸多實踐，深入民眾親手處理無數瑣事之後，就更加認同了變法的某些長處。在關於王安石和蘇東坡的爭執方面，特別是蘇東坡對新法的態度，歷來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蘇東坡後來有很多悔悟，另有人認為他毫無悔悟，所有類似的表達不過是為了遮人耳目，為了皇上高興才做出的表達，說白了，不過是一種明哲保身的技巧和方法。但此一說經不得推敲之處，在於蘇東坡於舊黨得勢、司馬光身為宰相時的表現。這個時期他似乎可以全力附和與協作，而恰好相反，在復辟舊法之時，他卻做出了另一種選擇：以親身經歷對舊黨執政者尖銳地指出新法“不可盡廢”。這就有力地表明，蘇東坡之前對新法的一些正面評價，完全是出於真心實意。這其實正是他人生當中最有光彩的一筆，是一個不同於那些庸常機會主義者的關鍵之點。

再後來，蘇東坡成為一個身居高位的執政者，這時王安石已經病逝了。蘇東坡在日常宮廷生活中，還有過一些針對昔日政敵王安石的言論，其中有的也非常嚴厲。只有這個時刻，我們才能夠看到他對於當年可怕的遭際仍有恐懼和恨意，情感多少代替了理性。

像蘇東坡這樣一位傑出人物，偶爾也要被所謂的“人之常情”所矇蔽和干擾，是非常可惜的。

書生為真勇

記載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從蘇東坡貶謫之地的來人，一定要問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語？”可見這位對蘇東坡一生造成重創和傷害的宰相，對作為政敵的蘇東坡畏懼和忌憚，但對一個擁有無限創造力、才情煥發且敏悟多思的詩人，又好奇和喜愛。有一次某位朋友帶來蘇東坡的新作《勝相院經藏記》，文章裡使用了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覺今是而昨非”之句，顯然是從禪修的角度回視過去，檢討反思招致災禍的內在原因。文中，蘇東坡把自己的執著與強辯歸結為四個字“強恨自用”，說：“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說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雲是巧，不知是業”。

在王安石眼裡，在後來蘇東坡的覺悟裡，這個“貧”字活畫出一個人步步趨近的那種尷尬、無助、難以為繼的窘迫境地。蘇東坡把縱情激辯、不停的言辭相搏視為“口業”，這在佛教經義裡是多麼重的一個詞。在這種非常嚴重的認識中，蘇東坡感到了無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認王安石為“一字師”。

“貧”是耗的結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寶貴的生長的汁水。哪怕稍有虛榮心和求勝心，這種“耗”都會不斷地加劇。失於競勝，耗掉真氣，究竟用多少時間、多少失敗堆積起來，才會讓一個人大徹大悟地沉默下來。這種沉默會讓對方喘息，留給對方一個反省和自覺的空間，也給自我來一個寬鬆和尋索求證的機緣。這種沉默會使雙方視為一種休戰的狀態，各自免除衝動，理性也將慢慢迴歸。除了朝堂政爭之外，這種“日勝日貧”還貫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勝之心總會把人引向虛妄，無論對方才華多麼盛大，勢力多麼強悍，都難免被這種競勝之心耗貧、耗光。“貧”字活畫了人生，它應該成為始終的生命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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