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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溫柔鄉,西晉士族南渡不思進取,北方士人卻探索出國家出路

江南是溫柔鄉,西晉士族南渡不思進取,北方士人卻探索出國家出路

當帶兵進京的董卓和避亂北逃的漢少帝劉辯一行,在洛陽的邙山一帶相遇的時候,東漢帝國的喪鐘便已敲響,一場席捲神州大地的動亂亦在醞釀之中。一個屬於豪強和英雄的時代,一個戰亂和蕭條的時代,漸漸展開,這便是三國兩晉南北朝。

如果從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廢少帝立獻帝算起,到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滅陳天下重歸一統為止,這段分多合少的亂世,已經持續了400年。在這段亂世之中,士人將自身的命運與大時代緊緊相連,演繹出極其豐富的歷史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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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分南北:歷史的分流

建安五年(200年),寒族出身的曹操率軍在官渡打敗了“四世三公”的豪族袁紹,史稱官渡之戰。此役奠定了曹魏在北方的基業,也宣示著寒族勢力對士族勢力的勝利,只不過這勝利是暫時的。

曹操重視法術,唯才是舉,崇尚節儉,一舉打破了儒家士族的精神堡壘,他的麾下不僅匯聚了一批有才能的寒族人士,也容納了很多像荀彧這樣計程車族代表。曹魏終於在刀槍火海中建立了起來。但官渡雖敗,袁紹雖死,士族力量卻只是暫時地避讓忍辱,靜待著時機的到來。等到曹操去世,他們便推舉出司馬懿,重新來博取政治上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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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國》中的司馬懿

袁紹的接班人是司馬懿,他出身於河內司馬氏,心狠手辣,手段高超,在一眾士族的支援下最終成功攫取了曹魏政權。於是士族在政治上又抬起了頭,憑藉著九品中正制的確立,士族在政治上的強勢地位愈加鞏固。道德名教的標榜、門第觀念的強化,都預示著西晉到底是儒家士族的政權,唯才是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其實,曹家和司馬家的政權都得位不正,尤其是司馬家,於是最高統治者一方面高標著儒家孝義,一方面又心狠手辣地維持著統治。在這樣的政治空氣中,由東漢清議演化出魏晉清談,老莊學說逐漸在士人之間流行,“越名教而返自然”的風氣興盛起來,著名的代表便是“竹林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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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

清談玄思或許高妙不可言傳,但如果高官也務虛避實,那麼這個政權便有傾覆的危險。不巧的是,西晉正是在上層的持續腐化和崇尚玄虛中垮臺的。

在北方持續的大亂中,士人再次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這一回,歷史將為他們分流。

二、南渡衣冠:絢爛的困境

西晉垮臺,北方大亂,久居上層計程車族選擇南渡,擁戴著晉室的後裔重新建立起政權,是為東晉。而留居中原的較下層士族則不得不團聚民眾,直面“五胡”在北方掀起的驚濤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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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

南渡計程車族攜帶著大批的宗親和部眾蜂擁而來,以擁立晉室的美名在政治上再度立足,並藉著晉室的名號在南方佔地修園,獲得經濟利益。南渡之初,驚魂未定,百廢待興,或許還有些哀愁和憂思,等到情勢穩定,士族們又紛紛有了“此間樂不思蜀”的意味,討論玄思的興致又捲入重來。

東晉政權偏居一隅,如何妥善地消化安置南渡而來的政治勢力,如何破除門閥士族和低層寒族之間的矛盾,一直是揮之不去的難題。門閥士族在政治上自有根基,所以對北伐事業不熱心,而寒門疏士和王室近戚卻很想建立功勳,於是東晉不時陷入北伐和內亂的迴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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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士族代表——王羲之劇照

最後,出身寒門庶族的將領劉裕以立下赫赫戰功的軍事實力取代了東晉,是為南朝。而東晉南朝計程車族門閥已經腐化糜爛,再也扛不起時代命運的大旗了。正可謂,士族無進取,寒族無教養,南朝無出路。但對於整個中華文明而言,繼續向前發展的道路終究是在北方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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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劇中的劉裕

三、走向隋唐:北方的道路

南渡計程車族在南方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環境,於是競相安逸享樂,暢談玄思;而留在北方的較低層計程車族則要面對“五胡”的入侵和搶掠,時時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環境之中,所以比較務實和積極。這不能不說,因為大江南北計程車人所處位置、所佔地位、所持態度不同,所以命運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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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胡人要立足中原建立政權,便不可避免地要與士族合作,於是北方計程車族漸漸獲得了政治上的話語權。但真要讓北朝煥發出新的生機,還需要在政治經濟上提出一個有效的方案來。北方士族在與異族統治者的合作中,相繼產生了三長制、均田制和府兵制的規劃。

三長制讓政府的力量能夠滲透到底層民眾,均田制讓底層的民眾能夠有一個較穩定的經濟基礎,府兵制讓民眾的軍事征戍有了一個相對合理的規定。於是,底層民眾的生活開始好轉,國家力量得到了有效的補充和強化。這一番實際摸索中建立起來的制度,讓北方真正開闢出穩定可靠的道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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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君說

自從東漢士族形成穩固的勢力以來,這樣強大計程車族力量註定和有力的中央政府無法共存,於是在東漢中央的衰落中士族力量壯大,在隋唐中央的強盛中士族力量衰落。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士人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分化和變形,以去適應那個時代的變化。

參考文獻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3年。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師大春秋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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