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陽門關侯廟碑》卷，明，董其昌書，紙本，手卷，前段縱33。3釐米，橫412。7釐米，後段縱28。8釐米，橫175。3釐米，行書，130行。

捲上鈐“知制誥日講官”、“董其昌”印二方。收藏印鈐“商丘宋犖審定真跡”及清乾隆、嘉慶、宣統內府等印13方。

此卷為碑文與自識合裝而成。《正陽門關侯廟碑》為明萬曆十九年（1591年）冬日由焦竑撰寫，萬曆二十年（1592年）春董其昌返回京城時所書，時年38歲。後自識一段：“此餘為庶常時所書也。出春明二十四年，再召還朝，碑石且泐，字畫有漫者，蓋不勝摹拓之眾也。……觀舊書有感題，其昌。壬戌六月之朔，苑西畫禪室識。”“壬戌”為明天啟二年（1622年），董其昌作此自識時已是書碑文30年後之事，其時董氏已68歲。他自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離京，至天啟二年還京，恰值24年，故自題中有“出春明二十四年，再召還朝”句。“春明門”為唐代首都長安城東面三門之中門，後人即以“春明”作為首都的別稱。

此卷前段《正陽門關侯廟碑》行中帶楷，字形端穩規整。38歲的董其昌正處於研習歷代諸體書法的階段，其書表現為用筆重實澀拙，鋒稜外露峭拔，顏、米諸體筆意明顯。而碑文後自識一段純用行書，體現了68歲的董氏行書趨於完美時期的特點，字勢精巧明快，爽朗秀媚，姿致平和，形成了自抒胸臆的獨特風格。從此捲上可以看出董氏書法風格前後期發展變化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