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田賦，向徵實物。自唐代中葉施行兩稅法開始，錢物並徵。因此，在徵收的形式上，遂有“本色”、“折色”之分。所謂本色，是指賦稅中原定徵收的實物，如稻穀、米、麥；對按一定比例改徵其他財物的，便稱為折色，又叫折徵折納、科折或折變。

一、談虎色變的折色

對於折色，歷代諸家，說法不一，似頗多非議。明末的任源祥在《賦役議》中，曾直截了當指斥：賦役之弊，莫甚於折色，並列舉五大弊端，痛加撻伐。應該承認，在剝削階級統治的封建社會里，貪官汙吏利用折色敲詐勒索、中飽私囊的情況，確實很多，可謂是比比皆是。他們上下勾結，營私舞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

折來折去，把農民終年辛勞換來的顆顆粒粒全給折騰光了。處在當時社會中士大夫地位的任源祥，能看到並揭露賦役折銀給貧苦百姓帶來的災害，是難能可貴的。但他對摺色的必然性，卻連一點影子也沒有看到，這恐怕便是受歷史的侷限了！同因所致有些史學家每每言及折色，也大都“談虎色變”而對它的歷史作用，竟也自覺或不自覺地給忽略了。

古代稅收折算圖

二、馬克思對摺色的理解與認識

應該說，折色的出現，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產物。隋、唐期間，商品經濟已逐步發展，南北物資交流和商業買賣日活躍，貨幣的流通量也相應增加。在這種情況

下，正如馬克思所說：“商品生產發展到相當的高度和範圍以後，貨幣充作支付手段的機能，會擴延到商品流通的領域之外。它成了契約上的般商品。租稅等等，會由實物支付變為貨幣支付。”（《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9頁）然而，要全部用貨幣來納稅，貨幣的存在量還嫌不足，而且這樣做，對封建國家也有所不便，統治階級也得不到更多的好處。於是，折算的方法折色，也就應運而生。它既是有利於生產發展的一大變革，又成為統治者加重剝削的一種利器。

因為，從實物計稅轉化為用貨幣計稅，必然要涉及怎樣折算的問題，而統治階級又必然要利用這種手段多得、多撈好處，於是，稅負增重了。對此，馬克思也曾作了精闢的分析，他說：“這個轉化曾怎樣由生產過程的總形態來規定，可以由羅馬帝國一切課稅改收貨幣兩度失敗的嘗試來證明，路易十四治下法國農民的不可言狀的痛苦，曾經被布瓦歧爾培爾、瓦本將軍等人痛責的，不僅是由於稅率苛重，且也是由於實物稅到貨幣稅的改革。”（《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9-140頁）

我國古代的理財家們，沒有像羅馬帝國那樣採取直接“改收貨幣”的作法，而是運用折色這一從實物稅過渡到貨幣稅的橋樑，逐步地完成“這個轉化”。當然，不論採取哪種辦法，我國古代人民“不可言狀的痛苦”，與“路易十四治下法國人民”，是毫無二致的。

三、從實物稅向折色轉變過程的艱難

宋末元初的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田賦考》中，對此折色作過如下的記述：“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

自中唐開始，折色的存在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國之初。也就是說，在我國，從實物稅向貨幣稅的過渡，前後花了一千ー百多年的時間。之所以有如此長的過渡期，這固然是因為我國的封建社會時間特別長，加之生產力極度落後，商品經濟發展滯緩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因為迂腐的“本色論”對摺色的種種非難，嚴重地阻礙了實物稅向貨幣稅過渡的程序。

以明代的情況為例：在洪武九年（公元1377年），朝廷曾准許“天下稅糧，以銀鈔、錢鈔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至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又明確以“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餘萬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後概行於天下。”事實上，當明代遷都順天府後，要把幾百萬石米麥從南方運到北方，所需要的運費和運輸過程中的損耗是十分驚人的。

史載：輸正糧一石，需費三倍，民力不支。可見採用折色的辦法，仍有便民之處。可是，過了一百多年到萬曆初（公元1573年），仍有人公開反對摺色。據《明史宋縹傳》稱：“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縹日：“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匱細，一旦不繼，何所指手？”結果造成“太倉貯粟，陳陳紅腐，京軍類多不食，賣與酒保，止得銀二三錢。”就是說：持“本色論”者，寧肯讓糧食腐壞爛掉，也不願走折色之路。

然而，折色和我國曆史上的一些其它先進事物的發展一樣，慢慢的還是逐漸被人們認知，最終它不顧某些守舊派的反對，還是完成了從實物稅向貨幣稅轉化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