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雍正王朝》的朋友，對於劇中的雍正最為倚重與信賴的幕僚鄔思道必然不會陌生。

可以說，正是有了鄔思道的輔佐，才使得雍正在並不佔“合法性”優勢和“人氣”優勢的情況下，實現了“彎道超車”，最終憑藉“爭是不爭，不爭是爭”的策略獲得了康熙的認可，並在康熙去世後，順利登上了皇位。

然而，雍正與鄔思道彼此之間信任的建立，也是經歷了一番周折的，這其中最為主要的原因便是雍正作為皇子的特殊身份，以及他所要面對的是至高無上的康熙。所謂“伴君如伴虎”，雍正不得不為自己的政治前途以及身家性命做考量，所以在起初的時候也必然對在此之前從未有過接觸的鄔思道帶有一絲“懷疑”與“防備”，以至於其對鄔思道最初提出的建議要深思熟慮一番，不會馬上予以表態。

尤其是對於鄔思道對於雍正在“追比戶部欠款”以及“審理刑部冤案”的兩項建議，雍正儘管皆是給予了鄔思道尊重，但是雍正也均在事後有了一絲“悔意”。前者讓雍正受到了罰俸一年的處罰，而後者則是將太子胤礽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以至於雍正在十三阿哥胤祥面前說“我怎麼就言聽計從了呢”。只不過，從長遠來看，鄔思道的這兩項建議，對於雍正來說是明顯的“利大於弊”，所以當雍正參悟了其中的道理後，對於鄔思道也就此另眼相看了。

而對於鄔思道來說，他自始至終都是站在雍正的利益面來為其出謀劃策。

至於“追比戶部欠款”和“審理刑部冤案”，這兩件事情看似都是康熙都在找尋能夠為自己“分擔事情”的皇子，實則卻是抱有了截然不同的心態，尤其是對於太子胤礽以及整個朝局走勢的牽涉面以及影響層面上，而這也是鄔思道提出完全相反的兩種建議方案的根本原因。

接下“追比戶部欠款”的差事，原因便在於太子胤礽並非矛盾的焦點。

按照鄔思道的觀點，挪借戶部欠款的官員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其一，由於清朝時期官員的俸祿普遍較低，如果真的不去貪贓枉法，僅靠俸銀確實難以維繫生活，因而只能靠挪借戶部銀兩度日。當然，也有像隆科多這樣，沒有了差事，進而缺少了收入來源，只能去挪借銀兩。而實際上，這在清朝時期也算是一種默許的“潛規則”，但凡是真的因為清貧而借款，往往都會被網開一面處理。

其二，便是如同桑佩、圖倫升、鄭元芳之流了，他們借取國庫銀兩用作他用，為的便是謀取一己私利以中報私囊，這樣的人並不在少數。

其三，是由於朝中挪借戶部存銀已然成為了風氣，如果不去挪借便被視為自視清高，而遭人另眼相看，於是他們在本可以不用接取銀兩的情況下還要欠下虧空，為了就是以此作為“投名狀”，以迎合官場風氣。這其中老狀元陳文勝便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原因而挪借國庫銀兩的，康熙的態度是非常的堅決，即追繳回欠款，使得國庫充盈起來，以是朝廷能夠應對災患、戰爭等突發狀況。

於是，康熙不惜犧牲掉自己的老功臣魏東亭，以此來給朝臣們進行提醒與警告，甚至還動用了自己的體己銀子，先是為魏東亭還賬，藉著又為三阿哥胤祉填補了因編撰圖書而欠下的虧空，而後又在一種老臣向其求情時，主動為其承擔起了還款責任。

這些舉動無不在表明康熙無比堅決的態度，那就是不管是誰的錢，以什麼樣的方式，都一定要還到國庫之中。

在這樣的前提背景之下，雖然作為國庫虧空的最大“債主”，太子胤礽受到了一定的關注度，但其絕非矛盾的焦點與核心。

一方面，太子胤礽所欠下的鉅款，並非是用以貪贓枉法，結黨營私上，其最為主要的用途還是在於滿足其奢靡生活的要求，如果細分的話，也就屬於鄔思道所說的第一種情況，即因為錢不夠用而挪借銀兩。所以這僅僅是生活作風問題，並沒有觸及原則根本，大可不必過於的上綱上線。

另一方面，胤礽已經透過賣官鬻爵的將虧空予以了填補，算是做到了“亡羊補牢”，而康熙對於此雖然有著極大的不滿，可並沒有進行阻止與批評，說明康熙為了胤礽身為太子的威嚴以及康熙本人的顏面，已經予以了默許，這樣一來其他皇子與朝臣們也不好在做評價，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了。

由此可見，鄔思道建議雍正接下“追比戶部欠款”的差事，是因為這件事情的涉及面廣，並且為康熙極度重視，還關乎到了國家的安危，同時，太子胤礽沒有牽扯過深，不會因為此而觸動康熙內心之中的敏感神經，所以他才讓雍正一定要接下此事，以給康熙留下積極正面的印象。

至於鄔思道讓雍正躲避“審理刑部冤案”，便是因為這件事與太子關聯度太高了。

其實，包括康熙在內的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在“人命關天”這樣一個原則性的問題上，胤礽縱是貴為太子也不敢有絲毫的造次，可這件事情已然發生，太子胤礽就必然是難辭其咎。

首先，胤礽是署理刑部事務的皇子，更為關鍵的是，也是胤礽代康熙執行勾決人犯名單的，而張五哥已既然已經要被執行處斬，那就說明，其已經在沒有經過任何複查和稽核的情況下被胤礽勾決，這樣一份近乎於是在“草菅人命”的責任是胤礽必須要承擔的。

其次，縱使胤礽確實是因為手下人的矇蔽而出現了失職，但是這件事情卻也恰恰暴露出了國家整個司法刑名系統的腐敗，包括從府道州縣，以及地方督撫甚至是刑部堂官，都已經是處於“人設崩塌”的局面。而胤礽也因此要承擔用人不當、監督不力的責任。

可以說，不管是哪一條，都是會對胤礽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畢竟這是觸動了“天威”，而這也將直接威脅到胤礽的皇太子之位。

然而，這樣的情況之下也使得此時康熙的心情是極為複雜和矛盾的。

他希望太子胤礽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所在，進而懸崖勒馬，加以改正，可此前胤礽的一系列行為又讓康熙對其是愈發的失望，所以他想要給予胤礽的一定的教訓，讓其真正領悟為君之道。

當然，康熙想要的只是將胤礽打“疼”，並不想要將胤礽打“死”。

畢竟，胤礽不僅僅是他與自己的結髮妻子、孝誠仁皇后赫舍里氏所生的唯一子嗣，更是因為康熙在胤礽身上傾注了半生心血，他也不願這些努力和付出全部付支東流。而更令他更加不想看到的是，皇子們為了爭奪嫡位，就此開始骨肉相殘、兄弟鬩牆，進而引發更大的朝局動盪與政治危機。

由此看來，如果太子胤礽真的因為此事而倒臺，那麼康熙對於這位“始作俑者”的痛恨之情，甚至會遠遠超過胤礽。

而這也正如鄔思道所說的：

“太子畢竟是四十年的太子，所謂名分早點，盤根錯節。無論是誰，扳倒了太子，他都將不容於天下，不容於朝廷，最終也將不容於皇上。”

所以，鄔思道建議雍正不去參與其中，實際上便是對於雍正的一種保護，為了就是不要讓自身成為矛盾的中心與焦點，進而能夠實現明哲保身，而不是“引火燒身”。

雍正用一手“苦肉計”，不僅“騙”過了康熙，還“騙”過了鄔思道。

鄔思道為雍正分析了整件事情的利弊緣由，可第二天雍正卻在康熙面前依舊自告奮勇的主動接下了這份差事。

而這樣也讓鄔思道感受到了極大的憤慨，這其中不僅僅是感覺自己的建議沒有得到重視而心中感到了氣憤與羞辱，更是為自己的見解不能被採納而對自己的前途而分外堪憂，於是他準備收拾東西離開雍正府上。

然而殊不知，當晚，雍正就開始實施了他的“苦肉計”，他用盡辦法，將自己整成了風寒，進而在無力追查此案。

當然，雍正這樣做實際上也是有他的兩個目的。

一來，雍正這是做哥康熙和太子胤礽的看的。

對於康熙，雍正先表明自己願意主動為康熙分憂的態度，可現實情況卻是因為生病而無法繼續辦差，這樣一來，就不會因為自己的主動拒絕而讓康熙感到不滿。

同樣的，對於太子胤礽，雍正也可以說他本意是為了參與其中幫助胤礽掩護開脫，可如今的情況是自己力不從心，使得胤礽即便是受到了此事的影響也無法記恨於他。

二來，雍正這也是做給鄔思道看的。

鄔思道只給雍正說了要拒絕參與此事，可雍正在此基礎上想到了用“自殘”的方式，使得這份拒絕可以更加的名正言順且不會得罪他人。這樣一來，雍正在鄔思道這裡也算是找回了一定的“場子”，讓鄔思道也領略到了他的厲害與過人之處，從而對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震懾力。

就這樣，雍正用這樣一手“苦肉計”，成功逃避掉了“審理刑部冤案”的差事，並且做到了在康熙與太子胤礽面前的兩不得罪。

儘管起初雍正對於鄔思道的決策還有這些許的誤會，但是當一切塵埃落定，特別是弘曆在康熙面前上演了一段“驚豔四座”的表現後，雍正對於鄔思道也徹底放下了戒備，進而對其給予了百分之百的信任，二人的通力聯手也就是從這個時候正式開始了。

其實透過“追比戶部欠款”以及“審理刑部冤案”這兩件差事，透過不難發現，康熙希望自己的皇子們能夠用於為其分擔這個不假，可是這僅僅是停留在了事情表現，而從本質上來說，康熙對於這兩件事的結果預期與根本目的上是截然不同的。

對於“追比戶部欠款”，康熙要的是國庫充盈，以維繫國家的安危，這樣一來打擊面越廣，成效必然也就越好；而對於“審理刑部冤案”，康熙希望的是以此教育、警告太子胤礽，使其能夠警醒，並不希望矛盾擴大化，從而使得朝局重新歸於安定與平穩。

在這樣的情況下，儘管雍正在“追比欠款”時沒有全部完成康熙的目標，康熙對其態度與品性予以了認可，對其懲罰也是因為其處事方法不當；而對於八阿哥胤禩，康熙起初也因為其能夠顧全大局對其進行了晉封，但最終知道其卑劣的手段以及險惡用心後，立馬對其評價為“其心可誅”，足可見對其的厭惡，而之所以如此便是因為胤禩觸動了太子胤礽的地位，進而威脅到了政局的穩定，康熙怎麼不為此動怒。

鄔思道則恰恰看出了其中的利害關係，也看到的康熙內心的根本想法，所以才會對這兩件看似康熙考驗是否有皇子為其承擔的事情上，給出截然不同的建議。而這也是其建立在對於康熙的充分了解，同時也是對於雍正的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所做出的最為正確的決策和判斷。

而這也為我們揭露了一個非常深刻的道理，那便是凡事要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只有抓住了本質，才能真正的事半功倍，反之則有可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