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軍第二次南侵前，南宋中央政府還在揚州。

揚州在長江北岸，所以嚴格地說，那時的南宋中央政府還沒有正式南渡。

在金軍第二次南侵之後，大宋在北方的統治更加支離破碎。

在這種背景下，趙構開始南渡。

看到趙構這種畏敵如虎的樣子，自然是流言四起。

在趙構出揚州城時，有一個士兵當著趙構的面，說出了一番大逆不道的話：國難當頭，你就知道逃跑。

趙構一聽這話，拔出寶劍就把這個士兵捅死了：妄議國事者，殺無赦。

帝次揚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帝掣手劍殺之。

想當年，徽欽二帝就因為當斷不斷，遂有了靖康之難。現在，趙構一門心思趕緊跑路，根本不給反對者任何機會，甚至都沒有召集高階軍政長官開會。

所以，當有人向宰相彙報當時的戰況時，宰相還慢條斯理地說，這事不著急，再等等看。

下面的人一聽就急了，還等什麼？現在皇帝都離開揚州城了！宰相聽後大吃一驚，也趕緊跟著跑路。

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騖，軍民爭門而死者，不可勝數。

當天晚上，金軍先頭部隊就已殺到揚州城下，揚州老百姓馬上派出代表列隊歡迎金軍進城。金軍問趙構哪裡去了，大家說趙構跑了。

是晚，金將瑪圖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黃願已遁去，州民備香花迎拜。金人入城，問帝所在，眾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州，望江而回。

南渡長江後，趙構對當時的執政班子失望到了極點。因為他們的官僚氣實在太重了。

黃潛善、汪伯彥是趙構最早的班底成員。

北宋末年，黃潛善是河間知府，汪伯彥是相州知州，趙構在河北開設帥府，他們是最早過去力挺趙構的高階軍政長官。

從某種意義上，他們力挺趙構，都獲得了豐厚的政治回報，他們也因此成了南宋第一屆執政班子的領銜人物（不算臨時過渡的李綱）。

但在亂世，這種地位並非一成不變，領銜人物如果沒有兩把刷子，是很難站住腳的。

所以，黃潛善、汪伯彥在趙構正式南渡後，就開始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黃潛善、汪伯彥的官僚氣，主要表現在報喜不報憂和當斷不斷上。

因為這兩個原因，所以南宋中央政府一直無法正確判斷北方局勢，金軍都快打到揚州城下了，黃潛善、汪伯彥還以為戰爭離揚州很遠，以至於在撤退時，連最基本的章法也沒有。

處於執政的位置上，每天都會有海量的資訊堆在案頭，他們最需要做的，就是從眾多似是而非的資訊中，甄別出有價值的資訊。

一萬年也分左中右，執政者的任何一個決策，下面都會分為三種不同傾向的意見。

比如當金軍南下時，大宋會自然而然地分為三派。

一派認為，應該集中全力與金軍死磕，而且認為可以大獲全勝；一派認為，國家軍事力量不足，必須重新整合，才有機會和金軍正式開戰，現在死磕只有死路一條；還有一派則是介於二者之間的中間派。

黃潛善、汪伯彥作為執政官，在金軍第二次南侵時反應遲鈍，顯然是因為，面對這三派提出的意見和資訊，他們東倒西歪，根本沒個主見。

隨後，朱勝非坐在了執政的位置上，但由於他在苗劉兵變的過程中表現糟糕，所以也很快退出了執政的位置。

而張浚因為在苗劉兵變時表現突出，於是坐到了執政的位置上，那一年他33歲。

張浚可以算是南宋初年最牛的執政官，只要他認定的事，就會堅定不移地去做，任何外來的干擾，也難以改變他的決心。

這種行事風格，顯然是弊端重重，所以張浚主戰，在許多人眼中，那就是一個成事不足壞事有餘的人。

但是在亂世，想成為合格的執政官，這種態度是必不可少的。

否則，下面一大群人，你主戰我主和，快吵翻天了，都等著你拍板做決定，你自己卻連個主心骨都沒有，那怎麼行？

後來，張浚出鎮川陝，範宗尹很快爬上了執政位置，也只有33歲。

幾年以後，32歲的岳飛在趙構的栽培下成了集團軍司令。

趙構渡過長江後，幾乎是一片唱衰之聲，就連跟隨他的禁軍也怨聲四起。

因為，在一片匆忙的環境中，眾多將士的老婆孩子都來不及南撤，金軍來了，等待他們的命運將是什麼呢？

趙構派高階官員安慰禁軍，並且保證，馬上就派船接他們的家屬。

在此過程中，這個高階官員試著徵求禁軍們的意見，你們覺得，是返回去和金軍作戰好，還是適當轉進儲存實力好？禁軍都說，我們聽皇帝的。

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帝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郡廳事，並立階簷。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眾貼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

聽起來，似乎是趙構膽怯逃跑，可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兒。

還是那句話，就算與金軍開戰要死十萬人，也輪不到趙構死啊，他為什麼要膽怯呢？

禁軍如果真敢對抗金軍，他們回覆應該是“打回老家去，皇帝如果敢不聽話，咱們就兵諫！”

可現實卻是，禁軍也知道自己打不過金軍，但為了甩掉怯懦的大帽子，所以擺出一副聽話的樣子，你當皇帝的要是逃跑，那就是你膽小了。

在此期間，不久前從汴梁南下的義軍將領丁進旗幟鮮明地表示，他要殺回江北和金軍拼命。

此時的丁進剛被中央政府招安，現在就和中央政府的既定戰略大唱反調，這是想幹什麼？

而且，他率軍返回江北，到底會幹什麼，誰知道呢？是真想抗金，還是想與金軍玩親善友好，還是想趁亂燒殺擄掠？

更主要的是，這支軍隊的軍紀一直飽受非議，因為流寇就是流寇，中央政府在後勤上自然會有所偏心，在這種背景下，他們難免會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於是，南宋中央政府以整頓軍紀為名，把丁進誘殺，強行改編了他的軍隊。

丁進既受撫，以其軍從帝行，遮截行人，瓷為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為亂……淵聞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紿進曰：“軍士剽攘，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

真州城與揚州相鄰，當時是劉光世部的王德、靳賽駐防，他們一看金軍殺了過來，馬上火燒真州城，然後率軍撤退。

及帝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真州而去，真州官吏皆散走。

這種做法是有說教的，叫焦土戰術。有用嗎？從結果來看是有的，可罵名卻更大。

不止是王德、靳賽，就連南宋初期大名鼎鼎的杜充，之所以會被人說成豬狗不如，基本也是因為他們拿老百姓的生命財產當兒戲：你們沒本事在戰場上擊敗金軍，就用焦土戰術和堅壁清野來應對，金軍是頭疼了，可當地百姓也沒家了啊。

這其實就是上下層的思維邏輯不同。

上層是棋手思維，只要能贏得對戰勝利，哪怕丟掉車馬炮，我也在所不惜；可是對於下層而言，他們就是車馬炮，為了保住上層的勝利，就要犧牲他們的性命，憑什麼啊？

用過這招的人可不止是王德、靳賽和杜充，就連大名鼎鼎的韓世忠也用過，在金軍第三次南侵時，韓世忠認為抵擋不住，於是一把火燒了鎮江，然後率軍撤退。

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悉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既聞金人南渡，即引舟之江陰，知江陰軍胡紡厚待之。

後世也有人對此發表過議論，大意就是說，如果宋軍不燒城，等茹毛飲血的金軍來了，他們肯定也會大搞“三光政策”的。

同時也有人表示反對，如果當地百姓老老實實地跟金軍合作，金軍又怎麼會大搞“三光政策”呢？

於是問題就轉變了，當敵軍入城後，百姓應不應該老實合作呢？合作就是宋奸，不合作就等著三光，怎麼辦呢？

雙方最後得出一個和稀泥的結論，乾脆在敵軍入城之前主動放火燒城，然後跟著政府軍一起撤退。

我只是客觀地將雙方觀點擺出來，至於哪方正確，還請各位自行判斷。

金軍第二次南侵結束後，靳賽率部收復了真州，可由於靳賽也是流寇出身，或者說義軍出身，所以這支部隊的後勤補給難免有些跟不上，於是在進入真州之後，這支名義上的政府軍開始後燒殺擄掠。

金人去真州，靳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日，守臣向子忞至，以義責之。

好在幾天之後，文官系統也回到了真州，老百姓總算有了個說理的地方。高階文職官員對軍人的強盜行為提出了嚴厲批評，讓他們有所收斂。

可問題是，收斂歸收斂，老百姓遭過的罪找誰彌補呢？一切似乎只能怪他們命苦了。

關鍵是，靳賽一看文職官員對自己指手劃腳，自然是滿心不高興，於是很快就造反了。

剛剛受政府招安才幾個月，現在掉頭又造反，這叫什麼事呢？關鍵是，過了一段時間，靳賽再度接受招安。

靳賽這種人絕不是少數，以至趙構後來氣得直接把許多人拉到了黑名單上，表示絕不招安這些人，因為他們賊性不改！

可問題是，人家就是要這樣玩，南宋政府又能有什麼辦法呢？因為不接受人家招安的後果更嚴重。所以在許多時候，趙構雖然說得硬氣，但做事的時候總會手軟。

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靳賽似乎老實了，可當趙構準備徹底整改他的軍隊時，靳賽忍不住了，於是跟著酈瓊一起，北上投靠偽齊皇帝劉豫去了。

南渡後的大宋，正面臨著一個難以化解的危機。

金軍太強大了，第一次南侵搞出個“靖康之難”，第二次南侵打到了長江邊，第三次南侵的結果會怎樣？誰也不敢樂觀估計。

更主要的還在於，各種叛軍、流寇不斷向南湧來，而且勢力越來越大，如果他們趁亂殺過江南，那可怎麼辦啊？

西北也不安分，當地軍頭已經開始軍閥化，竟敢公然奪走高階文職官員的大印，甚至一度試圖擊殺高階文職官員。這樣發展下去，西北軍還會為政府所控制嗎？

最要命的還在於，政府軍的情況也很糟糕，只有楊惟忠、劉光世、範瓊、張俊、韓世忠和王淵等寥寥數人而已。

楊惟忠、劉光世在投靠趙構時，就有著絕不可低估的實力，所以他們可以和趙構分庭抗禮，在關鍵時候，這種軍隊很難指望上。

在苗劉兵變時，劉光世接到張浚三封書信之後才決定勤王，楊惟忠竟然一直沒有親率大軍行動的意思，最後這支軍隊是由高階文職官員呂頤浩率領勤王的。

在關鍵時候，這兩個人雖然沒有站錯隊，但是他們的態度實在都值得玩味。

範瓊曾是偽楚政權的最高軍事指揮官，趙構雖然接受了他的“棄暗投明”，並授予了他政府軍的番號，但是範瓊對趙構一直是若近若離的。

在苗劉兵變時，範瓊接到張浚的五封書信，卻一直跟沒事人一樣。

這樣算來，趙構真正能號令的中央軍，好像只有王淵、張俊、韓世忠了。

韓世忠在不久前被金軍打得棄軍逃跑，雖然逃回了南方，卻也差點變成了光桿司令。這時候的韓世忠，顯然不是趙構能靠得上的。

張俊剛起步，手裡只有八千軍隊，對於趙構當時的困局而言，只是杯水車薪。

王淵手裡有一支人數近萬的禁軍，但架不住身邊有野心家啊。

苗傅、劉正彥當時肯定也和我一樣，把趙構手下的諸多勢力分析了一遍，然後得出結論：趙構目前所能倚仗的只有張俊和王淵，張俊沒多少兵，只要我們能控制住王淵，就肯定能控制住趙構！

苗劉兵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