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是一個透過客觀現象，來治理天下的學派，所謂的“客觀現象”也可以叫“客觀手段”，指的是刑罰、規則等等的方法，他們與儒家、墨家等學派不同。

儒家、墨家比較傾向於人的主觀理念，以及主觀想法來治理天下。所以，他們會講究仁愛兼愛等方式，希望能夠透過人本性當中的“善良”和“友好”，來創造一個和平而穩定的發展過程。

為了能夠更好地推行

君主掌握權勢的同時，要注重“術”和“法”兩大法寶

權勢雖然能夠讓君主擁有統治臣民的權力

也讓臣民會對君主產生畏懼的心理，但是，權勢也僅僅是隻能保證君主行使權利，並不能保證天下太平。要知道法家作為諸子百家當中的一員，作為春秋戰國時代存在的一個主流思想學派，

可見權勢雖然管用，但是管不管用是一回事，用在什麼人手中好不好用卻是另一回事。所以，為了保證不好用的情況甚少出現，還需要其他手段的輔佐，

並且，他們認為單純地

“術”和“法”的作用與不同

同樣的，“術”和“法”就像是吃飯和穿衣，它們對於君主來講也不可置換，不可代替，同等重要。那麼，我們接下來就看一下，

所謂“術”，是用來針對官員的，

而法則是法規和政策，對於這一點，應該是：

就是說，“法令”必須要由官府來制定，制定之後要成為人民群眾心目當中的標杆，成為他們對於行為準則的丈量尺度。之後要對遵守法律的人實施獎賞政策，對違反法律的人加以懲罰。

所以，權勢是君主實行權力的基礎，有了權勢君主才能夠擁有賞罰之權，也才能夠有獎賞和懲罰平民百姓的資格，而要想好好的行使賞罰之權，這就需要有“法”和“術”的輔佐。

法家的“賞罰理念”與以前賞罰理念不同

比如說，在分封制當中，君主也會以土地、人口、社會資源等方式，來獎勵那些盡心盡力的諸侯王，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影響其他的諸侯，讓他們能夠更加盡心的輔佐君主，但法家的先進之處在於

在此之前，獎賞還是懲罰是由著天子的性子來的，沒有規則，也沒有丈量的方式，但是法家卻認為，無論是要獎賞也好，還是懲罰也好，都要有規則，不能由著性子來，而這個規則就是法。這也就是所謂的依法行賞，依法行罰。

“賞”就只賞那些遵守法令的人，而要“罰”也只能懲罰那些觸犯法律的人，並且無論是獎賞還是懲罰都要到位，還要合法，之前怎麼定下的規矩，君主就要怎麼做，這就是韓非最早的依法治國理念。

而獎賞和懲罰的物件基本上都是平民百姓，所以法其實是針對平民百姓的一種手段，因為在法家的眼中，該守法但是又有可能會犯法的人，就是平民。因此，法家之法的標杆雖然是由官方來制定的。

其實也是，對於一個人，可能教誨並不能夠讓他變得善良，但是，刑法和規則卻會讓他感到害怕，從而約束他自身的行為，這就叫

“術”是用來對付官員的

除了“法”之外，術則是用來對付官員的，其實術也是建立在法之上的，因為君主去統治臣民都可以透過法來進行，所以用法統治官員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有一點，那就是官員的身份是比平民百姓要更加特殊的。

老百姓是純粹的民，身上沒有公權力，他們只是被領導和被統治的階層，所以，一個法就足夠能對付，就足夠給他們樹立標杆，足夠讓他們感到恐懼和害怕。

但是，官員手上卻是有權的，因此相對來講就比百姓統治起來更加麻煩，因為手中有權利就難有以權謀私，甚至犯上作亂的可能。所以，在透過法律明確規定行為標杆的同時，還要有辦法暗中防範暗中對付，而這個暗中對付的辦法就是“術”，也就是權術謀略。

“法”應該公開透明，“術”應該秘密進行

而“術”則是越秘密越有作用，甚至連最親近最為寵幸的人都不應該知道，所謂，

與此同時，還有將“術”也就是權謀藏之於心中，用來對付那些心懷鬼胎的政治官員，如此一來，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朝堂的群臣，都掌握在了君主手中，君主的集權也就不再是夢想了。

春秋戰國時代，儒家、墨家思想不管用

這一套理論很好的推動了當時的歷史發展，在法家的思想登上歷史舞臺之前，周朝的統治一直都是實施分權政策的，而分權導致了各大諸侯之間的明爭暗鬥，弱小的國家想要自保，強大的國家則想要兼併，他們慢慢地架空了周天子的權利。

而且按照儒家和墨家的觀點，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各級官員，都有一個行為的慣性叫做上行下效，所以，只要君主是一個聖明的人，那麼就會影響下級的群眾，最終讓他們都變成奉行“仁愛”或者“兼愛”的人。

但是，儒家和墨家卻忽略了一個現實條件，那就是，

在當時那個時代裡，除了諸侯之外，大夫等階級也是擁有實權的，如此，便會導致大夫代替君主的現象出現，比如說，當時魯國的孟孫氏，就掌握瞭如果絕大部分的國家資源，導致整個魯國的權力出現傾斜，甚至國君也只是在為這個大家族打工。

所以，只有

君主掌握權勢透過“法”“術”來實施“仁愛”和“兼愛”

那麼，透過世襲制度繼承國家權力的君主，就必須擁有權勢，想要仁愛和兼愛，也只能在權勢的基礎之上進行實施，如此才能夠壓制住那些跳脫出道德層面的人，才能相應的約束更多人的行為。

與此同時，掌握住了平民百姓，還要防止下屬臣子的小心思，因此君主還要有謀略，有能夠把握群臣的大局觀，如此才能夠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

討論

當然，韓非的這套理論也是有問題的，因為，

也就是說，讓君主透過這樣的規則，來達到使天下萬民臣服的目的，說白了，還是為君主的集權鋪墊道路的，而我們透過上述的敘述也可以看到，韓非口中的法是官員訂立的法，在官員訂立之後將它們公之於眾，並且強制性地讓這個法成為人民群眾心目當中的標杆。

人民群眾是沒有權利去反對法的，而且法作用在他們身上時，他們同樣也沒有權利去反駁，並不像現在社會一樣，我們有辯護權，有保護法，他們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服從與君主訂立的法的義務。

結尾

但無論如何，法家理念和體系的提出，為法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也讓當時的社會變得更加的穩定，透過這一套體系，秦國成功的橫掃六國一統天下，也成功的將法的理念傳承了下去。

法家理論對於歷史的推動作用顯而易見，雖然，有很多的儒家學者對法家理念大加批判，但是，我們在歷史傳承過程中隨處可見法的作用，就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推行的也是外儒內法，所以，法家理念或許不是最為成功的，但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必定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