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統一全國後，隨著南朝的逐步衰亡，南京城市地位開始下降，玄武湖自然也就此被冷落，到了宋朝時期，玄武湖的淤塞情況已經極度嚴重。於是，在王安石第二次調任江寧知府時，便提出了“洩湖為田”的解決方案，此舉雖然增加了貧民的耕地，也為國家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他卻忽視了玄武湖作為南京重要水利設施的作用，導致南京城陷入“雨則澇，旱則涸”的局面。

王安石為何要“洩湖為田”

在隋朝攻滅南陳一統天下後，曾下令將南京城夷平，這是玄武湖首次遭劫，導致玄武湖就此消失兩百多年。此後，隋唐時期隨著政治中心的北移，南京地位下降，玄武湖也就此被冷落，直到五代十國時期，南唐政權才使得玄武湖一度復興。

而到了北宋時期，《宋史·河渠志》有載“城北有後湖，往時歲旱水竭，給為民田，凡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萬，蔭灌之利遂廢”，可見此時的玄武湖淤塞面積極廣，部分湖面在乾旱後已經被開闢為農田，長此下去，玄武湖必然要再度消失。

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深秋，變法受挫的王安石再度外放為江寧知府，面對關乎江寧百姓生存的玄武湖問題，王安石陷入了深思，如果將淤塞嚴重的玄武湖棄之不用，自然極為可惜；可是如果要疏浚復湖，又顯然是一項耗時耗力又耗財的巨大工程，再三思索後，王安石終於做出了一個“洩湖為田”的巨大決定。

熙寧八年（1075年）深秋，王安石向宋神宗上了一道《湖田疏》，其中寫道“臣蒙恩特判江寧軍府，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當職事。當時集官吏軍民，宣佈聖化，啟迪皇風。終戍一載，所幸四郊無壘，天下同文。然臣竊見金陵山廣地窄，人煙繁茂，為富者田連阡陌，為貧者無置錐之地。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古蹟號為玄武之名，前代以為遊玩之地，今則空貯波濤，守之無用。臣欲於內權開十字河源，洩去餘水，決瀝微渡，使貧困飢人盡得螺蚌魚蝦之饒，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後，濟貧民，假以官牛、官種，又明年之計也。貧民得以春耕夏種，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無以侵漁聚斂，只隨其田土色高低歲收水面錢，以供公使庫之用，無令豪強大作侵佔。專駕巡狩，復為湖面，則公私兩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綏懷貧腐。”

從這封奏疏來看，王安石的目的很明確，他希望透過在玄武湖中開闢十字形河道，將湖水洩去，然後將湖中的魚蝦分給江寧的窮苦百姓，等到湖水洩完後，再將田地分給貧民耕種，此舉一來可以解決當地民生問題，另一方面則可以為朝廷增加財政收入。

“洩湖為田”的惡劣影響

從實際效果來看，王安石“洩湖為田”的措施顯然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好政策，然而他卻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玄武湖同樣是南京水利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的這項舉措雖然在當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長久來看，卻顯然是得不償失的。

早在三國時期，孫權便曾在南京開挖

潮溝、運瀆、青溪等河道，使其與玄武湖相通，透過積蓄周圍山上流下的雨水，一方面可以向南京城輸水，另一方面則可以用來運輸和灌溉。同時，如果遇到洪水，玄武湖還是一個不錯的蓄水地，避免城市遭遇水患。

而在王安石上書之後，宋神宗很快便同意了他的這一主張，於是改湖為田的工程得以實現，而玄武湖則幾乎徹底消失了，“惟城北十三里僅存一池”。而許多年後，返回江寧的王安石再度來到玄武湖，往日的湖水已經變成了綠田，眼看自己的計劃已經得到實施，王安石暫時拋開了變法受挫的煩惱，心情愉悅的在楊德逢屋壁上留下了一首詩——《書湖陰先生壁》，“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恐怕王安石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的這項“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卻給南京城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不久南京便陷入了“雨則澇，旱則涸”的尷尬境地，城內河道更是因為缺水而逐漸淤塞，原本三面環水的南京城就此變成了一個缺水城市。南宋時期，《景定建康志》便曾指責王安石“田出谷麥，所利者小；湖關形勢，所利者大”。

直到元朝大德五年（1301年）和至正三年（1343年），南京地方官先後兩次疏浚玄武湖，南京城遇雨成災的局面才得以改善。而到了明朝初年，隨著朱元璋定都南京，才派人對十字河進行了一次大疏浚，同時建閘提升城外水面，玄武湖這才得以重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