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都城長安由宮城、皇城和廓城三部分組成。其中宮城在長安北部正中處，宮城南門外為皇城，裡面分佈著中央各部衙門。皇城之外是由108坊組成的裡坊區，以朱雀大街為界，左有萬年縣管理的五十三坊，右有長安縣管理的五十五坊。這些裡坊都有高大的坊牆，設坊正維持坊內治安，入夜後坊門關閉，禁止出入。在這種坊市制中，形成了京兆尹、京縣縣令、坊正的三級管理體系，共同維護長安的秩序和安全。

管理長安城的裡坊制

唐代是裡坊制發展的高峰，形成了“坊有墉。塘有門，奸偽無所容足”的城市結構。裡坊內遍佈官舍民宅，人們只能透過圍牆上開闢的、有守卒把守的坊門出入。坊內居民“四家為鄰，三家為保。百戶為裡，每裡置正一人，檢察非違，催驅賦役”。每坊的坊正由京縣縣令在“白丁清平強幹者”中選拔，負責一坊事務。

裡坊之上是京縣系統，萬年、長安兩個京縣分別管理長安東區和西區，下設管治安的縣尉、管民政的市令、管商業的市丞和市佐，其上又有長安地區最高行政長官京兆尹“以納紀眾務，通判列曹”，協同左、右金吾衛護衛京城，成為長安城的最高治安管理力量。

“安史之亂”後，唐朝府兵制受到極大影響，以府兵為主要兵源的金吾衛面臨兵力不足的局面，漸漸無法保證長安的宿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唐朝政府只得在市井之中進行徵兵，許多流民和無賴得以進入金吾衛，金吾衛的戰鬥力和城防力大大削弱。為了協助金吾衛做好長安的治安管理，唐朝政府開始在長安設定左、右巡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事務”。

巡街使的出現及對長安的管理

巡街使的職能包括執禁捕盜、保護路橋、穩定風俗、禁止侵街、護衛朝官等等，歸金吾衛的翊府中郎將統轄，其下有判官、巡典和若干衛兵。他們的待遇同金吾衛一樣，可以乘馬巡街，並配備了弓箭和陌刀等武器。

中唐之後，金吾禁軍的勢力進一步衰弱，巡街使逐漸成為維護長安治安的主要力量，地位也越來越高。不少巡街使被贈與“金吾將軍”的官銜，甚至出現了不少皇親貴戚出任巡街使的局面。唐憲宗的舅舅郭釗就曾擔任過金吾大將軍、左巡街使，唐代名相李德裕也曾任長安防禦副使兼右巡街使。

隨著巡街使地位的不斷上升，他們的職權也越來越大，已不再僅僅是維護長安治安那麼單一，還有了監察所巡之內不法之事的權力，對居於長安的官員的不法行為有權進行監管和打擊。

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由於經濟繁榮，社會風氣也從尚儉向尚未奢轉變，許多居於長安市坊內的功臣勳貴“盛修第宅”，在市坊內進行圈地侵地，甚至違反規定，大起高樓亭閣，造成原本整齊有序的道路系統遭到破壞。而隨著佛教和道教的興盛，許多達官貴人佈施給宗教人士，預設他們在長安興建寺廟道觀，更是大大擠佔了裡坊內的空間。由於土地資源稀缺，這些高官的府第或者寺廟往往侵佔裡坊內交易的集市土地，使得長安的市、坊界限越來越模糊，原來一個個封閉的裡坊空間被打破。一些達官貴人為了出入方便，甚至打通坊墉的高牆，向街開門，隨意進出。這都使得原本井然有序的坊市場制度面臨崩潰的危險，唐朝政府不得不加大巡街使的權力和作用，力度扭轉這種局勢。

唐代宗和穆宗時，兩次釋出律令，規定“非三品以上或坊內三絕，不得向街開門。著巡街使勘向街門戶，悉令閉塞”。

這條律令中指的“坊內三絕”，是指住宅三面都被他人圍牆堵住的坊內特殊居民。這些人是之前貴族和僧道們無序“圈地運動”的受害者，如果不允許他們在臨街方向開門，他們的住宅將無法進出。而唐朝的統治者此時已無力對蔓延開來的貴族和僧道侵佔裡坊土地的事進行治理，只能預設現狀，同時允許“坊內三絕”這種特殊居民破牆開門。

對於不屬於律令規定範圍內人員侵佔土地和坊牆行為的查處任務，落到了巡街使的頭上。他們按照詔書中“凡諸坊內街曲，有侵街打牆，佔路造舍，並令毀拆”的規定，對長安十一條南北大街和十四條東西大街進行治理。

從結果上來看，這種結果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因為長安聚集了大唐無數的高官勳貴，他們建造的酒樓、亭閣遍佈長安，並形成了一個個的商業中心。那些僧人和道士的寺廟道觀，也是長安城中眾多百姓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許多宗教場所四周甚至形成了大規模的市場，成為長安新的繁榮區域。長安城原先設計好的坊市結構和白天交易，晚上夜禁的規定逐漸成為一紙空文，特別是崇仁坊到春明門大街一帶，更是“一街兩輻，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巡街使王式夜間巡視時，發現這裡每晚出入的王公貴族數不勝數，只得“下令不呵止夜行，使民自便”。唐朝政府維護坊市制度的嘗試徹底失敗，市坊制的崩潰成為必然。

開封的興起

唐末五代時期，長安城在戰火中被毀，地位一落千丈。全國的漕運重鎮汴州（開封）躍升為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後梁、後晉、後漢和後周都先後以開封為都，特別是後周擴建開封之後，開封由原先的一個地方州府一躍成為全國性的大都會。

後周是在開封原有的基礎上對開封進行的擴建，而不是擇地新建，所以開封城保留了原來的城市核心。這種核心體現在開封是一個商業之都，生活之都，沒有長安那樣深受市坊制的影響，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裡坊佈局。而後周在擴建開封時的原則是先將軍營、街巷和衙署等重要設施標識出來，其餘的空間任由百姓自由造宅，所以開封的城市建設與長安那種先確定裡坊，再修坊牆隔出街道的方法有著本質的區別。

但是這種政府沒有完整規劃，任由百姓建宅的無序建設，很快讓後周嚐到了苦頭。因為老百姓侵佔土地的熱情十分高漲，很多地方的街道都被人佔去，馬車都無法通告。如果不加以整治，開封將變成一個無序的城市，完全不能滿足居住生活的需要。

後周基本上繼承了唐代官制，在開封也設定了左、右巡街使，分別由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劉承斌和石彥辭擔任。他們在管理開封的過程中，遭到了市民的極大阻力，根本無法按唐朝的裡坊制度去規劃和管理開封城，周世宗只得做出妥協，規定只需保證開封城內主要道路闊五十步，次要道路闊三十步即可，其他土地允許百姓建設。這固然是周世宗的愛民之舉，但也反映此時裡坊制度並不是統治者依賴的唯一管理辦法，巡街使在管理百姓的過程中，職能也有所削弱，地位逐漸下降。這導致了唐代以來的坊市制在北宋被最終破壞，新的城市格局即將形成。

北宋對開封的擴建

北宋建立後，宋太祖鑑於開封城規模太小，“未如王者之制”，於建隆三年徵發民夫，對宮城和皇城進行擴建。當時有一些大臣建議宋太祖恢復“雍洛之制”，將唐朝長安的坊市制度搬到開封。

由於後周在擴建開封時，僅僅只標識了軍營、街巷和衙署等重要設施，而沒有劃出裡坊的範圍，也沒有建造分割的坊牆，所以百姓建房時並沒有被封閉在一個個單獨的坊牆內，是一種散居的狀態，生活十分便利。如果強行將百姓安置在封閉的空間，必然會遭到強大的阻力。所以儘管北宋政府設計了圖紙，也將開封的一些地名改為“某某坊”，但是宣揚“以仁治國”的北宋政府並沒有強行推進這一規劃。

坊市制既然不是北宋首都必須採用的城市管理制度，那管理坊市制的巡街使的作用也越來越弱，職能也經歷了重大轉變，逐漸被“廂制”所取代。

根據《宋會要》的記載，北宋時開封城內共設八廂，城外九廂，“置廂吏，京府統之”，代替巡街使成為管理開封治安。由於開封人口越來越多，僅靠開封府無力處理諸多事務，所以“廂”開始接手處理開封城的訴訟案件，並逐漸接替開封府，全面管理開封的治安，開封迎來了嶄新的街市時代。

街市時代的開封雖然將一些街道命名為坊，但這種徒有其名的“坊”已不再是約束百姓進出的關卡，而僅僅是一個名稱罷了。裡坊制度就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市坊制度消亡的原因

唐代的市坊制度將坊與市從空間上隔開，形成了相互分離的兩個空間，這雖然便於管理，但對市民來說其實並不方便。市民的交易活動必須去市場才能進行，即便一針一線，往往也要步行良久。而且市場交易有時間限制，交易時間表僅有從日中至日暮的兩三個時辰，一到關閉的時間，百姓必須回到居住的坊中，要想買什麼只能等待次日開市。

裡坊制實行嚴格的宵禁制度，當鼓樓鐘響之後，所有坊門必須關閉，街上禁人行。每天的宵禁雖然能保證長安的安全，但使得夜幕降臨後的長安死氣沉沉，剝奪了市民夜生活的樂趣，既不便於日常生活，也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北宋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非常繁榮的朝代，宋代商人的地位比唐代大大提高，商人子弟也可以透過科舉入仕，更使得商人們也獲得了政治上的發言權。特別是中唐之後，隨著大稅法的改革，棄農從商的農民越來越多，官僚和貴族也參與商業活動之中，政府也默認了這一現象。這些新興的商人階層將他們的商業網點開設在開封的大街小巷每一個角落，北宋政府也承認了這種做法的合法性。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開封人口基數大，密度高。雖然長安鼎盛時也是百萬規模的大都市，但是長安城的規模遠遠大於開封。開封的人口在神宗時達到頂峰，據考證有一百五十萬左右，密度之大，亙古未有。這麼龐大的人口密謀，顯然無法繼續唐代的市坊制，讓他們居住在一個個密閉的坊中，將他們將他們的生活和商業交易進行隔離。所以在人口壓力和經濟發展的兩大推手的推動下，市坊制無可避免的解體，街道兩側空間開始成為百姓合法的使用空間。

從《清明上河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廢除了市坊制的北宋都城開封，店肆林立，夜市繁榮，政府不再對百姓的生活方式進行強制的管制，百姓在寬容自由的氛圍下，如現代人一般享受著豐富多彩的市民生活，使得宋代的經濟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頂點，也使得中國的城市逐漸向更科學、更現代的方向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