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事物的過程一定是曲折進行的，對同樣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時空一定會有不同的認知，任何新文化必然是從已有的文化廢墟之中生長髮育出來的，所謂新文化之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給“舊文化”賦予新時代的註腳和解釋。近代中國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屈辱史，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由於種種原因對自己的文化進行了一輪新的認識和解讀，歷史原因導致這些解讀的基調以否定為主，以如今的眼光看來這一百年來我們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存在著嚴重的過度否定；彼時的新文化已經淪為了如今的老論調。中華民族千辛萬苦終於走過了最艱難的崎嶇，走到了復興的平穩大道之上，如今有縫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民族復興之路文化復興先行，我們很有必要重新審視我們古老而輝煌的文化和歷史。

華夏文明

一：亟需重新審視之一：封建社會與皇權

歷史教科書上痛心疾首的教育我們，近代以來中國人頭上有三座大山需要推翻：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和官僚主義；封建主義居然穩穩的坐了第一把交椅，竟然比殖民主義都要惡貫滿盈。因此封建主義和皇帝也成了中國人最憎恨的東西，並且將之與獨裁、專制、野蠻、落後畫上了等號，並加之各種濃墨重彩的藝術加工和誇張的宣傳，以至於封建專制和皇權獨裁漸漸變成了符號，讓人恨不得綁起來遊街示眾並讓所有人都啐幾口濃痰的符號。

皇權與官僚

然而，幾乎沒有人知道，大家公認的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並不是真正的封建社會，公認專制的皇權也並不能真的“獨裁專制”。

封建社會這個概念本身是帕來品，指的是分封建國的領主管理封地的社會型別，基本上與歐洲的中世紀對應；近代學者直接套用到中國，認為中國從秦到清的兩千年是封建社會，實際上這是不對的，可以說是能夠與“常凱申”相提並論的學術訛誤。秦朝不但不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恰恰相反是封建社會的結束；秦之前東西二週分封建國，秦之後是郡縣制。自武王立國到春秋戰國直至秦統一六國之前，恰恰與歐洲的封建社會，這段時間能夠找到歐洲古代的城邦制（小諸侯國），共和制（召公共和），貴族制、寡頭制、僭主制（諸侯架空周天子，卿大夫架空諸侯）等幾乎所有政治制度。因此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古代各朝代正確的社會型別劃分應該是：夏商兩朝是奴隸社會，兩週是封建社會；自秦至清這兩千年，西方人以他們的文化傳統來理解，必然是看不懂的；中國人照搬西方的標準，只能是按圖索驥削足適履。

既然對於歷史階段的劃分都錯了，那麼對於歷史的評價有偏差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簡言之，近代以來以西方歷史觀為準繩建立的中國歷史觀，都是有失偏頗的，最大的訛誤就在於對於中國古代皇權的認識。

皇權是至高無上的，但是皇帝不是為所欲為的，（除了特殊時期的少數幾個例外）他不可能專制更不可能獨裁。與大多數人的認識都相悖，古代中國的真正主人，從來都不是名義上的主人皇帝，而是僚聊集團，官僚集團所組成的穩固聯盟自漢以來就是一隻強壯而穩固的大手，牢牢地抓住國家的實際掌控權；至於皇帝實際上與如今的君主立憲的英國女皇類似，大多數皇帝不過是國家象徵的元首而已。

秦朝國祚太短，雖然始皇帝雄才大略滅六國一天天下且國家推行郡縣制意圖消磨六國的貴族勢力，但實際上秦朝時期國家真正的力量還是在貴族手裡，秦國貴族掌握政府，六國貴族掌握民間，本質上是未表現為疆土割據的二分天下，本質上國家的主人還是貴族，那時候貴族也就是“官僚”。

滅秦戰爭和楚漢戰爭是一部貴族更替史，底層出身的漢高祖劉邦消滅了原有的貴族之後衍生出了一大批新的貴族，主要是皇室宗親、外戚和功臣之後，這批人成了帝國真正的主人；最終西漢也亡於外戚貴族王莽之手。

東漢基本與西漢一致，也是貴族的消亡與新貴族的出現，這個時期這些世家大族形成一個新的結構：門閥；像三國演義中的夏侯家，袁家，諸葛家，荀家都是這一時期正式形成的門閥，他們徹底壟斷了政府官員的任選權力，實實在在的掌控了國家。

魏朝與東漢類似，門閥勢力不斷鞏固；兩晉更是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此後的南北朝時期有力打擊了舊門閥造就了隴西世家新門閥的崛起；隋唐兩朝就是隴西貴族新門閥的時代，所謂皇帝不過是他們推出來的代言人而已；有學者認為隋朝的滅亡本質上源於科舉制度動了門閥的蛋糕，於是隴西門閥們就把“自己人”的楊家換成了也是自己人的“李家”。

第一個打破門閥的人是黃巢，此後五代十國的武夫們不懂斯文，把門閥的罈罈罐罐都砸得稀爛，此後從北宋開始重文輕武文官節制無關，加之科舉制度成熟，新的文官集團崛起，此後歷代都是文官集團治理天下，並在明朝達到巔峰。

透過梳理這兩千年的歷史可以發現，真正掌握國家的從來不是皇帝，而是官僚；被擺在明面上的皇帝自然會有相應的權利，但是皇權絕對不是真正的“至高無上，為所欲為”的，皇帝受到的限制甚至可能及其之多以至於皇帝都不堪忍受的地步，具體如何可以去看《萬曆十五年》，此書詳細具體的闡述了作為皇帝的萬曆如何作為文官集團的牽線傀儡又如何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抗議以至於三十年不上朝。

實際上歷代皇帝都想過集權和獨裁，明太祖朱元璋甚至策劃舉國大動的胡惟庸案並永遠廢除了宰相制度，他天真的以為沒有了宰相皇帝就高枕無憂了，然而歷史真實啪啪打臉，即便沒有了宰相，皇帝依然是文官供起來的牽線木偶。

中國古代的皇帝實際上是個很複雜的制度和文化產物，他既代表著上天意志和國家正統，又秉承民眾的使用者管理萬民，還有擔負中國特色的教化職責是天下道德的楷模，他像是教皇、元首和聖賢的綜合體，與柏拉圖的“哲學王”一樣符合政治的期許，然而正是這無比崇高的期許，使得皇帝幾乎失去自己的人格和個性，成為官僚集團和政治文化的牽線木偶。

其實這就是中國製度的一點優越性，有點類似雅典的元老院民主制度，君主雖然擁有最高的個人權利，但是永遠受到元老院的限制；可惜的是雅典元老院是曇花一現，而中國的文官制度卻源遠流長。甚至可以假設，從明朝的時局來看的話離君主立憲也就是一步之遙，如果沒有滿清遊牧民族的暴力破壞，明朝完全有可能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

所以，中國自秦至清的兩千年，絕不是所謂的封建社會；這個時期的皇帝也絕不是簡簡單單的“獨裁專制”，中國的這一政治制度經過了兩千年的實踐，或許有不少問題，但是絕對不是如當下主流所說的那麼落後不堪，其中的借鑑參考意義，絕對值得挖掘。

二：亟需重新審視之二：儒家與以德治國真的誤我中華嗎？

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打倒孔家店成了人人都掛在嘴上的口號，曾經至高無上的至聖先師孔子也落魄為人人喊打的“孔老二”，儒家一夜之間從中國官方唯一認可的意識形態和全部國人的道德規範變成了毒害中國人靈魂的思想砒霜。這場運動如此浩浩蕩蕩以至於後續影響至今尚在，時至今日大多數國人對儒家的觀感依舊糟糕，甚至很多人提到儒家就是一通沒由來的臭罵一通，更有相當數量的人不知何為儒家卻從內心裡憎惡儒家，實在算得上是一大奇觀。

中國以儒立國兩千年，然後又在儒生的手裡衰敗不堪，似乎儒家背了這口沉重的歷史大鍋也合情合理無可厚非；然而問題在於即便儒家背鍋也不等於要將儒家全盤否定；曾經那場運動是“矯枉必須過正”，而如今則必須以客觀中肯的態度重新審視我們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家。

1。儒家禮教的出發點有問題嗎？

儒家思想體系一直在發展之中，從孔子的克己復禮推己及人的“仁和禮”，到孟子養浩然之氣的“義”，到荀子以“尊卑有序，親疏有別”的“法”，到董仲舒天人合一，到韓愈師徒的性善情惡，到朱熹“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一脈相承傳承有序又各有區別。限於篇幅，此處評論儒家思想不以某一時期的儒家思想和細節為樣本，而主要以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標準四書為準。

《論語》是四書之首，裡面的內容體系較亂但是中正平和，是四書之中新文化運動以來受到指責和批判最少的；但是由於有選擇有側重的曝光，《論語》在大多數人的觀念裡已經成了一本教育專著，實際上《論語》的價值遠不止於教育範疇，有太多價值值得挖掘。

《孟子》中名頭最響亮的莫過於“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之說也成為了中國士大夫文人兩千年來修身的重要手段；實際上孟子的學說主要是一個核心的兩個方面，核心是“義”，於人要勇於捨生取義，較孔子的當仁不讓的表述更為明確；於國於政要“內聖外王”，第一次明確闡述了“王道”的政治概念。事實上孟子的學說是不是中國民本思想的源頭卻是民本思想的頂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為手足，則臣之視君為腹心，君之視臣為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為草芥，則臣之視君如仇寇。”這兩句話朱元璋甚至想把它徹底抹去，然而文官集團以死抗爭使他最終未能如願，這是隻是皇權和官僚集團鬥爭的一個縮影，從側面印證了孟子學說對中國古代政治的重大影響。客觀來看孟子的這一政治主張實質上為後世官僚集團限制皇權提供了理論依據和道德制高點，對中國兩千年的政治的影響之大難以估量，本質上孟子一書於中國古代而言，沒有憲法之名卻有憲法之實。

《大學》一書應該是當代人比較陌生的經典，此書的意義在於他是中國士大夫可以奉行終身的人身藍圖，規劃出了一條步驟清楚行之有效的人生道路。《大學》八條目指出：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兩千年來無數士大夫信奉並踐行的人生規劃和人生追求，對於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產生的重大影響同樣無法估計。在今天看來，這種由內到外、由小到大、推己及人的人生態度和處事原則依舊有其合理性和價值，這種凝聚了先賢智慧的人生藍圖和修行方法在今天的社會格局下依舊有著很好的指導意義。

《中庸》估計是四書中最慘的，如今中庸之道基本上已經與“墨守成法，頑固守舊，不思進取，圓滑世故”劃等號，但凡說起“中庸”二字且敢當眾宣揚信奉中庸之道，那麼一定會被口水唾沫淹沒。然而可笑的是如果你問那些嘲諷憎惡中庸的人什麼是中庸之道，他們卻往往說不出來，大抵是聽人說中庸誤國戕害中華兩千年而已。

根本不知何為中庸卻似乎跟中庸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一樣憎恨中庸，不得不說這是當今社會的一大奇觀。下面就引用一段中庸原文以正視聽：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再引用一段孔夫子的評價：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看罷原著，反思一下什麼是中庸！是頑固保守不思進取？還是是非混淆圓滑世故？

中庸之道，便是中正平和不偏不倚，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是不走極端。孔子認為中庸是道德的最高標準，客觀來看中庸之道非但不如當下主流所說的十惡不赦，反而是萬世不易的為人處世減少犯錯誤規避風險的良策。

如此看來，儒家學說思想至少大方向上並沒有大的過錯，反而有巨大的價值和正面作用，那麼為什麼近代以來儒家為何一度成為了被批判的主要物件呢？

2。儒家的“以德治國”的理念錯了嗎？

儒家成為中國的意識形態正統的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的，普遍觀點認為中國至此就是儒家一家獨大並且始終貫徹“以德治國”的政治理念。實際上並非如此，儒家看上去似乎的確一家獨大，但是中國政府卻從未完全“以儒治國”，而是“外儒內法”、“上德下法”。所謂外儒內法就是國家意識形態是儒家的思想體系，但是管理體系確實法家理論，用儒家思想教化臣民而用法家手段行政管理；所謂上儒下法，是指較為低階的行政系統內依據的是政府的律法，但是國家大事在律法之上還必須有一層道德解釋，這時候儒家道德標準和象徵著最高道德和合法道統的皇帝成為最終的決策者。

換言之，中國古代的法治建設從來都不是空白，反而極其發達；歷朝歷代都有最高律法作為司法的標準，無論是唐代的《唐律》還是明代的《大明律》都已經幾乎形成完備的法律體系，與現代君主立憲國相比就只差了約束皇帝的《憲法》，而事實上皇帝同樣受著道德祖制的約束，道德和祖制並不是無形的，他們都白紙黑字的寫在各朝律法和諸如《孟子》這樣的典籍之中，一直有效的充當著官僚集團約束皇帝的最高理論依據。

在民間可能情況會稍微糟糕一些，中國民間的治理實際上一直是政府與鄉紳共治的局面，加上官方宣傳中的“以德治國”意識形態的影響，這就造成了管理民間的工具的的確確更多的是道德和習俗，這一方面是由於古代管理技術的限制，一方面確有儒家思想的作用。

因此，結論是中國古代從來不是純粹的以德治國，儒家以德治國從而誤國的結論顯然論證蒼白；而儒家的理念的的確確對民間思想和社會狀態有很大的影響，長期來看這是有弊端的，這不可否認。

綜上所述，儒家本身並沒有致命的缺陷，儒家在兩千年曆史中扮演的角色似乎略有瑕疵，但是也完全不足以誤國，因此誤國誤民這口歷史大黑鍋，可能儒家的確背得有點冤枉。

三：亟需重新審視之三：中國古人的生活狀況真的水深火熱嗎？

關於中國古人的生活狀態，不準備系統地談，只選取幾個有代表性的問題簡單介紹。

1、中國古代等級森嚴，有大量特權階層？

今人對古代的印象幾乎都是等級森嚴，上層冷血殘暴毫無人性地剝削壓榨下層勞動人民的。這種情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確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縱觀三千年古代史，中國的特權階層實際上是在逐漸衰落消失的，換言之社會走向其實一直在趨於更加公平合理。夏商兩代時代奴隸主是特權階級，對其所有的奴隸有著絕對的支配權，奴隸甚至只是牲口完有沒有人權；東西兩週特別是戰國時期，奴隸制度慢慢消失，貴族取代奴隸主成為特權階級，在此期間奴隸解放成為平民，平民有基本的人權，特別在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平民可以透過耕戰立功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成為新貴，社會上下層通道開始打通；西漢時期大量的平民崛起成為新貴取代舊貴族，新貴很多出身低微對底層有更多的同情和體恤，平民的地位有實質性提升，東漢時期新貴族地位鞏固成為新門閥，直至魏晉兩朝門閥壟斷國家權力和資源，平民只有透過戰時社會動盪的機會躋身上流社會，階層流動相對固化；南北朝時期崛起的隴西門閥在動亂末期崛起壓過兩晉時期的舊門閥並透過建立隋朝來取得國家的實際控制權，此時隋煬帝開科舉增強社會上下層的流動性，試圖打破新門閥對國家權力和資源的壟斷，但是隋朝也因此觸動門閥勢力而被推翻，繼承它政治遺產的李唐依舊沿襲隋朝的科舉制度，武則天時期更開創了武舉制度，階級流動性緩慢增強但是未能動搖門閥勢力的根本；黃巢起義本質上可以理解為寒門和門閥氏族的鬥爭，打開了動搖門閥根本的第一戰，此後唐末一直到北宋立國之前的上百年戰亂徹底打破了門閥對國家的壟斷，加之科舉制度成熟和擴大規模，到北宋時期徹底打開了門閥對國家、資源和人才的壟斷，讓底層百姓“朝為學舍郎，暮登天子堂”，“習得文武技、貨與帝王家”成為現實，此後八百年國家政權幾經更迭，但是科舉制度依舊，底層社會到上流社會的通道一直暢通。

由此看來，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權階級的確一直存在，從上古的奴隸主到西周的六國貴族，再到兩漢魏晉的舊門閥、隋唐的新門閥和宋代以後的文官利益集團都是特權階級，但是一方面特權階級對於底層的壓迫程度一直在變得越來越弱，平民大眾的基本權利一直以來都越來越有保障，而且社會階層的流通性也越來越強。社會的的確確一直都是金字塔結構，不過這個金字塔在這三千年裡從高瘦險峻的狀態逐漸變得更加平坦低矮，上層的特權也越來越受到限制而底層的權利得到越來越好的保障，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來中國社會一直是在進步的。

縱向看來中國社會階層的流通性是越來越強的，特權階層是在逐漸消亡的，那麼橫向看特權階層和普通民眾的關係呢？社會的階級劃分一定是圍繞著生產資料的，掌握生產資料的就是剝削階級和特權階級，因此中國古代的階級其實是一直圍繞著土地進行的，上面的所謂特權階級從奴隸主到貴族、門閥直至新文官集團，本質上都是大地主。而平民又有農工商三種社會身份，古代的手工業不發達，因此手工業者者構成比較簡單，基本上都是師徒傳承靠手藝餬口沒有複雜的社會結構，他們都屬於社會最底層。而農和商相對比較複雜，農這一社會構成分為佃戶、自耕農和中小地主，而大地主不屬於農他們大都屬於士的階層；而一個農戶即便是最為貧窮的佃戶，只要家裡出了一個能夠考取功名的讀書人社會地位立馬就會提升，從屬性上可以變成社會最高階計程車階層，從資產時考上舉人至少就能夠躋身中等地主富甲一方，考上進士那一定就是大地主了。商人比較特殊，在古中國商人是最低賤的階級，沒有參加科舉的資格，因此不能透過科舉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商人的構成依舊十足複雜，因為錢能通神，很多商人除了政治地位低下之外，實際社會待遇並不低。商人之中地位最低的是遊販走卒和學徒，他們的生存境況與佃戶相仿當然他們可能同時也是手工業者；地位稍微高一點的商人是能夠有一家店鋪的掌櫃，他們大都能夠過上小康生活，大致相當於如今的中產，有的甚至能夠富甲一鄉；再之上則是富商巨賈，他們往往能夠富家一縣一州；最頂級能夠富甲一省的，那都是官商，這種官商甚至可能富可敵國，對於他們來說商人的賤籍早就不是問題，除了錢能通神之外，他們本身就和官僚集團有著密切聯絡，透過利益交換能夠得到大多數他們想要的東西。當然富可敵國的官商大多數最後都被殺豬放血不得善終。

說清楚了古代的社會結構再來講剝削問題，士族也就是大地主，自然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存在，在很多朝代他們由於士的身份甚至是不用交稅的，這些大地主往往動則有上千甚至上萬數十萬土地，家中奴僕雜役無算，加上僱傭的佃戶都是他們剝削的物件。除了佃戶外還有半自耕農，也就是自家地不夠養活一家老小找地主老爺租賃土地耕種並且每畝交一定糧食租子，這種租子有多有少不可歷朝歷代不同地方不同地主各有不同，總的來說剝削成分頗重。大地主除了剝削農戶之外還剝削商人，所謂官商勾結便是這樣的利益交換，在古代中國商人是從來鬥不過官僚的，很多富可敵國的“官商”一直被剝削最後失去利用價值時候還可能會成為政治犧牲品。手工業者相對來說被剝削得最少，一般只會被街頭惡霸欺凌。

其實上述的剝削往往還是比較合理且讓人能夠承受的，實際上中國古代為富不仁的大地主並不多，更多的剝削實際上往往來自於官府，這種剝削叫做稅收。稅收本身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問題在於由於制度的僵化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攤派，讓稅收實際上成為對百姓最嚴重的的剝削。但是這種剝削也是在不同的時代不一樣的，盛世往往百姓負擔不重甚至能直奔小康，亂世的時候百姓就可能很辛苦了，這一點到下節詳細論述

2、苛捐雜稅很重以至於百姓生活水深火熱？

上文談到，中國古代史就是一部特權階層被限制得越來越多，而平民的地位相對越來越高的過程，其直接體現就是下層社會到上流社會的流通越來越通暢，到兩宋以後已經通暢到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團特權階級已經不可能阻止下流社會的人進入他們的階級分走已經屬於他們的那一部分蛋糕，這在西方社會即便是今天也是很難想象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古代要比同時期的西方社會先進得多，那麼中國曆朝歷代百姓的生活品質又是如何呢？

不妨接著上節內容接著論述，上文講到了剝削和稅收的問題，這種稅收形式剝削背後的機制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管理技術落後和通訊交通的落後導致的制度僵化，以明朝為例，一千多個縣根據建國初期的實際情況規定了其交稅的多少，最初這個稅率是合理的，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各縣人口土地等的情況多有變化而交稅量卻是鐵打不動的，那麼隨著時間推移到王朝中後期很多縣的稅就會變得很重以至於重到老百姓無法承擔的地步，再加上土地兼併和自然災害就導致了稅收實際上成為了百姓的災難，尤其是在遇到災害的時候，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現象並不少見。第二：各級政府處於各種動機的行政攤牌，或者是要新修水利工程，或者是要剿滅匪患，又或者僅僅是巡撫老爺要過壽，總之地方上的官員一旦手頭緊張，就會攤派稅收。第三：戰爭籌款，這個不消多說，中國古代自始至終內憂外患就不少；第四：官僚集團和皇室的鉅額花費，其中官員用度多半是巧取豪奪的貪墨和賄賂的灰色或黑色收入，而供奉皇室和政府開支的錢則一向都是“天經地義”的義務，而中國古代的官僚機構冗雜皇室生活奢靡是常態。

稅收是常態，稅收之中存在著剝削也是共識，但是看問題需要一分為二，中國古代歷來有盛世和亂世之分，也就是說這種剝削同樣是分時代背景而不同的；在政治清明的時代也就是所謂的盛世，往往稅收合理而剝削較少，百姓安居樂業，而亂世或者國家動盪不安的時分，這種剝削就將讓百姓苦不堪言。

這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事情，儒家的思想總的來說是好的，官僚階級也大都自詡節操高尚，皇帝更是當時供奉起來的最高道德標準，然而最後的結果卻是在他們的治理下往往卻是百姓被剝削嚴重，儒家的“王道”似乎像個笑話一樣。其實真正應該指責的不是儒家思想和皇權中央集權的問題，而只能是歸咎於中國兩千年曆史無法解決的歷史週期問題，每當一個朝代取得國家正統建立政權，最初一百年休養生息國富民安，第二個一百年特權階級固化土地兼併嚴重此時百姓生活質量急劇變差，此時運氣好的王朝會出現中興之治社會矛盾有所緩和，最後一百年內憂外患不斷，國家進入亂世之象，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因此中國幾千年來有典型的唐朝開元盛世和北宋熙寧之治，有學者認為這樣的盛世百姓的生活質量除了沒有各種家用電器之外比之我們今天也不遑多讓，尤其是宋朝出了名的藏富於民，《清明上河圖》中一覽無餘的展示了當時百姓生活的富庶。毫不矛盾的是中國古代同樣有百姓生靈塗炭百姓水深火熱的國家動態和戰亂時期，總的而言大概三分，盛世三分之一，即歷朝歷代的前一百年以及歷代中興之治；戰爭和動亂三分之一，即大約歷朝歷代的最後後一百年以及自然災害頻發年頭；剩下三分之一不好不壞，百姓有賦稅剝削之患但是全家生計無憂。

綜上所述，對於古代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言論切不可片面相信，中國古代一直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極必亂亂而復治的週期中發展，亂世的百姓的確流離失所，但是卻不可因為亂世而全盤抹殺盛世的安平富庶，換言之中國古代的治國理念和政治制度是可以治國的，但是的的確確有一個無法解決的農業社會歷史週期問題而無法長治久安。事實上這個問題至今是否徹底解決也未可知，老祖宗的智慧和成就已經很了不起，不宜一味苛求。

3、中國古代婦女社會地位特別低下？

另一個老是被拿出來說事的事情就是中國古代傳統中婦女地位特別低下，持這種觀點的人似乎可以找出很多證據：比如裹小腳，比如三從四德，再比如女子不能接受教育等等。但是他們在舉出這種種證據的時候忽略了很重要的一個常識：中國以孝治天下，歷來倡導百善孝為先，連中國人最看重的祠堂香火上寫的都是“天地君親師位”，意思是在國人的觀念裡，除了天地和皇帝就是父母最大，作為母親的女人地位怎麼可能低下。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古代一直都是父系社會，的的確確在整個社會層面男性地位要略高於女性，但是絕不是所謂的“男權社會”，更不是如某些人說的女性地位極其低下，就算在家庭關係中也是以夫妻“相敬如賓”來作為夫妻關係的準則，絕不是什麼丈夫高高在上妻子卑微低下。

至於三從四德作為女子的道德規範在今天看來確實有失公平，但是那個時代對男人的道德規範比三從四德的嚴苛有過之而無不及；女子不能接受教育則根本是誤解，在古代平民之家的確男孩有優先受教育權，但是在家境殷實的官宦之家女性同樣是可以接受正統教育的。

社會心理學有一個結論，總是缺什麼才呼籲訴求什麼，中國從來沒有過尊重女性的呼聲，因為中國女性自古以來就是極受尊重的；中國21世紀以前也從來沒有什麼女權運動，因為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從來不需要這類運動和口號來保障。

4。與之類似的人權、民主、自由等問題，也被別有用心之人嚴重歪曲，想要正本清源弄清事實真相的，可以從中國歷史中去尋找答案。

四：亟需重新審視之四：誰最應該對“百年屈辱”負責？

接下來要討論一個複雜和沉重的話題，誰究竟最該為“百年屈辱”負責，或者說究竟是什麼導致了中國近代史的百年屈辱，主流輿論界有如下幾種觀點：

1、儒家思想要負主要責任，因為儒家思想一家獨大不思進取還阻礙新思想萌發毒害中國兩千年；關於這種觀點上文已經做出辯駁，不再深入展開，儒家思想有責任但是不應該負主要責任；事實上如果不是儒家思想可能中華文明早已如印度一樣名存實亡。

2。滿清政府應該負主要責任，因為晚清閉關鎖國，統治者昏庸無能，尤其是慈禧老太太禍國殃民。滿清政府也的確有責任，客觀來說滿清三百年除了在疆土上有所進取之外，很多方面都是開歷史的倒車，比如奴化教育、比如打斷了文人的脊樑骨讓軍機處徹底淪為皇權的奴僕，比如閉關鎖國妄自尊大等等。但甚至可以大膽假設，如果不是滿清僥倖入關，中國完全有可能在被鴉片打破國門之前確立君子立憲發展資本主義，實際上在明朝這兩者都已有萌芽。但是按照中國古代改朝換代的發展邏輯，同樣有一半的可能，下一個漢人正確依舊和清政府一樣眼睜睜的看著國門被人蠻橫打破。但是歷史沒有假設，歷史的真實情況就是 清政府的一些作為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它的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3。中國的封閉地貌要負主要責任。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中國近代史幾乎是中國這樣的封閉地貌的必然結局，相對來說中國的結局尚且算好的，至少經過了一個世紀已有復興的趨勢，很多文明都是直接成為歷史的過眼雲煙，這個說法有道理，論據充實，論證周密，但是也僅止於事後諸葛亮的學術價值而已

說句心裡話，在看到大量中國人探討為什麼我們會有“百年屈辱”近代史的時候我有點哭笑不得，似乎落後就要捱打已經成為了所有人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所有人都在極力的探尋我為什麼會落後，卻從來沒有人去質問為什麼我落後你們就要打我，從來就沒有人去懷疑這強盜邏輯的合理性。

曾經有一個肌肉發達“強盜看到一個斯斯文文的讀書人家裡很有錢，然後這群文明人就誘騙這個讀書人吸毒，讀書人吸了幾天之後後悔不已想要戒毒並且不再買“強盜”毒品，於是這個文明人就把讀書人打了一頓並搶走讀書人家裡的很多錢。事後“強盜”發現讀書人很會講道理但是打架一塌糊塗而且讀書人家裡爛攤子一堆很不團結，於是這個“強盜”便想搶走讀書人家裡的不動產，這時候“強盜”的流氓兄弟們也十分眼饞想要分一杯羹，於是“強盜”迫於無奈只好叫上自己的“流氓”兄弟一起隨便找個藉口把讀書人又揍了一頓，不但搶走了讀書人家裡的大量不動產，還強迫讀書人簽下了十輩子都還不完的欠條。強盜們猙獰地笑著告訴讀書人：“你家祖傳的書都沒用，我們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明，你記住了‘落後就要捱打’”。

後來強盜們終於被趕走了，但是讀書人家世世代代卻都不斷反思強盜說的話，“我們家祖傳的書真的不行，就是祖傳導致了我們如今的落後，我應該燒掉祖傳秘籍改學強盜的科技”，漸漸的也相信了強盜的邏輯，落後就要捱打，堅信自己的確落後；卻不再思考，自己真的落後嗎？落後多少？

然而讀書人萬萬沒想到的是，強盜根本就在騙他，當初強盜之所以不敢肆無忌憚瓜分自家的不動產，正是因為恐懼自己家的祖傳秘籍，強盜預感未來自己將面臨攜祖傳秘籍之威來複仇的讀書人，所以決定以謊言來毀掉讀書人家的祖傳秘籍，讓讀書人自廢神功。

所以，中國百年屈辱誰該負主要責任？西方強盜該負主要責任。我們落後固然不好，但是絕不是捱打的理由，捱打不是因為我們落後，而是因為我們遭遇了無恥的強盜。

圓明園

五：亟需重新審視之五：西方文化真的比東方文化優越百倍嗎？

上文提到落後就要捱打，近百年來中國人充分發揮了我們的優良傳統——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都在反思我們為什麼落後，得到的答案千奇百怪甚至前後矛盾。如果換一個思路，如果這不是真相而只是一個騙局呢？就像上節說的那樣，這很可能就是強盜們騙我們自廢神功的一個驚天騙局。

我們的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還鮮活文明，幾千年的文化沉澱真的一文不值？短期內肌肉發達就能說明一個文明的絕對優越？一個文明打不過另一個文明就是被全方位碾壓？一個戰爭中失敗的文明就應該被全方位否定？

歷史有著必然的走向卻也充滿了無數的偶然，中華的百年屈辱史就是必然和偶然共同作用的結果；曾經我們被開啟國門的時候，中國在很多方面的確不如西方國家先進，但是也不過落後一兩百年，恰好在此時國門被打破迎來了百年屈辱。如果給我們時間發展，即便是被耽誤了一百多年時間我們依舊依舊快要趕超他們，這還不能說明我們的文化基因裡有著他們無法企及的先進性嗎？倘若在1840年中國沒有被打破國門，，沒有受到來自於外部的毀滅性破壞，而是自然過渡到社會的下一階段，如今的中國是不是會更加強大？

中國文化曾經輝煌璀璨，只不過在一個特使的歷史時期被更為爆烈的西方文明衝擊得支離破碎，然後在西方人的謊言中自己將自己的文化底蘊一碎再碎，甚至很大一部分國民相信了西方文化優於中國文化百倍的謊言，都到了這一謊言已經快被戳穿的檔口，依然有人對此堅信不已，實在是讓人不得不扼腕嘆息。

筷子與刀叉

六：亟需重新審視之五：何為糟粕，何為精華？

中華民族的復興正在路上，中華文化的復興迫在眉睫，從來沒有哪個民族放棄自己的文化的根改換門庭能夠做到真正復興的，即便暫時復興也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勢不可久。洋務運動時期張之洞先生曾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此說雖有機械拼湊之嫌，卻也能解一時之急；近代又有有識之士提出：“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之說確為不二法門，然而辨別精華與糟粕卻難之又難。韓愈批評荀子和揚雄對於儒家思想：“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身為大儒的揚雄對於其本分之內的儒家學說尚且如此，何況吾輩面對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因此對於何為精華？何為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