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透過讀史，我們能明白一個事情的興與亡；透過品讀歷史中人，我們可以清楚一個人的成與敗。歷史其實是一部人性的回憶錄，讓我們透過讀史來盡大可能地糾正我們的缺點，充分發揮我們的優點。

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關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家思想開始成為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的主體治國思想。在此之前，有一人真正使儒學在大漢朝堂上站穩了腳跟，為儒學的應用奠定了牢固的基礎，這個人就是叔孫通。叔孫通是薛地人，在秦朝時成為待詔博士，在漢朝時負責制定朝廷禮儀制度，其經歷可以說是豐富多彩而又富有爭議。

阿諛秦二世，逃離秦朝參加反秦軍隊

秦末爆發了陳勝吳廣起義，聲勢浩大，秦朝使者向秦二世報告此事。秦二世就召集博士和儒生詢問對此事的看法，30餘多人皆認為“這幫人是反賊，朝廷應發兵平叛”，結果秦二世怒形於色。輪到叔孫通時，他反駁之前的說法，認為“全國一統，天下一家，且明主在朝，這些只是盜賊罷了，秦朝命郡守抓捕即可，無需憂慮”，秦二世聽後大喜，重賞了叔孫通，而將說反賊者下獄治罪，說盜賊者罷免官職。叔孫通回到居舍後遭到一群儒生的嘲諷，叔孫通告訴他們自己差點逃不出虎口，然後逃回薛地，投靠了項梁，輾轉投靠過楚懷王、項羽，最後率人投靠劉邦。

叔孫通阿諛秦二世的做法在當時就不會被理解，他回到居舍就被儒生諷刺“先生說了什麼阿諛的話”，更何況我們常聽到一句話“文死諫，武死戰”，後世對他這種做法更不會有什麼好感，清朝的洪亮吉更評價“秦之亡，亡於趙高，實亡於叔孫通一言”。然而，他的做法並沒有什麼錯的。孔子有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說“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眼瞎）”，荀子也說“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秦二世當時已經變臉了，如果叔孫通仍然說是反賊，必然也沒有什麼好下場，那就是不智和瞽。正如大家常說的一句話“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秦二世大肆誅殺兄弟和大臣，濫用民力，忠言逆耳，正是叔孫通獨善其身之時，這樣做也沒什麼不可以的。

效力劉邦，制定朝儀，使儒學在中央政府站住了腳跟

叔孫通投靠劉邦後，看到劉邦討厭儒服，就換上楚服，使得劉邦非常高興；又時常向劉邦推薦勇士，還不得不安慰追隨自己的儒生們，讓他們耐心等待時機。之後，叔孫通被劉邦任命為博士，封為稷嗣君。劉邦稱帝后漢朝禮儀簡單，功臣們仍然沒大沒小，以至於整個朝堂烏煙瘴氣，劉邦對此愈來愈厭惡。叔孫通這時向劉邦毛遂自薦解決此事，說儒學不能進取但可以守成，可以與弟子們結合古代與秦朝禮儀共同制定朝廷禮儀，爭取了劉邦試試看的態度。叔孫通徵招30多名魯地弟子時，有兩名儒生抨擊了叔孫通國外的無能歷史，拒絕參與這次演練，被他罵為不同時變的鄙陋儒生。叔孫通帶著100多人演練了禮儀後請劉邦觀看，劉邦看後直接表示可以用這個禮儀。

於是，叔孫通趁著諸侯王朝拜時，安排諸侯王、大臣們演練禮儀，達到了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靜”、全過程“無敢讙譁失禮者”的效果，讓劉邦發出“我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的感慨，被封為太常和獲得五百斤黃金的賞賜。事後，叔孫通為追隨自己的30多名儒生向劉邦討官，每個儒生都被授予郎官之職，還將500金黃金分給他們，使得這幫儒生大呼叔孫通是大聖人，知道當世的要務。

叔孫通此舉真正地使劉邦認識到儒學還是有用的。我們看《史記》時發現，劉邦手下人都告誡酈食其不要說自己是儒生，劉邦罵人的時候也經常罵“豎儒”，認為他們沒啥用，對儒學、儒生的厭惡可謂是人盡皆知。試想，在皇帝如此的態度下，叔孫通不適時做出變化，儒學根本在漢朝中央政府沒位置。叔孫通主導漢初朝廷禮儀的制定，直接取得劉邦的信任，也使孝惠帝繼續任用他制定宗廟儀法。

力保太子劉盈

劉邦寵愛戚夫人，晚年更是想廢掉太子劉盈，立趙王劉如意為太子。叔孫通在劉邦見到商山四皓前勸阻劉邦廢太子，遠舉晉獻公廢太子導致國亂、近舉秦始皇不早定太子導致秦亡的事例，指出太子仁孝無過、糟糠之妻呂后不可背棄，以死勸諫太子不可廢；在劉邦說是開玩笑之後，更是指出“太子天下本，不可動搖”，逼得劉邦說會聽叔孫通的話。多重因素的聯合作用下，最終太子劉盈地位得以保住。

叔孫通在劉邦面前以死勸諫劉邦不可廢太子，可謂是有所為；也可以說是，見義而為勇也。

替漢惠帝劉盈掩飾失誤，始作獻果之風

漢惠帝即位後經常去長樂宮朝拜呂太后，嫌清道會煩人，就建了一座天橋，正好位於未央宮武庫南面。叔孫通私下找漢惠帝說，天橋建在每月從高寢送衣冠出遊到高廟的通道上面，不可使後世子孫在漢朝始祖的通道上行走；然後，指出天子沒有錯事，又替漢惠帝掩飾這個錯誤，建議多修了幾個高廟。不過，這次勸諫招致後世的批評，被司馬光批評為教漢惠帝文過飾非。

之後又向漢惠帝建議，趁春遊時採摘櫻桃回來，遵循古禮將櫻桃獻給宗廟，漢朝開始颳起了進獻果品的禮儀之風。

最終，漢朝採納叔孫通建議所建立的制度，成了歷朝歷代制度的模板。因此，司馬遷稱讚他，迎合世俗，度量事務，制定禮儀法規或取或舍，能夠隨著時世來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唐代司馬貞認為其功可圖。而到了宋代以後，叔孫通本人的評價則每況愈下。北宋司馬光認為，他迎合世俗，使先王之禮沉淪至今，又認為他教漢惠帝文過飾非是荒謬的行為；南宋徐均作詩說他，“如何綿蕞因秦陋，古禮淪亡恨到今”；清朝洪亮吉更是歸罪他，“秦之亡，亡於趙高，實亡於叔孫通一言”；近代薛東籓更是直接稱讚那兩個拒絕他的儒生，“此魯兩生之所以不肯從行，而名節獨高千古也”。

自創立以來，除了孔子在魯國擔任大司寇外，再也沒有人擔任更高級別的職務，儒學在孔子死後更是分裂為八派，孟子、荀子等大儒更沒有機會在朝堂實踐儒家思想，給人一種無用的學說之感，如秦昭王曾當面問荀子“儒無益於人之國”。叔孫通第一次使得儒學從純理論到可操作性的轉變，為後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奠定了基礎。儒生們在朝廷擔任官職，使得儒學在中央政府站住了腳跟，在黃老之學鼎盛之時也能向朝臣教授儒學，促使儒學的傳播，才有了後來儒學取代黃老之學的便利機會。

因此，叔孫通對於儒家思想的貢獻可謂功勞極大，哪一家學說不是被中央王朝強勢推動才能流傳至今，如法家、道家、佛教等；而沒有中央王朝支援的思想大多隻存在書本上了，如墨家。後世人物只見到叔孫通身上一些毛病就無限誇大，更譏諷他的做法、讚頌兩個儒生，實為忘本之人，在旁邊指點他人，站著說話不腰疼。理論到實踐的過程本就困難重重，需要付出許多未知的代價。否定叔孫通的做法只能說明自己未經實事，動手能力極差。若只是要求他理論高明、道德尊崇，如何來推廣高明的學說？又如何將高明的學說傳承下去？道不虛行只在人。求全責備，或者強立道德要求，只能培養更多的虛假、懶惰、清談之人，而無益於學說的實踐，更無益於學說的發揚光大。因此，品讀叔孫通事蹟之時，更該看其大體，而忽略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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