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公平，按照標籤“加分”或者分配名額，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但這可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明朝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洪武三十年會試，這可是大明教育界的盛事，此次是由劉三吾擔任主考。劉三吾85歲高齡，是當時最年長的大儒，可以說是德高望重。哪裡料到，成績單出來之後，眾人都傻了眼，錄取的51人全部都是南方學子，一下子輿論譁然。

北方學子心中不平，紛紛鳴冤；而朝中的北方籍官員亦憤慨不已，不斷抨擊劉三吾等人，說他們科場舞弊。不斷髮酵之後，有愈演愈烈之勢，驚動了明太祖朱元璋，連忙派出12人“專家組”前往調查。

調查的結果是，確實存在“科場舞弊”。於是劉三吾以及他的同事們紛紛受到了處罰，輕則流放，重則處以極刑。事後朱元璋重新錄取了61人，全部都是北方學子。就這樣南北榜案平息了下來，而之後南北分別錄取進士的制度被確立了下來，可以說是“皆大歡喜”的局面。

殊不知隱患也隨之埋下了，最終拖垮了大明。

朱元璋之所以要重罰劉三吾等人，於公是為了平衡南北格局，於私是因為劉三吾曾為胡惟庸求情過而產生了猜忌心理。加上南榜51進士全部是南方人，無一北方籍學子，實在有點反常，難免會加深懷疑。所以於公於私他都要處理劉三吾，不然無法平衡落榜的北方學子以及他們背後的一眾北方官員。

而北方學子與官員對劉三吾的攻擊，傳出了不少流言。比如有的人說12人“專家調查組”最初查出的情況，故意呈現給朱元璋比較差的卷子，企圖包庇劉三吾。這無疑讓本就猜忌心理很嚴重的朱元璋更加懷疑，於是直接將這批人全部劃入胡惟庸、藍玉的餘黨中。這個定性就比較嚴重了，導致南方的官員根本沒人敢幫劉三吾等人說話。

表面上看北方是贏了，比南方還多錄取了10個進士，勢力應該是更加壯大了。但實際上從南北榜案開始，北方徹底輸了，反而沒了地域性質的話語權。

南北榜案之後，不再是全國統一考試，北方學子不用跟南方學子競爭了，似乎輕鬆了許多。不過到了洪熙元年（明仁宗朱高熾年號），稍稍改動了規則，變成錄取名額北方佔四成，南方佔六成。很顯然這是南北分榜之後，南方官員積怨太多導致的反彈——畢竟南方學子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遠超北方學子，按南北簡單粗暴地劃分錄取名額，對於寒窗苦讀的憑真才實學考試的南方學子來說，實在不公平。

為什麼明初的時候南方的教育會遠超北方呢？原來這一切的背後都是經濟實力的體現。自從唐朝中後期開始，南方的經濟就已經超過了北方。到了宋朝，水稻普及，更進一步奠定了南方農業開始碾壓北方的基礎。元朝末年天下大亂，南方先平定，更先恢復生產，北方要滯後一些，也進一步拉大了經濟差距。

經濟代表著生產力水平，在相同的文化氛圍下，經濟更強勢的區域不斷是教育資源還是質量都會遠超生產力低下的地區。所以在當時北方的教育質量不如南方，是客觀規律決定的。南北簡單分榜，變相給北方學子“加分”，並不能提高北方的教育水平——因為經濟沒提上去，教育一定會拉後腿。

遺憾的是整個明朝時期北方的經濟一直都不如南方，而且是差距越來越大，教育水平自然沒法跟南方“平起平坐”。北方籍官員的平均文化底蘊不如南方，最終還是會在官員的升遷問題上表現出來。

以萬曆時期的主要內閣首輔為例，張居正是湖廣荊州人，張四維是山西平陽人，申時行、王錫爵是南直隸蘇州府人，王家屏是山西大同人，趙志皋是浙江金華人，沈一貫是浙江寧波人，朱賡是浙江紹興人，李廷機是福建泉州人，葉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方從哲祖籍也是浙江湖州。除了張四維、王家屏其他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南方人，可以說北方官員是全面落敗給南方官員了。

具體到實際崗位，領導可不會按照地域標籤給你分榜，而是按照能力水平高低來分配職能的。北方學子即便贏了南北榜案，但具體到實際的崗位，還是會因為教育水平落差而被“教育”。換言之，給普通生加了100，他的能力水平還是普通生的水平，並沒有提高。等換到下一個場景，更公平的以能力論升遷錄用的社會，普通生的待遇還是普通生。普通生只有提高自己，變成高材生，才能真正得到高材生的待遇。

四六分配名額，也是在預設南北教育水平的差距。然而實際差距，可不是簡單的四六之別。北方學子比此前全國統一考試的時期少了很多競爭而更輕鬆許多，反而助長了不思進取之心；南方學子由於被限制了名額反而更加努力學習了，競爭又進一步拔高了南方學子的平均水平，南北教育差距反而因為南北分榜進一步擴大了。

所以說南北分榜實際造就了更大的“不公平”，對南方學子不公平，對北方學子更不公平。前者是在錄取的時候體現出來不公平，後者是在社會中延後體現出來。然而南北分榜的危害，遠遠不止這些。

南北分榜首先導致的是南北官員對立，引發了南北官員的地域性競爭。明仁宗朱高熾或許看出了部分端倪，於是將一部分地區分出來列為中榜，形成了明朝的南、中、北三榜錄取進士的制度。但前面說過，經濟與教育水平沒有相應跟上，再怎麼按照地域屬性劃分，能力還是沒有改變。多一箇中榜，實際上是換湯不換藥。

而且由於進一步細分割槽域，隨著時間發展，按照地域屬性結黨的現象越來越多，“鄉黨”愈演愈烈，最終變成了明末的黨爭問題，內耗拖垮了大明。

看完以上文字，也許你能體會出來我想說什麼。明朝的歷史便是那個前車之鑑，按照標籤分配只是暫時安撫人心的做法，屬於治標不治本，而且還會後患無窮。要想真正解決“標籤”差距，還是得去尋找根源問題。也只有解決了根源問題，才能真正消除標籤差距。很多當下社會的尖銳矛盾，其實史書裡面已經寫好了答案。

最後還是那句話，加分加不了能力，如何培養、提高能力才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