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明是獨特的，雖然它沒有像中華文明一樣連綿五千年的主體民族和文化，但這不影響他的其他優點。征服是歐洲史的主旋律，無論文化之爭、宗教之爭還是國家之爭，一直是活躍且持久的。而且必須承認的是，現代科技和科學基本上都來源於這片土地。歐洲為何可以發展出這麼強大的實力呢？希望從地理學的角度可以給出部分解答。

一、 地形地貌決定了歐洲國家的特點。

歐洲是一片被高大山脈割裂的土地，缺乏大片的連續平原，並且中間有一個巨大的地中海。由於缺乏必須的交通工具，決定了歐洲很難發展出像古中國那種面積龐大且統治有力的統一王朝，這也促就了最初小國寡民的各個城邦的形成。

事物是辯證的，這樣的地形和地貌既是歐洲的缺點，但也是他的優點。由於割裂的各個城邦位於同一塊小面積陸地上，思維和文化的碰撞在這裡尤為激烈。

如果我們去尋找西方哲學、藝術、文學、數學、科學、醫學以及政治思想的源頭，所有這些知識，都會把我們帶回到古希臘。鼎盛時期的希臘並不是一個單一制國家，而是由數個小聚落分割槽統治，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稱的城邦。

民主政治的原型就是從這些小城邦裡萌生，所有的男性公民群聚於某個場所就公共事務進行討論，法律和政策的制定都透過投票表決。這與東方的中國形成了對比，由於古代中國的王朝往往位於大片連續平原之上，對國境內的控制能力強得多。簡單地理解，歐洲文明是混合體，華夏文明是單一體。

二、 氣候與土壤指引著歐洲的發展方向。

歐洲大部分地區都是高原及山地，地中海沿岸地區又有強烈的夏幹氣候影響，難以大面積種植高產優質的糧食作物。大自然替歐洲人做出了向外擴張的選擇，固守一畝三分地是養活不了自己的。

種田種不出來、放牧沒有土地、捕魚又不靠海，怎麼辦？向有這些東西的人買呀！在不打仗的情況下，商業成為了最理所當然的選擇。也正是因為這樣，歐洲對於個人的財產權極為重視：“並非所有東西都歸國王所有”，是歐洲政府思維的基石。

從私有財產權出發，衍生出的人權觀念，是西方價值的核心。政府權力必須有所限制，這樣的觀念之所以勃興，並不是歐洲人天生愛自由，而是因為這些政府從一開始就處處受限。政府控制力有限，自然也無法強迫國民做出違反他們個人利益的事情，最後成為了普遍的價值觀。

歐洲君王之所以這麼做肯定不是因為他們天生就是大善人，而是因為他自己本身只是歐洲這個混亂的棋盤上的王將，手裡握著重金的各大商人才是棋手。這些人往往是沒有家國觀念的，逼急了隨時跳車，君王的控制力自然也進一步下降，這些商人就是如今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財團的雛形。

三、 一錘定音的人口分佈。

同樣是一個物種，歐洲文明和中華文明卻走向了岔路的兩端，自然環境的作用可見一斑，但對歐洲文明而言，他們的發展就如同命中註定一般。前面講到，歐洲商業的萌發較早，且發展迅速，農業的發展也有所限制。

為了方便貿易交流和交通運輸，大規模城市的出現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那個時期的城市，就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地方，這樣高密度的人口自然對商業貿易有著相當積極的作用，但也更加方便了政府對人們實施控制。

十四世紀初的歐洲仍然處在教會鐵幕的控制下，一切被教會認定對“神”不利的藝術和技術都被強力手段禁止。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起初並沒有多少人在意，神棍們也沒有發現，然而它就是這樣在上帝的眼皮底下席捲了整個歐洲。

公元1347年，蒙古國對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發起進攻，這是一次相當普通的戰事，原本不會以這種方式在史書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這次戰事中，肉眼看不見的惡魔已經降臨在歐洲大地之上。

軍隊裡面出現了一些變化，一些士兵患上了治不好的感冒，頭痛欲裂，在一段時間過後突然毫無徵兆地倒地死去。但是那個年代不明不白死掉的人實在太多了，誰在意呢？

這種小事怎麼能耽誤做生意呢？1437年九月，隨著一些亞歐商人抵達義大利，經過水路又走了一遍法國，最終到達義大利的商業中心佛羅倫薩，這個被歐洲人稱為“黑死病”的魔鬼稱霸歐洲的腳步已經不可阻擋了。

上帝的力量在這個魔鬼面前微不足道，歐洲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2500萬人死在了他的手下。這場浩劫使歐洲的勢力進行了一次大洗牌，經濟、政治、文化、科學、哲學都受到了空前的衝擊。最為重要的是，“上帝”的權能終於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主為什麼不保護他的子民？”這樣的想法一出現就無法抑制，那場決定了整個歐洲未來幾百年氣運的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文藝復興。

四、在這個閱讀和思考的過程中，談談我們可以獲得一些現實啟示。

第一，對於現在的我們而言，歷史就是現代社會最生動的課本。

處在新一波全球化如火如荼的今日，回頭看歐洲歷史，比回顧中國歷史更多了一點特殊的啟發性。歐洲文明源於希臘，經過羅馬帝國、中世紀到近代歐洲，繞了一個又一個大圈又回到了希臘。

中國文明卻始終沒有中斷，但也正因為中國文明沒有中斷，因而少有反思的機會，也就沒有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那種再生的動力。

歐洲的幾次文明變革動力都來自中國的發明：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但中國王朝卻犯了歐洲人的錯誤，“繞了一圈回來”，最終倒在了歐洲列強的船堅炮利面前。

第二，我們現在的歷史教育和學習的過程中缺乏了一些與地理的結合。

誰知道當初蒙古國進攻黑海的卡法位於如今的烏克蘭呢？對於地理空間的認知不準確，自然也難以對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有一個清晰的認知。

因此，讀歷史一定要兼讀地理，否則就成了死背，對照地圖，尤其若能針對古今地圖，歷史就是活的。

第三，“以史為鑑”，歷史是一面鏡子，早已蘊含著解答現代社會格局形成的終極答案。

以中華文明為例，中華文明的思想哲學碰撞融合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從本質上分析，這個時期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技術革命——鐵具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解放了人們的部分精力，不必全身心投入到“活下去”這件事上。

直到今天，每一次技術革命後都會發生思想文化的變革，這個道理在古今中外都是普適的。秦始皇藉助各路被鐵器解放了的有識之士，依靠變革的思維建立了統一的大秦王朝；印刷術的引入，給宗教改革提供了文字載體；蒸汽機和內燃機的突破，給帝國主義的擴張提供了強有力的鋼鐵長城。換句話說，是技術的突破帶動了哲學、思想和政治的突破，古往今來的這麼多例子都反覆強調：“科學才是第一生產力”。

結語：

縱觀世界歷史，眾多文明都經歷過相似的發展歷程，最終卻在某個階段分道揚鑣。像黑死病這樣慘烈的瘟疫在中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發生過，但為什麼就沒有促成中國版的“文藝復興”呢？

原因是多樣的。意識形態、民族文化、政治體制等等，但從地理學的角度看，這一切冥冥之中或許都是自然環境給人類的定數。後面的事大家也知道了，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民主革命等，亞歐大陸兩端的文明，在差異巨大的自然環境下，乘著迥異的歷史洪流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