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看明清歷史時，一定不能離開對當時世界變化的考察。自從15世紀西歐開始航海探險以來，整個世界被連為一體，明清當然也不例外。

西方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們，在16世紀後半期來到了中國。他們的目的當然是在中國傳教。但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強勢，耶穌會士們採取了“文化適應”策略，迂迴地與中國人打交道。他們首先利用本身掌握的西方科學知識作為發力點，與中國的精英們在一定層面達成共識，同時傳播天主教的思想，然後再發展信徒。

明末耶穌會和澳門葡萄牙當局，在傳教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捲入了中國的國家民族危機中。

一、葡萄牙耶穌會在明末中國的活動概括

1565年，耶穌會士在澳門有8名傳教士，他們的會長弗朗西斯科·派瑞斯向廣東巡撫衙門申請在中國正式開教，但被明朝拒絕了；3年後他們的申請再次失敗。

最終取得突破的是提出“文化適應”策略的耶穌會士範禮安。他在澳門花了9個月的時間進行研究，最後得出了要採取觀察、學習並滲入的策略來進入中國社會的結論。他在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說：

“就是調整我們的策略，採取一種與迄今為止與我們在其他國家所用的完全不同的方法。”（引自美國鄧恩《一代巨人》）

按照這個思路，他們不斷地透過葡萄牙與明朝的定期商貿活動，與廣東當地官員和儒家士人接觸。取得突破是在1583年，兩廣總督郭應聘同意他們在肇慶建一所天主教堂。

隨後，耶穌會士在接觸、滲入、傳教的思路指導下，在明朝的精英（官員、儒家士人等）分子中做工作並傳播開來，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加入天主教。

明朝時知名的耶穌會傳教士有利瑪竇、範禮安、羅明堅、安文思、龍華民、龐迪我、熊三拔、王豐肅、艾儒略、湯若望等。耶穌會對中國的傳教工作花了不少力氣，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據統計，1580-1640年間，有323條船載有來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但其中有70條船失事。代價不菲，但也取得了回報。他們的努力，最終把當時的徐光啟（大學士）、李之藻（光祿寺少卿）、楊廷筠（監察御史）、瞿汝夔（太僕少卿）、孫元化（右僉都御史）等明朝高官吸引加入天主教會。每年入教的人數，從最開始的幾十人，到1620年代達到了上千人。這些人多數都是當時的官員、儒家士人及其親朋好友。

在這些儒家官員和士人身份的天主教徒影響之下，耶穌會和葡萄牙在政治立場上傾向於幫助明朝。

二、葡萄牙和耶穌會的兩次抗清援明努力

第一次，澳門準備了30門紅夷大炮和100人的火槍隊，但未能成行

1621年，明朝與滿清經過撫順之戰、薩爾滸之戰、開鐵之戰的接連失利後，瀋陽與遼陽也丟了。當時因受魏忠賢迫害而在天津養病的徐光啟，奉召返京。徐光啟認為，除了調集精兵防衛滿清以外，還應該發展新的武器才能阻止滿清的進攻。徐光啟在與耶穌會士的交流中，早已瞭解葡萄牙大炮的威力，於是力請使用紅夷大炮幫助守城。

1619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失敗後，徐光啟上疏在通州訓練新兵，但由於軍餉、器械供應困難，練兵計劃並不順利。但他當時就派兩名中國天主教徒張彌額爾（Michael Chang）和宋保祿（Paul Sung）到澳門瞭解軍火情況。葡萄牙人送給他們4門大炮和一小隊炮手。回來路過江西的時候，江西省的地方官只允許炮北上，而把炮手們遣返回澳門了。

1621年，幾乎與徐光啟同時，李之藻也回到工部監督軍需。兵部同意繼續向澳門尋求幫助。於是張彌額爾和宋保祿被授予官職後，再次返回澳門。

當時的荷蘭已經在東方海域開始威脅葡萄牙人。但澳門當局評估局勢後認為，荷蘭人暫時還無法威脅澳門，因此就極力滿足明朝的需要，同意提供30門紅夷大炮以及炮手，另外還派出一支100名滑膛槍手組成的火槍隊，隊伍首領叫洛倫佐·李斯·韋利奧（Lorenzo de Lis Veglio）。

行動看似順利，但很快就被人阻止了。

幾乎在徐光啟復出的同時，魏忠賢的老師、閹黨干將沈？也復出了。他早在1617年就發起過反對天主教的運動，讓朝廷禁止天主教傳播，史稱“南京教案”。

1621年復出的沈？，已經在魏忠賢的幫助下成為了大學士。他藉口天主教的聖母畫像與白蓮教類似，說天主教就是白蓮教的另一個名字，繼續迫害天主教徒。因此，澳門支援明朝的大炮和火槍隊沒能成行。

第二次，澳門200人的援明火槍隊，未能成行

1629年冬，滿清皇太極繞道內蒙古兵臨北京城下，一個多月後退兵。1630年1月，此時的皇帝已經是崇禎帝，崇禎命令徐光啟和李之藻按照歐洲的模式訓練軍隊。皇帝同意他們二人再次提出的尋求葡萄牙人幫助的事。澳門方面送來了2門紅夷大炮和6名炮手，還有幾支毛瑟槍，領隊的葡萄牙人將領叫公沙的西勞（Gonzales Texeira Correa），耶穌會士陸若漢（Joao Rodriques）隨軍作為翻譯。這支小隊剛到涿州就大顯身手，他們用大炮和火槍協助擊退了滿人。當時公沙的西勞感覺很好，就請求再調300名火槍手來，並信心十足地說：用這種毀滅性的打擊讓滿人不敢再來中國。

朝廷同意了。

於是陸若漢被派去澳門帶回增援部隊。澳門方面有200名士兵整裝待發，這些士兵大多數是在澳門的中國人。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職業軍人，每人還配有一名僕人。他們從澳門向北進發，一路到達了江西。

近代歐洲火槍隊

結果在江西又出了問題。

廣東商人擔心葡萄牙人立功，之後會借勢把葡萄牙與中國的貿易權從廣州一地擴充套件到明朝的各個口岸，這樣廣東商人就失去了獨佔的利益。因此廣東商人湊了一大筆錢，賄賂了京城的閹黨殘餘官員。結果這些官員讓崇禎帝相信，擊退滿人不需要葡萄牙人的援助。崇禎帝優柔寡斷的性格起了作用，就下詔讓這支部隊返回澳門了。（本段大意引自美國鄧恩所著《一代巨人》第十三章）

從此之後，耶穌會對明廷的影響只剩下修正曆法了。

楊廷筠已於1627年去世，隨著1630年底李之藻去世、1633年徐光啟去世，中國天主教的三柱石相繼倒下。此後再也沒有人能在澳門、耶穌會和明廷之間聯絡搭橋了。

結語：儒家文明極度封閉已經走入歧途，無法以謙虛包容的心態看世界

我這裡並不是說：只要全都按計劃執行，葡萄牙和耶穌會的舉措就能挽救大明。我這裡探討的是明朝和明朝精英對外部世界的態度。

耶穌會在中國傳教所採取的是文化適應策略，我們從這裡能看出葡萄牙人在對待世界的態度上是靈活的、務實的。天主教在其他地方傳教，要求加入天主教的人必須起一個葡萄牙人的名字、必須穿葡萄牙人的衣服、必須遵守葡萄牙人的風俗習慣、不得拜偶像。但是為了適應強勢的中國文化，耶穌會對這一切都做了改變。

利瑪竇與徐光啟

僅拿此一點對比明朝精英對待西方的態度，則高下立現。他們總體對葡萄牙人和耶穌會是疑懼和排斥的。這種心態，是對陌生文明的排斥，更多的則是出於對自己小團體利益受損的擔心。比如沈？，害怕徐光啟他們做出成績壓過自己這一派，於是就拼命打壓徐光啟所支援的耶穌會，以及與耶穌會相關的一切事物。再比如廣東商人，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

更令人覺得可悲的是：他們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在還沒有對事物加以研究和了解的情況下，就盲目擔憂恐懼，進而盲目排斥。

尤其可悲的是：一旦對方有一個點是自己反對的，那就把對方作為一個整體而加以完全排斥；即使對方有你需要的東西、而且對方也願意提供的情況下，也依然不接受。

顢頇而又盲目自大，最終害了自己。

這一幕看著很熟悉吧？

是的，滿清在鴉片戰爭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的表現與此太相似了，中國二百多年沒有走出異化儒家所封閉的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