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志·序》：“廈門，宋曰「嘉禾嶼」，明曰「中左所」。同安縣十一里之一里，廣袤不及七十里，田畝不及百十頃，區區一島，孤懸海中，有志何也？蓋自臺灣入版圖，我國家聲教所暨，島夷卉服，悉主悉臣，求朝貢而通市者，史不絕書。廈門處泉、漳之交，扼臺、澎之要，為東南門戶，十閩之保障，海疆之要區也。”

近廈門鷺江道，遠海滄

在志序中，廈門之所以成為“廈門”，理由相當簡單：因臺灣而有廈門，因海洋及地理優勢而成就了廈門，這便是今日廈門最基礎的資本。然而，廈門戰略地位的形成，卻非從清代開始，而是更早些時候的明代，不是因為中左所，而是與其名諱風馬牛不相及的“浯嶼水寨”。

明洪武年間始建於廈門的中左千戶所城，儘管是廈門建城史的開端，但卻沒能將之與鄰近的高浦千戶所、金門千戶所等同級所城相區別，甚至在規模方面也沒有任何優勢。中左所周圍425丈，高浦450丈，金門630丈，更別提崇武所的737丈，與漳州鎮海衛管轄的各所城相比，中左所在體量上也都是最小的。

在這一眾衛所之外，明朝又於沿海險要位置設定水寨，由附近衛所出兵出將，輪番值守，以武進士或世勳武將擔任欽衣把總，總攬兵務，其在漳泉者，為浯嶼水寨，址在漳泉交界漳州一側。廈門的真正出世，便從浯嶼水寨由浯嶼內遷廈門開始，只是何時內遷，竟然在不同的文獻中存有爭議。

浯嶼水寨的內遷時間，至少存在四種版本，分別為正統說、景泰說、成化說和嘉靖說。

南太武山，扼守廈漳水道的至高點

《備倭記》稱烽火、南日山、浯嶼三水寨設於永樂年間，“正統初年，徙浯嶼寨於廈門”；《廈門志》主張景泰三年，“巡撫焦宏以孤懸海中，移廈門中左所”，但不排除《備倭記》的說法，也將之並列留存；《讀史方輿紀要》記為，“成化中，或倡孤島無援之說，移入廈門內港，仍曰浯嶼寨”；《福建史稿》引嘉慶《同安縣志》及《籌海圖編》的說法，認為是嘉靖年間，且得到近現代相當多人的認可。

鄭鏞先生於1990年在漳州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版）發表了論文《浯嶼水寨考》，他認為浯嶼水寨是在嘉靖十三年內遷廈門的，理由是龍溪人林魁在成書於嘉靖十四年的《龍溪縣誌》中，說及浯嶼水寨“今遷於嘉禾，此地遂為盜泊舟之所”，“今”被解讀為寫志之時的嘉靖十三年。然而，事實可能並非如此，相反的，正因為林魁對遷移時間不確定，才使用保守的“今”還原浯嶼水寨已經內遷的事實。

浯嶼水寨內遷時間的丟失，應該追溯至嘉靖以前歷史遺存及記載的集體消失和匱乏。那時的福建還未能從元末的大破壞中恢復，便又遭受諸如鄧茂七起義、閩粵贛畲亂等事件，隨著嘉靖以後內陸及沿海經濟文化的復甦，大量文人志士的出現及地方誌的修纂，福建的各類記載才開始健全。如果水寨遷移發生在嘉靖年間，那麼當時的同、澄籍文人們一定不會錯過它的時間，就如這之後一系列的軍事改革頻頻被記錄一般。

南太武山上嘉靖石刻

另外，成書於弘治年間的《八閩通志》，其實也已經記載了浯嶼水寨內遷的事實，“浯嶼水寨在府城西南同安縣嘉禾，舊設於浯嶼，後遷今所，名中左所。每歲分永寧、漳州二衛軍士更番備倭於此。”可見，水寨的內遷，應該可以去除嘉靖說。

至於是正統、景泰還是成化，則需要重新審視內遷的目的。

《金門志？卷五》洪受在《浯嶼水寨移設料羅議》中稱原浯嶼水寨“專且重”、“最稱衝險”，其作用“賊之自東南外洋來者，此可以扞其入；自海滄、月港而中起者，此可以遏其出，稍有聲息，指顧可知。江夏侯之相擇於此者，蓋有深意焉”。水寨設定之初，其目的為捍賊入侵，防民通番，故而位置往往選擇在通往外海的水道要害之處，而浯嶼便是九龍江出海口港道最深、視野最開闊的中心。當海上威脅在永樂宣威之後慢慢消失時，明朝海防線內撤的計劃開始醞釀，繼而被執行也就水到渠成了。

廈鼓一帶海域

然而，水寨內遷後，“把總得以縱慾偷安，軍官亦效尤而廢弛。賊寇猖獗於外洋，而內不及知；逮知而哨捕焉，賊已盈儎去矣。甚至官軍假哨捕以行劫，而把總概莫之聞焉；使或聞之，則亦掩飾罔上以自救過。故水寨不復於浯嶼，其亂不可已也。”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海防線內撤，本是明朝海禁政策的趨勢，卻不曾想竟是海防的一大敗筆，最後成了明朝沿海大亂之始。

那麼，明代沿海最亂的嘉靖朝，不就是浯嶼撤防，讓賊寇隨意入侵，奸民任意勾引導致的嗎？

嘉靖十五年，兵部回覆御史白賁條陳備倭事宜時，提到“龍溪嵩嶼等處地險民獷，素以航海通番為生；其間豪右之家，往往藏匿無賴，私造巨舟、接濟器食，相倚為利…居民泛海者皆由海門嵩嶼登岸”；清初杜臻在《粵閩巡視紀略》中轉引明嘉靖朝備倭都指揮黎秀的說法稱，“其船皆造於外島，泊於外澳，或開駕以通番，或轉售於賊黨，而嵩嶼、長嶼、漸尾、海滄、石馬、許林、白石等澳在在皆賊之淵藪也”；明鄭若曾在《福建守禦論》中描述了福建素通番、善水斗的來源“皆漳、泉、福寧人”，特別是“漳之詔安有梅嶺，龍溪海滄、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海，福寧有桐山，各海澚僻遠，賊之窩向，船主喇哈火頭舵公皆出焉”；《嘉靖東南平倭通錄》雲，“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以上種種，可以說，正是浯嶼水寨的遷移，才讓月港、石碼、海滄等地成了通番的大本營，其最大的“收穫”便是九龍江口的“成弘之際月港小蘇杭”、“弘治元年開設錦江埠”。這些地方的商業繁榮來源自通番活動的反面刺激，而他們的商業奇蹟也貫穿了整個嘉靖朝，並延續至隆慶開海以後。

廈門老城區

因此，可以推斷，浯嶼水寨的內遷時間，當是弘治元年以前，而更重要的線索是，浯嶼水寨並非遷移的孤例，而是發生在同期福建五大水寨的同一事件。

《福建通志》載：“明景泰三年，尚書薛希璉出經略，遷浯嶼水寨於廈門，議者以為棄其藩籬。是時雖增置小埕、銅山二寨，沿邊衛所鎮戍之設，漸加密焉，而奸商釀亂，勾引外夷，自潮州界之南澳及走馬溪、浯嶼、南日、三沙一帶，皆為番泊所據。”郭惟賢在《改建浯嶼水寨碑》稱：“以予所聞，浯嶼水寨與漳合戍，國初建自江夏侯周公，遠在大擔南太武山外，後有見為孤島無援者，遂徙而內，即今之中左所是已。”

既然通番偶有發生，那麼朝廷自然有應對政策，最早，在正統初年，漳州知府便遷移海門島居民散居內地，並於海門島設定海門巡檢司加強稽核，後來索性將巡檢司內遷青浦，大有放棄海防前線的意味。正統九年，侍郎焦宏“以其地（烽火門水寨）風濤洶湧，不便棲舶，徙今松山寨地方”，這大概是繼海門島居民內遷之後一系列內撤政策的延續，而真正達到高潮並使福建五大水寨成型者，當屬薛希璉的入閩經營。

廈門萬石植物園隨處可見明清軍事將領墓碑

正統十四年，薛希璉奉命入閩處理鄧茂七起義的善後事宜，或許是受閩西農民起義事件的影響，薛希璉把福建的發展重心由海洋往陸地方向靠攏。於是，他延續了正統年間防禦內縮的做法，將其他水寨內撤，並增設了銅山和小埕兩處，這種大刀闊斧的改革，也為薛希璉謀得諸多升遷的功績，“景泰二年三月，升刑部右侍郎薛希璉為本部尚書，希璉鎮守福建以任滿九載，上其剿賊撫民功績以請，故升之 。”

薛希璉升遷離閩後，水寨的遷移才算完成，“五寨者，福寧之烽火門，福州之小埕澳，興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浯嶼，漳州之西門澳，亦曰銅山。景泰三年，鎮守尚書薛希璉奏建者也，後廢。”因此，浯嶼水寨遷至中左所，應是福建水寨改、增大背景下的一個組成，應發生在景泰三年，如此才可解釋為何漳州月港在之後的成化、弘治年間能產生儼然“小蘇杭”、“東南一大市鎮”的勝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