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國是指具有明確疆域、權力核心和各級政治組織的政治實體，巴文化是指一種基於對“我者”認同和與“他者”區分意識的文化認同體，巴地文化是指分佈在後來一般所認同的巴人地域內的不同時代、不同族群的所有文化，三者既相關又不同，在概念上應予以釐清。透過分析相關文獻記載，並結合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銘文研究，推測巴國源於周初的分封，屬姬姓，早期位於今陝南安康一帶。後來迫於東側庸的壓力而向西南發展，再後來聯合秦、楚滅庸，政治勢力和文化影響獲得較大發展。巴國的南遷促使戰國秦漢巴地複雜社會的形成。

據《左傳》昭公九年記載，周景王派大臣詹桓伯對晉人說：“我自夏以後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

據此可知，在西周王朝的南方有一個巴國，它如同楚、鄧、芮、燕等諸侯封國一樣，承認周王的統治權威，接受周王朝的政治控制，因此，巴國所在的巴地成為周王朝南土的一部分。

近年來，隨著重慶、川東和陝南一帶兩週考古廣泛而深入的開展，學術界興起利用新資料探索古代巴國和巴文化的熱潮，學者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極大地推動了巴國、巴文化的歷史研究，使我們對東周時期巴國的社會面貌、組織結構，巴文化的特徵、演變過程，巴文化與周邊文化的互動關係及其在“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文化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等等方面都有了更為具體而深入的瞭解，大大超越了傳統的依據文獻記載對巴國、巴文化歷史的認識。

另一方面，隨著從考古學研究巴國、巴文化歷史的深入，許多深層次問題日益顯現，比如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與理論是否清晰、明確？如何看待相關的文獻記載？如何處理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的關係？最早的巴國何時出現？可能在哪裡？下一步的考古學工作方向是什麼？等等。本文擬就這些問題展開討論，以就正於方家。

一 巴國、巴文化與巴地文化

從學理上講，任何學術討論，首先必須對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有一個清晰而準確的界定，關於“巴”的討論，也應如此。我們認為應該將巴國、巴文化和巴地文化三者區分開來，分別予以清晰的界定。唯有在此基礎上，方可對巴國與巴文化歷史展開深入的討論。

巴國是具有明確疆域、權力核心和各級政治組織的政治實體，從文獻等方面的記載看，巴國的出現應該源於周初的分封。

巴文化，某種意義上講應該是一種族群文化，是一種基於對“我者”認同和與“他者”區分意識的文化認同體，猶如當代的民族。在這一認同體內的成員之間存在某些一致的主觀認同，如共同祖先、共同歷史、共同習俗、共同信仰等，這些認同使群體成員自認為彼此屬於一個不同於其它人群的集體，進而形成一種族群意識和內在向心力、凝聚力。從文獻的記載來看，當時周邊人群如周人、楚人等是認可“巴”的存在的，但在當時的周人、楚人眼中，這種“巴”是指“巴國”呢？還是指“巴族”呢？似乎很模糊。

考慮到巴族認同和自覺意識的形成時間和存續時間段問題，未形成巴族認同和自覺意識的新石器時代及其以前的巴地文化，已融入華夏文化的漢以後的巴地文化都不應稱為巴文化。分佈在湖北西部、重慶地區和四川東部地區的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各支考古學文化，更準確地講應該稱為“巴地文化”，它們與巴國、巴文化是什麼樣的關係，要具體分析討論，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統統將它們都稱為巴文化。反之，我們也不能將巴文化無限前推，將後來才形成的具有自我主觀認同和自覺意識的巴文化上溯到當地新石器時代，甚至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上。

作為政治體的巴國和作為主觀認同體的巴族如何表現在物質文化上，或者說哪些古代物質文化遺存象徵這種政治體或認同體，可以被視為巴國或巴文化的代表，在學理上同樣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日用陶器、銅禮器、兵器是否都能體現這種政治體和主觀認同體？或者禮器、兵器更能代表這種象徵或認同？這類學理問題不僅僅是深化巴文化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整個考古學和當代人類學理論研究必須要回答的基本理論問題。巴文化考古學研究不應簡單化地處理這一問題，僅僅以某些陶器、兵器或個別種類的青銅禮器來界定巴文化及其範圍。實際上，考古學文化所表現出來的文化面貌也反映了這種複雜性，比如，巴蜀在物質文化面貌上就非常接近，“以成都平原為代表的蜀國和以川東地區為代表的巴國，不僅地緣上接近，其文化上亦相似，史學界歷來將巴蜀並舉，就說明其文化上趨同。”

針對這種複雜性，我們認為，在巴國、巴文化的考古學研究中，雖然考古學資料提供了全新的、重要的史料，但文獻與銘文等文字記載仍是我們界定巴國與巴文化並探討其起源的重要依據。

巴地文化概念更多的是一種地域概念，是指分佈在後來一般所認同的巴人地域，即《華陽國志·巴志》所謂“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

大致相當於當今重慶、川東、陝南和鄂西一帶的不同時代、不同族群，甚至是不同部族方國的所有文化。從新石器時代，甚至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到歷史時期，如秦漢，甚至當代這一區域內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都可以稱之為巴地文化。

巴國、巴文化和巴地文化三個概念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但在當代學術研究的實踐中，我們卻常常將三者混淆，很多情況下，我們所用的“巴文化”概念，其內涵可能與巴國或巴地文化更相關，而不是巴族文化。

另外，以陶器為標準劃分的巴地考古學文化未必代表巴國政治體，巴國的政治疆域未必與巴文化的分佈範圍完全吻合，巴國的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也未必完全一致，正如我們在三代文化大傳統與小傳統理論中所講到的，三代禮樂文化以中原文化為核心，更趨於一致，而日常生產生活方面的物質文化面貌卻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和個性，

巴文化似乎也同樣如此。例如，宣漢羅家壩遺址

M33

出土銅器達

180

多件，與等級相近的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成都羊子山

172

號蜀侯墓、新都馬家蜀王大墓等王侯級貴族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組合類似，其中一些青銅器還與楚文化、秦文化的青銅器相似。這類現象顯示戰國時期以青銅器為代表的巴上層文化與蜀文化關係極為密切，同時又受到相鄰的東部楚文化和北部秦文化的影響，巴文化呈現出一種開放、相容的特徵。這種一致性就是具有共同禮樂文化大傳統的表現，而以圜底罐為代表的日常生活文化面貌卻有自己的區域獨特性。這些都是我們在使用考古學

資料來討論巴國、巴文化時必須要首先考慮的學理問題。

另一方面，三者之間也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如巴國包括巴部族文化，當然也包括其它部族文化，正如《華陽國志·巴志》所記載，巴國“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蠻”。

同樣，巴地文化包括巴國和巴文化，當然，它不僅僅只有巴國和巴文化，還有其它不同時期，不同部族的文化。

總之，只有我們明確了以上三個基本概念的內涵、外延及彼此之間的異同，才可能對巴國、巴文化歷史有一個科學的考古學討論。

二 巴國起源及其早期地域蠡測

關於巴國的起源，根據文獻記載主要有以下兩說：

第一種說法來自神話傳說。據傳說，最早的巴國是由五個氏族部落聯合而成的一個大型部落集團，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優勢，獲得了集團的領導權，巴人首領務相成為首任領袖，稱廩君。他們以白虎為圖騰。這種說法也許包含了巴國曆史形成時期的某些歷史記憶，但由於神話傳說色彩濃厚，我們難以從中窺測到巴國起源的歷史狀況。

第二種說法為西周封建說。《華陽國志·巴志》載：“昔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巴國由此而來。

中國考古學興起後，出現第三種說法。根據考古發現，有學者認為寶雞國墓地、城固銅器群是巴人的早期遺存，

也有學者提出鄂西三峽地區的路家河二期後段遺存和以城固陶器群為代表的寶山文化屬於早期巴文化。

寶山文化和寶雞國墓地所代表的文化應是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蜀文化向北發展的分支，而不是早期巴國遺存。

關於巴國為姬姓，源於周初分封的記載，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解讀：

第一種解讀：西周分封巴國說是東周時期巴國的冒蔭和附會，即透過對自己國家歷史記憶與敘事的構建，為自己在華夏文化認同主導的東周世界體系中獲取合法性和話語權提供歷史依據，猶如東周的吳國自稱是太伯、仲庸之後，越國自稱是大禹之苗裔，漢時匈奴自稱為夏后氏之苗裔等一樣。

第二種解讀：西周時，周王確實分封過巴國，但在文獻中失去了準確記載，迄今考古也還未發現直接證據。

筆者選擇第二種解讀，即相信巴國為姬姓，源於周初分封建國。首先，從文獻記載看，商末有蜀、濮等，也可能有稱“巴”的部族，但應該沒有巴國。據《尚書·周書·牧誓》記載，參與周人滅商的牧野之戰的方國部族有：庸、盧、彭、濮、蜀、羌、微、髳等，

未提及“巴”。但到了西周之後，文獻則明確記載在周的南部有巴國，如《左傳》昭公九年記載詹桓伯對晉人說：“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與楚、鄧一樣，這個“巴”應該也是一個諸侯國。其次，從周初“封邦建國，以屏周室”的國策來看，周王在南方分封自己的親戚功臣以監視、控制周邊部族方國符合周初的基本國策和周王朝的政治架構設計。

不過，在我們認同以上說法的時候，必須對以下文獻記載有個交待。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如何解釋這一文獻中所記載的參與伐紂滅商之役的“勇銳巴師”呢？大家知道，《華陽國志》為東晉時期的常璩所寫，時代很晚，這類記載明顯是後世的追述。參與伐紂的“巴師”可能指的是早期文獻中所記的參與伐紂的一些巴地部族軍隊，因巴建國後，這些參與伐紂的部族屬於巴國統轄，故後人統稱之為“巴師”。

雖然，迄今我們尚未見到與早期巴國明確相關的重要考古發現，但安康出土的“史密簋”還是給我們帶來了某種線索。

1986

年陝西安康漢濱區關廟鎮王家壩遺址出土了西周中期偏晚銅器史密簋，簋底有

93

字的長篇銘文，記載了周王命令師俗率領齊國的軍隊、族徒和遂人等，史密率領族人、萊伯、僰、夷等一起征伐反叛的東夷、南夷諸國，圍攻長必這一事件（圖一）。

對於這篇銘文如何斷句、釋讀，相關國族和地名位於何處，學術界爭議甚大，

但銘文中所提到的盧、虎、僰、夷等與西周時期的西南方與南方地區諸部族密切相關，如參與牧野之戰的盧，以虎為圖騰，盛行白虎崇拜的巴以及《華陽國志·巴志》所記的巴國所屬的夷，等等。出土史密簋的王家壩遺址面積約

15

萬平方米，文化層厚約

2

米，夾雜大量西周至秦漢時期遺物

。

考慮到史密簋的出土地點以及巴、蜀、庸之間的相對位置和彼此關係，我們是否可以推論，《史密簋》銘文所記載的內容可能就是姬姓巴國的貴族史密受命率領自己的家族武裝和巴國所轄的一些部族武裝參與對東方一些反叛部族的戰爭，圍攻長必，最終獲勝的歷史事件？如果這個推論成立的話，那麼，出土史密簋的陝西安康一帶可能就是西周時期的巴國所在地。

從相對地理位置來說，如果我們以關中為周之京畿，中心之所在，安康恰恰在王畿之南，符合所謂“巴在周之南土”的記載。

由此，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推測，原來在陝南、川東北地區有多個部族，如濮、夷、苴等，其中在安康一帶的部族可能稱“巴”。這些部族由來已久，但無國家政權，姬姓周貴族被分封到此地後，以封地名為國名，稱“巴”，巴國由此出現，巴國統領巴地及其周邊的多個部族。

當然，現在這個觀點還只是一種根據文獻記載和相關青銅器銘文記載的推論。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說，巴國在西周時期是否已經存在？巴國是周人分封的姬姓國家，還是當地土著巴人受到周邊周、蜀、庸、楚等國家的影響而自我獨立發展起來的國家？巴國始於周王室的傳說是不是巴人為賦予自己政權合法性和提升自我文化優越感而建構的一種歷史敘述與歷史記憶？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待於安康及其以南的巴地西周時期考古新發現來回答。因此，尋找這一地區的西周時期文化遺存，尤其是具有政治中心性質的聚落遺址和居於統治地位的高等級貴族墓葬，分析它們的文化面貌及其與周邊文化的關係，彌補從夏商以來的土著文化到東周時期巴國之間的考古學文化缺環，既是巴文化考古，也是陝南、重慶、川東和鄂西一帶區域考古的重要課題。

三 巴國南遷與戰國秦漢巴地複雜社會的形成

基於以上推論，我們可以看出，早期巴國北隔秦嶺而毗鄰周之京畿，東與庸、楚毗鄰而居，西方和西南方向則與以寶雞伯家族墓地、成都金沙遺址為代表的蜀文化國家相鄰，南側毗鄰更南的土著文化人群。

西周時期，庸在東，巴在西，兩者毗鄰而居，但似乎庸強而巴弱。從文獻記載看，庸國國君世代為侯伯，而巴僅為子爵。進入東周以後，庸國不斷擴張，春秋時期，庸國稱雄於楚、巴、秦之間，曾幾次入侵、打敗楚國，以至於給楚國造成遷都的威脅。直到公元前

611

年，楚與秦、巴三國聯軍伐庸，才最終滅庸。

北有周王室，西有強蜀，東方受到庸國的壓迫後，巴國唯一的發展方向只能是組織鬆散，力

量更弱的土著人群所居的南方。因此，我們推測，正是庸的擴張可能將巴國擠出安康及其附近地區，迫使巴向南發展。

從考古學發現來看，巴政權中心似乎也存在由北向南轉移的現象，如從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羅家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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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遺存到戰國至漢初的李家壩墓地、涪陵小田溪墓地等，顯示政治中心不斷南移。隨著巴國向南的發展與遷徙，巴統治區域和巴文化也不斷向南方擴充套件，最終，南方原來的非巴文化區成為巴文化區的一部分，該地域也被稱為巴地。

隨著巴國統治在新地區的穩固與庸國的滅亡，巴國與巴文化迎來發展良機，與國家政權和複雜社會相關的考古遺存紛紛出現。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迄今考古發現的重要巴國遺存都是比較晚期的。儘管該地區偶有更早時期的尊等青銅器出現，但反映與之同時的國家等複雜社會的相關遺存並未發現。

概而言之，巴人的發展歷程可能是：西周時期立國於陝南安康一帶，後來迫於庸的壓力而向西南發展，再後來聯合秦、楚滅庸，政治勢力和文化影響獲得較大發展。晚期，東側迫於楚人勢力，西側與蜀相爭，最終亡於秦。

最後，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以上觀點只是根據現有材料的一種推測，有待考古新發現的檢驗。不過，這也正是巴國、巴文化研究對陝南、川東、重慶等地區今後考古工作提出的重要課題。與之相關的，有關早期庸國的考古調查與探索也是兩週考古的重要課題，亟待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