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ry of A Foreigner in Paris

， by Curzio Malaparte， translated by Stephen Twilley， NYRB Classics， 250pp

作為一名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毛派、謊話精、花花公子、外交官、愛狗者、美學家、記者、小說家、電影製片人，庫爾齊奧·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可謂一個極為怪誕的小海灣。埃德蒙·懷特在為《異鄉人的巴黎日記》（1940年代末馬拉巴特的未完成日記）寫的序言中稱他為“著名的登徒子”。確實他的生活中有過不少女人，其中大多數都是名媛。但馬拉巴特的性癖頗為奇特，他通常迅速了事，從不與人共眠。他每天早上都要花幾個小時來整理儀容，他會剃掉身上所有的毛，甚至手背上的汗毛，晚上睡覺他會用一塊生牛肉緊貼臉頰，作為防皺手段。

他顯然是個自戀狂，主要興趣只在自己。他痴迷於儀容，痴情於貴族，沉迷在自己的花花公子風格中，這可能表明他是一類相當少見的人，被頹廢墮落所吸引的精緻的人。事實上，馬拉巴特在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日記中，都表達了對墮落，以及對女性和同性戀的恐懼。在他的《皮》中有一段話，在對1944年盟軍解放/佔領那不勒斯的豐富而又充滿幻想的描述中，他對“穿過德軍防線上湧入［這座城市］的‘失足者們’”表示痛惜。他寫道：“在她們尖銳而虛偽的聲音中，人們能夠發現一種嫉妒的飢餓感，這種飢餓感是由枯萎的玫瑰花的陳腐氣味所引起的……她們驕傲地蔑視著自己源自女性脆弱天性中的溫順和服從。她們擁有女性的殘忍……”

也許他的抗議過頭了。但馬拉巴特即使在偏見中，也展示了他的複雜性。他熱愛強力、男子氣、強健體魄和大獨裁者的征服氣概；因此他對墨索里尼的迷戀，在戰爭期間仍然持續不息。但在巴黎日記中，他回憶起1944年在那不勒斯與一位美國軍官的交談。“在墨索里尼身上有一種病態的女性氣質，一種病態的德行，有些人覺得這是同性戀”。他回憶起了在羅馬發生過的一幕，那位“領袖”將玫瑰花瓣灑向崇拜的人群，這一幕讓馬拉巴特感到不安。“那種如奧斯卡·王爾德和拜倫的姿態，那種墮落的姿態，令我不安。”在這場戰爭的早些時候，馬拉巴特曾因描寫希特勒有“女性化的本質”而惹惱了義大利的德國盟友。

為了理解馬拉巴特的態度，一種方法是考慮到他在一戰中曾經是一名士兵，在多洛米蒂地區與奧地利人作戰，以及在法國北部與德軍衝擊部隊作戰都為他帶來了恐怖的經歷。從各方面來看，他是一個經歷過血腥戰鬥的勇敢計程車兵。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風暴與鋼鐵》的作者恩斯特·容格，與他們一樣，馬拉巴特在他的後半生裡仍然揹負著1916年和1917年的大規模殺戮所留下的創傷。他和容格一樣對自由派抱著輕蔑的態度。在他的眼裡，資產階級民主是軟弱甚至是病態的，就像他所痛恨的那些“失足者”一樣。而軟弱是一種最大的罪孽。他在日記中寫道，“你願意的話就譴責我吧，但我是個男人，我愛戰爭……我愛它，就像每一個出身良好、身體健康、富有膽量、有力剛強的人都熱愛戰爭，就像每一個不滿足於為人本身，也不滿足於他們的劣跡的人一樣”。

庫爾齊奧·馬拉巴特漫畫像

與他一生中的諸多方面一樣，馬拉巴特（波拿巴的陰暗反義詞

［譯註：Malaparte直譯為壞的部分，Bonaparte直譯為好的部分］

）這個名字也是他自己創造的。馬拉巴特於1898年出生於佛羅倫薩附近的普拉託，他真實的名字叫庫爾特·埃裡希·蘇克特。他的父親是德國的紡織品製造商，母親來自倫巴第。混血兒往往都能敏銳地觀察到各個民族的特色。對此馬拉巴特自然也有很多話要說，其中很多都是無厘頭：“法國人是一個驕傲而敏感的民族，擁有對歷史一無所知的風雅。”許多混血兒為了解決自己身份認知混亂的危機，往往會以激烈的愛國形式傾向於某一個民族。蘇克特/馬拉巴特就是一個典型範例。他始終懷抱著對義大利（但不一定是義大利人）的熱情，因此拒絕了日耳曼姓。他被鮮血、熱土、捐軀報國以及其他在歐洲造成巨大破壞的血腥狂言所吸引。從這一點來看，他是鄧南遮——那位以詩意的暴力為樂的幻想家，也是一個真正的強迫性的好色之徒——的真正追隨者。

但如果馬拉巴特僅僅只是一個熱愛戰爭的沙文主義者，那未免使人厭煩。他之所以是一位藝術家，不僅因為他文采超凡——他筆下的某處法國戰場上的天空“就像一張被裁成兩半的紙，邊緣的裂口暴露出來，透出一縷深藍色的光芒……就像手術刀傷口底部鮮活的血肉一樣的顏色”——更因為他所抱有的那種自相矛盾的氣質，就像一個典型的局外人那樣。他無論是觀察生活還是審視社會，都從他自己的獨特角度出發。即使他信奉法西斯主義，想要追隨墨索里尼（馬拉巴特參加了1922年的“向羅馬進軍”），他也無法阻止自己為了一個賞心悅目的姿勢或一個好故事而激怒領袖。墨索里尼通常會以他的獨裁權威為代價，原諒馬拉巴特的酸溜溜的玩笑。有一次，因為這位作家批評他的領帶品味不好，領袖在辦公室裡痛斥了他，馬拉巴特道歉後，轉身正要離開辦公室，但又轉過身來，說墨索里尼的領帶還是很難看。獨裁者對此報以大笑。但當馬拉巴特把義大利著名的飛行員伊塔洛·巴爾博（義大利的查爾斯·林白）稱作一名有野心要取代領袖地位的“鄉下來的肥胖蹩腳演員”的時候，連墨索里尼也幫不了他。對民族英雄的誹謗讓馬拉巴特在1933年坐了牢，出獄後的五年中他仍然被關在優美宜人的利帕裡島上，直到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伯爵出面為他說好話，幫助他獲釋。

馬拉巴特在戰後聲稱，他是因為“反法西斯”而被懲罰。這是一派胡言。他在為《新聞報》撰稿的時候，是法西斯主義的忠實宣傳員，直到他因含糊不清的原因被開除，其真相很可能是由於違反公司紀律。1920年代他住在巴黎時，將反法西斯的知識分子的資訊直接送到墨索里尼的辦公室。即使是在利帕裡島關禁閉，只有他的書、他的狗和他的母親為伴的時候，馬拉巴特還繼續在為《晚郵報》寫文章，當時這是一份百分百的法西斯報紙。

馬拉巴特之所以能寫出他最著名的作品《完蛋》（1944年），是因為他獲得了信任。《晚郵報》派他去報道納粹對東歐的佔領，這不是給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的任務。他的稿件發自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芬蘭，他在最後一地的桑拿房裡遇到了海因裡希·希姆萊。盟軍在義大利登陸後，為了降低原始材料中包含的對軸心國的同情心，他改寫了大量以前的稿件，在當時這是很明智的做法。但在那些紛繁的修辭、矯飾和花哨文筆之下，《完蛋》仍然是對納粹統治下的歐洲慘狀的最富破壞力的記述之一。

他對德國人的態度帶有某種典型的複雜性。他景仰他們的武功，但也無法掩飾對波蘭人的同情；畢竟他作為外交官時，在1920年的華沙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在“洋溢焚香和伏特加芬芳”的華美宅邸裡與公主和伯爵夫人們起舞。而他一刻也沒能逃脫納粹在高尚“文化”掩飾下的殘暴。漢斯·弗蘭克總督的殘暴政權在《完蛋》中的描述中，是魅力和恐怖的混合體。這位“波蘭屠夫”運營著隔都和死亡集中營，用“潔白而細膩的雙手”優美地彈奏著鋼琴。在他的一次假借洛可可風格的華沙布呂爾宮舉行的一次非公開演出中，馬拉巴特對他的觀察留下了如下描寫：“他的眼睛緊閉著；他的眼皮在顫抖。我想，他是個病態的人。這種想法令我忿忿不平。”

這是馬拉巴特最接近於作出一個道德判斷的時刻，他喜歡給人以一種準貴族式的超脫感。弗蘭克是個女性化的人，讓人感覺病態。馬拉巴特為此震驚，但這種病態仍然是他的主要題材。他是一個死亡的詩人。華沙的那場非同一般的晚會在結尾時發生了一個可怕的轉折，發生在弗蘭克和包括他妻子在內的客人們去參觀猶太人隔都的時候。小孩子們在隔都的圍牆下爬來爬去，尋找可以吃的東西，卻被德國士兵逐一射殺。他們把這個小遊戲叫做“射鼠”。當一個士兵沒能命中目標時，弗蘭克“從那個士兵手中奪過步槍，舉槍瞄準。雪花無聲落下”。

馬拉巴特曾因為筆下的虐待行為而被人批評（上文顯然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因為他在描述虐待行為時太過文藝，彷彿從中獲得了一種審美的樂趣。也許他確實如此。也有可能是源自某種新聞學的願望，想要震撼有產階級讀者。但很少有作家比馬拉巴特更能抓住戰爭的怪誕本質。毫無疑問，他覺得自己被人類之墮落這一主題所吸引。但他並未為此尋求任何藉口。他對人性的看法是黑暗的。對他來說，如果把目光移開視而不見，就是一種軟弱的標誌。

《皮》（1949年）是馬拉巴特最為成功的作品，以最為反常的形式展示了他的道德矛盾。1944年，墨索里尼的統治已經淪為加爾達湖畔的薩羅傀儡國，盟軍的勝利也已經板上釘釘，馬拉巴特卻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他先是被作為法西斯分子短暫拘留，隨後被徵召為美國人的聯絡官，這解決了他的問題。他又一次與勝利者同行了。馬拉巴特後來把他為美軍提供的服務作為反法西斯抵抗者身份的證明。這又是胡說八道。但他在那不勒斯與美國人在一起的這段日子裡，產生了一部非凡的報告文學作品，充滿了喬納森·斯威夫特風格的諷刺。

和德國人一樣，馬拉巴特也很小心翼翼地避免得罪他的新主人。儘管他對美國人的飲食習慣嗤之以鼻（“油煎午餐肉和水煮玉米棒！”），美國人粗獷的健康、豐富的活力和源自基督教的善意還是得到了讚揚。而在他觀察那不勒斯的受辱而貧困的人民的性情化的眼光中，他的譏諷態度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那不勒斯，在他眼中，代表著歐洲，被壓迫、被侮辱、被貶低。馬拉巴特把人民被奴役的狀態看作是一種疾病、一種瘟疫，“腐蝕的不是身體而是靈魂”。美國人以解放者的身份來到這裡卻使症狀更加嚴重，因為“這些偉大計程車兵所接觸到的一切東西都立刻被腐蝕了”。

馬拉巴特的這種陰暗觀點（而我們能夠從諾曼·劉易斯的名作中得知，1944年的那不勒斯，確實非常陰暗）與他對女性的態度有關。他認為，在納粹佔領時期，只有妓女才會與德國人勾搭。但現在，在愛國和自由的名義下，女人們為了個人利益，或者更糟糕地只為了享樂，就與她們的“主人”上床，甚至是在男人們“匍匐著穿過泥潭，親吻著他們的‘解放者’的靴子”的時候。因此，“這種可鄙的瘟疫的後果，首先使得女性的榮譽和尊嚴感敗壞殆盡，這種駭人聽聞的規模空前的賣淫活動，使每座小屋與大宅都蒙羞”。

這種認為解放後比德國人統治下的生活還要悲慘的想法，在義大利或法國的前法西斯分子中並不少見。但《皮》卻被馬拉巴特的描述能力和一些精湛的場景片斷所挽救。我們從劉易斯的《那不勒斯44》中可知，由於水雷和戰艦的緣故，官方禁止在海灣內捕魚，這意味著美國軍官們享用的是從那不勒斯著名的水族館裡打撈出來的珍稀魚類。當被選中的品種被吃完後，美國要人被招待吃海牛，一種隱約帶有人類特徵的海洋哺乳動物。在馬拉巴特筆下，這頭哺乳動物變成了一個有著美人魚尾巴的小女孩，被當做海妖配上蛋黃醬盛在銀盤裡。海妖“面朝上躺在綠色生菜葉的床上，被由粉紅色的珊瑚枝組成的大花圈包圍著”。作者凝視著“那個被煮熟的可憐孩子”，想起的是他熱愛的義大利。“這個世界上還有哪個民族能允許自己，向一支摧毀和侵略自己國家的外國軍隊奢侈地獻上一盤配以蛋黃醬，並用珊瑚裝飾的海妖？啊！看到美國將領的那張餐桌上用銀盤盛著海妖——海之女神——的屍體，圍坐在桌邊的那些美國軍官臉色蒼白，驚恐萬分的那一幕，就值得為此輸掉這場戰爭！”

1950年《皮》在不僅包括美國的世界各地大獲成功。但在義大利，這本書被天主教會和那不勒斯市禁止出版。馬拉巴特已經受到義大利左派的攻擊，譴責他是法西斯分子，而前法西斯分子則認為他是叛徒。因此，他在1947年決定搬到巴黎，希望能夠在那裡得到更溫暖的歡迎。結果讓他大失所望。當時的法國仍然困於之前的通敵者和抵抗運動成員之間的對立敵意中。馬拉巴特被阿爾貝·加繆等人視為前一陣營的成員。這使他時刻需要為自己辯護，從而使《巴黎日記》帶有一種憤懣、自怨自艾的口氣。他一次又一次地堅稱，自己是反法西斯分子，而法國人的抵抗主張是虛偽的。他抱怨老友的背叛。他是法國人所不理解的來自法語區的異鄉人。他說，無論如何，他更喜歡一個誠實的通敵者而不是一個虛假的反抗者。他哀嘆歐洲文明在軟弱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邋遢的存在主義者之間的“新的競賽”中死亡。他憎惡巴黎的“可怕的小資產階級”群體。只有他那個時代的男人，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才是為尊嚴而生的真男人。簡而言之，馬拉巴特的自怨自艾把他變成了一個反潮流的無聊人物。

不過，《異鄉人的巴黎日記》能有新譯本還是值得歡迎的。這是一本奇書，有部分用義大利語寫成，也有一些是用法語。譯者斯蒂芬·崔利決定將在義大利出版的日記與後來在法國出現的稍有不同的版本合為一體，這可能會讓人感到困惑；例如，某些軼事被提到不止一次。行文相當流暢，儘管某些美式表達——“一個漂亮妞”——在這樣一位文風嚴謹的作家的作品中看上去就很刺眼了。然而，對於那些想了解這個奇怪但又令人著迷的人物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文獻，馬拉巴特的天才在這本書中至少有著一處閃光點。在結尾處，他講述了佩奇-布朗特伯爵的故事，他是一位猶太裔美國社會名流，與教皇利奧十三世的貴族親戚唐娜·安娜·拉蒂蒂亞·佩奇結婚。他們在羅馬舉行的季度舞會，以及他們在托斯卡納擁有寬廣花園的別墅，都已成為了傳奇。所有上流社會的人都會蜂擁前來參加舞會，斯卡拉歌劇院的歌手們為他們演唱，湖面上演著海戰場景，人工火山噴發出的煙花令人目瞪口呆。直到1938年法西斯政權頒佈了種族法之前，人們對那裡趨之若鶩。突然間，所有人都找了藉口，不再出席。只有馬拉巴特和他的美國朋友，聖·福斯蒂諾·波旁·德爾蒙特的簡公主決定前往托斯卡納，以示聲援。他們抵達後，並沒有立即通報，而是遠遠地觀察著伯爵夫婦倆，在完美的尊嚴中獨自享受著他們的夏日舞會；斯卡拉的歌手們歌唱，火山爆發，湖面上的戰鬥重演，被排擠的夫婦倆在暮光中隨著肖邦華爾茲的旋律起舞。

“我們去跟他們打招呼吧，”［馬拉巴特］說，“他們見到我們會很高興的。”

“不，”簡公主說，“如果他們看到我們，就會意識到自己孤零零地。”

於是簡公主輕輕地拉著我穿過樹林，向花園大門走去。

舊制度的坦然淡定；外來者背叛之。這幅筆觸優美的畫面有某種自畫像的成分。正是馬拉巴特的精華所在。

（原文發表於2020年5月8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由作者授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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