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街上沒有乞丐，因為，多數的乞丐都被政府收養了，吃、住、看病、到死國家都承擔了它對公民的責任。《宋史》卷一百七十八有載：“若丐者育之於居養院；其病也，療之於安濟坊；其死也，葬之於漏澤園，遂以為常”。

這裡，所謂“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是職能不同的社會福利機構。

其實，除此之外在宋朝時期還有很多有意思的社會現象，現今的很多學者也研究過宋朝政府出臺的一些措施。據宋代的歷史專家說：“宋朝社會存在著大量‘生孩子但是卻不養育孩子’的社會現象，這一社會現象更是被宋朝政府密切關注。”

之後，宋朝政府則採取了多種措施和手段，其實，就包括：針對新生兒直接參與救助，收養棄嬰、收養孤兒等。關於宋朝的幼兒救助，從貧苦百姓家婦女一懷孕，到新生兒呱呱墜地，就一直給予了明確的救助與保護措施，並且，對於天災人禍所造成的遺孤也有救助說明。此外，對此宋朝政府還專門設立了官方的幼兒救助機構。

歷史研究者普遍認為：從宋朝開始，我國就有了幼兒救助機構，並且，擁有較多的幼兒保護政策。這些善舉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尤其對明朝、清朝時期的幼兒救助工作起到了深遠的影響。

其實，這一舉措雖然不成體系，但是，我國古代對幼兒的救助工作非常重視，最早則可以追溯到先秦朝，兩漢，甚至是魏晉、隋、唐等朝代。這些時期，政府都對幼兒的救助工作有了一定的措施，當時的政府鼓勵家庭生育，並且，還給予了一定程度上的物質獎勵。這一現象到了宋朝時期，為了鼓勵老百姓生育更多的孩子，他們從政策角度上更加完善了這一舉措。

曾有學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宋仁宗嘉佑二年，韓宗彥以京東提刑官的身份上表奏摺，內容說到，若百姓家中有人懷孕，而且，不能養活自己孩子的，政府應該給予他們最基礎的物資以保障基本生活。”後期，到了宋高宗紹興八年，朝廷正式下達詔書。

其內容則針對貧苦家庭的養育問題做了說明：“禁止百姓丁克，如若，沒經濟能力贍養子女，官府將會給予經濟補償。”詔書一下，很多地方快速的執行起來，“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生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如果，沒錢贍養孩子，不僅可以獲得政府補償金，而且，孩子的父親可以免去兵役，無需上戰場。

這一政策實施的八年後，宋高宗升級了最佳化政策，這其中，除了給予這些人錢財的補償外，還會發一些大米。鼓勵生育政策持續多年，後來，在乾道五年的時候，宋孝宗下詔推行“胎養助產令”：“凡是貧寒之家生育子嗣，經過官員驗證後，確認符合條件的家庭，每生一個孩子，都會給予一貫錢，政府幫助家庭養育子女。”

並且，外國人也有記錄：“其國（南宋）諸州棄嬰，國王盡收養之。記錄各兒出生時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數處命人乳哺之… …諸兒長大成人，國王為之婚配… …”——國家不僅扶棄嬰兒長大，皇帝每年還要為親自為這些無父無母的孤兒主婚。史載最多時，一年的國家各地政府收養的棄嬰、孤兒就有兩萬多人。

可見，宋朝對於百姓多生孩子的迫切期待，並且，從形而上的角度出發，落實到每個家庭的實際生活之中。再到後來，“生育補貼”執行越久，弊端盡顯。比如：沒有按時給予生育家庭金錢和食物的補貼，有人冒領或者官員從中卡扣。

淳熙年間，趙汝愚被任命福建安撫使後為了防止父母遺棄孩子，同時，更好的解決養育子女的壓力，他開始實施救助工作，在部分州府舉辦了“舉子倉”，也就是國家修建的專養育貧苦家庭孩子的地方。當時，舉子倉是由趙汝愚創辦的，作為福建安撫使，他極盡所能整合優勢創辦這所為孤苦孩子所建的避難所。因為舉子倉的存在，對新生就被遺棄的幼兒起到了幫扶作用。

曾出任過顯謨閣直學士的劉光祖，他在《宋丞相忠定趙公墓誌銘》一文中就記載道：“閩俗，生子往往不舉。公創舉子倉，凡貧不能舉其子者，以書其孕之月而籍之。及期，官給之米，而使舉其子，所全活甚眾。”

宋朝福建人的傳統習俗，生但不養。趙汝愚創辦的“舉子所”，面對的都是窮苦百姓家，如果，他們不能養活自己孩子，應該早早就記錄下孕婦的產期，並且，向朝廷反饋資訊。官府核實情況之後，可以為他們提供大米，從而，讓他們養孩子，甚至，救助的物資足夠他們一家人生活。南宋朝廷在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也隨即加大了舉子倉的經費，從而，確保了“舉子倉”可以順利運轉，並幫助更多窮苦家庭養育子女。

南宋政府還認為：除了給予物質獎勵外，婦女孕期應該廢除其丈夫的兵役和差役，讓丈夫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孕婦。在宋朝，雖然農民徵稅不是很多，但是兵役、雜役的任務確實異常繁重。所以，宋朝政府的這一舉動無疑是在告訴百姓：國家非常重視新生兒，對於這一點，國家是可以為他們開“綠燈”的。

參考資料：

【《宋史》、《輿地紀勝》、《宋丞相忠定趙公墓誌銘》、《宋代的“舉子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