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宣公十五年》中有一條短短三字的記載：“初稅畝。”這三字沒頭沒尾，很是讓人莫名其妙。然而，正是這短短三字，卻令人意外地引發了一場跨越近三千年的古今大論戰。

在“春秋三傳”中對“初稅畝”普遍都持否定態度。《左傳》中直接評價：“初稅畝，非禮也。谷出（徵收糧食）不過藉（藉法），以豐（積累）財也。”《穀梁傳》說：“古者什一（十分之一的稅收），藉（藉法）而不稅（不另外徵稅），初稅畝，非正也。”《公羊傳》：“何譏爾？……什一者（十分之一的稅收），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意指稅收高於十分之一，就是夏桀王的暴政。）”

相比較於古人的譏諷，近現代史學界反倒是寬容得多。楊伯峻先生在註釋“初稅畝”時就說：“從此以後，按田畝之多少徵稅，此是對古代制度之大改革，有其進步意義與作用。”近現代史學界人士多認為，“初稅畝”表明魯國正式廢除了舊時生產效率低下的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權，所以才能一律徵稅。古人譏諷魯宣公“初稅畝”，不過是傳統儒家對變革祖制下意識的反感，不足為憑。

細細考究古人與今人對“初稅畝”的態度，可以看出雙方其實是站在不同維度上來看待此事了。古人認為，魯宣公之“初稅畝”是對民提高稅率、增加了民眾負擔；而今人則認為，魯宣公“初稅畝”是廢除了生產效率底下的井田制，當然是種歷史進步。

那麼古人與今人這場跨越近三千年的大論戰，究竟誰對誰錯呢？

不瞭解周時田制的一些基本知識，這一問題難下結論。

西周時，周王國普遍實行藉田制。所謂“藉”，借也。有人說，把田地按“井”字劃分，中間一塊為“公田”，四周的田即為“私田”；所以，藉田制也被稱作井田制。當然，實際地形複雜，土地很難規則地劃分成“井”字；所謂“井田”，也許不過是種理想化的模型。

藉田制下，公田作為“稅田”，由分到私田的民眾共同耕種，所謂“借民力以治之”，這就是“藉”的含義。“私田”是農民的份地，只要將公田上的莊家伺候好了，“私田”之上的產出都歸農民個人所有，無需再單獨徵稅。

因為藉田制下，通常是十塊土地中抽出一塊作為公田（也就是稅田），所以“春秋三傳”才會有“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的說法。十分之一，也就是10％的稅收。在藉田制時代，這一稅率並不算高。

然而，藉田制下“公田”的公有性質，卻為日後長期發展埋下了隱患。

公田是由民眾共同耕作，隨著時間推移，責任不清、權利不明、濫竽充數的現象就會越來越普遍。重活、髒活沒人願意幹，每個人都想盡快結束公田上的勞作，早點到私田上幹自傢俬活。長期下來，就造成了公田上“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能充分發揮）；不告之以時（時節）而民不知，不告道之以事（農事）而民不為”的重大弊端。“民不知”、“民不為”，並非民眾真不知時節、真不知農事，而是因為公田並非事關民眾切身利益，所以他們只管官府說什麼時候幹活就什麼時候幹，官府說幹什麼事就幹什麼事了。

因為無法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公田的生產效率當然低下。所以，到了春秋時代，“公田不治”的現象愈發嚴重。於是，當時有了“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詩經·齊風·甫田》，意為：“公田不可耕啊，雜草長勢旺！”）的詩句，來描述藉田制的沒落。

藉田制生產效率日趨低下，迫使周人不得不對其進行改革。

周宣王時期，就將“藉法”為“徹法”，把王室藉田全部私有化，交由各類地主去代為經營管理；齊國在齊桓公上臺後，也在管仲主導下，把“五鄙”之田土私有化，然後“相地而衰徵”，來提高土地生產效率；晉國則更加徹底，在呂甥主導下進行“作爰田”改革，把所有公室之田都私有化給“國人”，然後徵稅。

無論是周宣王改革、齊國管仲改革、還是晉國呂甥改革，都極大地提高了土地生產效率，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所以，在周宣王任期內，周王室實現了中興；齊桓公時期，齊國稱霸天下；晉國呂甥改革後不久，晉文公也稱霸天下。

因而，魯宣公開始“履畝而稅”，應該就是受到了晉國和齊國田制改革的啟發，把土地都私有化了，然後再根據土地的多少來徵稅。這種改革，當然是魯國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變革，是歷史的重大進步！

這是近現代很多史學家的看法。

可是，古人卻並不以為然。

《穀梁傳》中解釋“初稅畝”時，說到：“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意思是“‘初稅畝’，就是非難魯宣公除去公田之外，又在民眾私田之中十取一而稅”。古人看來，魯宣公的“初稅畝”，並未廢除藉田制。他只不過是原有藉田制“什一而稅”的基礎上，又對其餘的私田再收取十分之一的稅收。民眾的稅收負擔憑空增加到十分之二，這當然算不上是一次有進步意義的土地制度改革！

那麼古人和今人，到底誰才正確呢？

這場跨越三千年大論戰的焦點，其實就在於魯宣公到底有沒有變革田制。

這一問題的答案，古人更接近於春秋時代，照理他們更有發言權。

然而，對於“春秋三傳”反對“初稅畝”，今天的學者們大多認為是儒家學者們反對變革祖制的拘泥不化，並非“初稅畝”本身就存在問題。

儒家的保守，從孔老夫子的一則軼事就可充分說明。

公元前484年，魯國執政卿季孫想增加田賦。在古代，“賦”與“稅”是有區別的：“賦”用作軍費，“稅”用作政府日常運營開支。因為國際安全形勢日趨惡化，魯國軍費開支也大大增加，魯國不增加田賦，財力實在是接濟不上了。

雖然是不得不增加賦稅，但為了提現對國老的重視，季孫特地向孔夫子來諮詢此事。孔夫子一聽這話，就滿臉不高興，始終拒絕表態：“我對這事不懂啊！”孔老夫子弟子三千，賢者七二，桃李滿天下。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當時享有盛譽的高階人才。孔夫子對此不表態，改革大計何以服眾？

季孫急了，趕緊催促他：“你可是國老啊，都在等您的意見行事，您怎麼能不開口說話呢？”可孔夫子卻始終無動於衷。季孫沒辦法，只得悻悻而歸。

季孫一走，孔夫子就向弟子冉有抱怨：“君子行政，要依禮而行。施捨要大方，做事要中規中矩，稅收要儘量微薄。如果能做到，我認為就足夠了。如果不以禮衡量，還貪得無厭，那麼就是增加田賦，還是會入不敷出。況且，季孫要想符合法度，那周公之典就是現成制度。要是一定要改，還來問我幹嘛？”

孔夫子視周公之典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態度，躍然於紙上。從此可以看出，儒家學派對於變革有著近乎偏執式的反感。也難怪近現代學者們對“春秋三傳”否定“初稅畝”會不以為然了。

可是，史料中的另一則故事，也許就證明了“春秋三傳”的說法才更加正確。

魯哀公執政後期，魯國財政赤字愈發嚴重，慢慢就快接濟不上了。為此，魯哀公憂心不已，便向孔夫子高足有若諮詢解決之道：“現在魯國正逢饑荒，國家歲用不足，該怎麼辦？”

有若聽了後，胸有成竹地回答：“為何不改成‘徹法’？”

聽到這個答案，魯哀公大為失望：“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徹’也？”

所謂“徹法”，是周宣王時期實施的田制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將王室藉田全部私有化，然後採取“徹法”來收稅。所謂“徹法”，其實也是在藉田制基礎上改革而來：每年到了收穫季節，官府實地視察田地莊稼，然後選取其中長勢最好的一塊田作為稅田，上交給政府。“徹法”是基於藉田制改良，其稅率當然也是與“藉法”一樣，都是十分之一。

因此，魯哀公才會無比失望地說，魯國現在十分之二的稅率財政收入依然嚴重不足，“徹法”又怎麼能解決目前的財政危機？

魯哀公所不理解的是，“徹法”的核心在於土地私有化，提高土地生產效率。正如《呂氏春秋·春秋·審分》所言：“今以地眾者，公作（集體耕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分田到戶）則速，無所匿遲也。”因此，即便是同樣十分之一的稅率，但由於“徹法”下的生產效率是“藉法”下數倍，“徹法”下的稅源也就遠高於“藉法”時代了。

所以，有若的回答也意味深長：“百姓用度足了，您怎麼會用度不足？百姓用度不足，您又怎麼可能用度足呢？”

這段對話，可以證明兩個問題：其一，直到魯哀公時期，魯國田制依然未變，仍然是採取了傳統的藉田制；其二，魯宣公“初稅畝”，確實是在舊有的公田之上，又增加了十分之一的稅收。

不但是徵“稅”，為增加軍費預算，季孫還額外增加了田“賦”。因此，魯國民眾的實際賦稅負擔遠不止20％。正因為如此，“春秋三傳”以及孔夫子都對魯國公室隨意增加賦稅的政策持否定態度。

然而，魯國之所以要徵收這麼高的賦稅，其實也是無奈之舉。亂世之中，魯國周邊強國林立；魯國內部，公族勢力強大、不服管轄。因此，魯國任何的改革舉措，只能是針對最為弱勢的底層民眾，而不是既得利益群體。所以對底層民眾增稅，就成了魯國公室為維持自身存在的唯一舉措。

雖然“初稅畝”是一次改革，但並沒有近現代學者們所主張的變革魯國田制。因此，“初稅畝”的歷史意義並非如想象中大，只不過是魯國為維持自身政權的無奈之舉。所謂“初稅畝”是“變革田制”，大多屬於今人主觀臆測，於史無據。

這場跨越近三千年的論戰，古人觀點顯然更接近史實。儒家學者譴責“初稅畝”非禮，其實是譴責魯國統治者違背了周公“分地薄斂”的思想，而不是因為魯國變革了藉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