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聞有婦，夜夜《白頭吟》。——楊維楨（元）《買妾》

01有關納妾的前世今生‍

妾的說法在中國很早就已經有了，如果追本溯源可以推諸到三代（夏、商、周）時期。

一、古代妾有三種解釋

一者在《說文解字》中，孔傳曰：“役人賤者，男曰臣，婦曰妾。”

妾的第二個意思便是“舊時男子在妻以外娶的女人：“妾者側媵，非正室也。”

《呂氏春秋慎勢》告訴我們：“妻妾不分則家室亂。”春秋傳又云：“女，為人妾，妾不聘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妾的別稱也有很多：側室、偏房、副室、如夫人、次妻、下妻、二相公娘、小家眷、小妻等等都是對她的稱呼。

妾的第三個意思是古代女子的謙稱，譬如宋玉《高唐賦》有云：“妾，巫山之女也。”

“在專制主義時期的中國，法律上嚴格禁止一夫多妻制，但並不禁止一夫多妾，所以蓄妾制度可以說是中國一夫一妻制度的重要補充，因而中國的婚姻制度又被一些人稱作“一夫一妻多妾制”。

二、妻妾的區別

傳統法律總是用各種手段來區分妻妾的不同，比如婚姻喪葬儀式、禮儀稱呼、以及在家譜上的不同位置等等。

“妾在侍奉丈夫時有別於妻子，《禮記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可見妾比妻子身份低下；

納妾不用聘娶，在古代漢語中有近似於奴婢的身份。且妾沒有對於妻子適用的“七出”與“三不去”保護，可以隨時被遣送回家或轉賣。

妾可以被買賣，這個傳統據陳鵬考證從周代便已有了，唐律疏議曰：“妻者齊也，秦晉為匹；妾通買賣，等數相懸。”

明代揚州專門有人收買女孩，賣與顯貴之家為妾，即俗稱的“瘦馬”，清代京師也有買賣妾的牙行存在。“

但娶妾一般還都需要立契約字據，只不過這種契約與夫妻的婚書有別而已，需要寫明女子是否為親自生養、自願為妾、所受聘彩，若逃跑需索回聘禮等內容，實際與買賣契約類似，唐令就規定此種契約為“婚契”而不是“婚書”。

男人蓄妾的數量也是有數量的，春秋的時候，天子可娶十二女，三夫人、九嬪；諸侯可娶九女：一妻八妾；卿大夫是一妻二妾；士是一妻一妾；庶人則無備妾之文。

同時孟子云：“齊人有一妻一妾”；戰國策又云：“楚人有二妻”，可以看出戰國時期庶人便可以娶妾了。東漢時，皇子封王可以娶小夫人40人；晉代有令：諸王娶妾八人，郡王侯妾6人，官品降低而數量逐一一降低；

唐律多關於妻妾身份之規定，而於納妾之數並沒有限制；明代對於王侯也多以限制，對於庶人娶妾則要求四十無子；清代襲明舊制依舊以四十為限，當然一般的逾制也是沒有人深究的。

史籍中遍佈著關於多置妻妾者的記述，多至上百人的情況也並不罕見。

妾的來源也比較複雜，良人、賤民都有，大都是以

丫鬟

奴婢為主，但又有所限制，比如明代就不允許納娟妓、及良家女為妾。

清代還進一步規定了卑下不得娶尊長妾為側室，並因此流放學士麟祥於寧古塔。

清代寧古塔

三、妾的身份遍佈各地

在東亞的日本，妾具有“丈夫看重的意思”，是指正妻之外寵愛的女子，但身份卻不能公開，子女不能具備繼承的合法性。

在中亞的阿拉伯，妾被叫做“mutah”具有享樂的意思，是伊斯蘭教的一種臨時婚姻。這種婚姻下的男女雙方按照約定的時間短暫的共同生活在一起，期滿後即自行脫離夫妻關係。

在歐洲類似的身份叫做“concubine”是姘婦、非法同居，小老婆、妃子的意思，詞源來自於拉丁語“concubare“，即共同臥於床上。它並不是世界某些地方的多偶婚制，（Polygamy同時有一個以 上的配偶的婚姻，即一夫多妻）。

古希伯來與羅馬的法律明文規定，一個男人在一段時間只能擁有一個妻子，但對妾也予以某種合法地位。妾通常來自較低的社會階級，進入夫家時沒有嫁妝，但一般人對妾的身份並不貶抑。妾與妻子主要差異在於妾的孩子無法定繼承權或只有極為有限的繼承權。

在中世紀的編年史家眼中，被指為妃子的女人，是國王那些被承認的女伴。這和短暫的情婦或妓女有嚴格的區別，因為妾是半合法的妻子。

由於國王納妃往往不太正式，因而妃子的地位也就不那麼穩固。國王可以把妃子打發掉，連一紙休書都不用；特別是她們生的孩子，雖然不算私生子，但一般不能參與王位繼承。這種婚姻在日耳曼區域相當普遍，比如著名的查理曼大帝就有四妻五妃。

到了1753 年《哈德威克婚姻法》通過後，隨著非正式婚姻的無效，作為身份的妾才算是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但這並不意味著婚外性關係同樣的退出了歷史舞臺。非法的愛情不斷增多，一個新的女人階層“mistress”出現於受尊敬的女人與放蕩的女人之間。

法國從弗蘭西斯一世開始， 情婦便成為宮中最重要的角色。這種風氣影響到了民間。她們的影響之大，甚至阿戈斯蒂諾基吉與他的威尼斯情婦安德列奧西亞的第一個兒子的洗禮就是由教皇和14名紅衣主教進行的。

17-18世紀“城鎮女郎

”的數量持續增長，在合法的配偶之外養一個文雅的情婦，或用情婦取代合法的配偶是那個時候城市裡最時髦的事情。

到了清代，妾無論在身份上還是在權利上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她們與正妻之間的差距逐步被抹平，並有可能從妾上升到妻子的地位，這些在前代是不可想象的。

實際上在兩性問題上，性的佔有、以及家庭成員間的關係也同樣有著重要的作用。雖然文人士大夫標榜“卿大夫不可無侍妾，此皆天理人情之至，不可以褻行目之也。但是在眾多妻妾與唯一的一位丈夫中間，心理、生理的失衡往往還是很容易出現。

正史和野史中無數次的記述著紅顏禍水禍水的故事：“甚美必有甚惡”以及“夫有尤物，足以移人”，這些成為妾侍所帶來的家庭問題之一。“房玄齡的妻子盧夫人、謝安的妻子鍾夫人都是非常著名的例子，盧夫人“寧妒而死”甚至成為了一時笑談。

人們都懂得“情狎則易遷的道理，因而只要能夠避免濫情，那麼男女之間就不會出現“（情）一時用得多，後便不續。”的情況，那麼妻妾不和也可以迎刃而解。

和諧的妻妾關係同樣是民間小說中的主題。在《野叟曝言》中，文素臣在寡母的教導下，娶回了一妻五妾。在性事上，他只相信生殖功能，避免為快樂而從事性活動。他均衡的與妻妾同居，與所有的妻妾關係緊密，志趣相投；

《青樓夢》中的主人公金挹香，文能興邦、武能安國，官至太守，一妻四妾，最後飛昇成仙，與眾妻妾成為神仙伴侶。

理想的多妻妾的婚姻模式往往是指向家庭與生育的；如果指向關於男女之間的感情描寫，那麼一般只有一夫一妻，或是一夫二妻，在寫作中男女關係也更趨向於平等，最終成為了兩性都可閱讀的才子佳人小說，比如《牡丹亭》、《西廂記》、《林蘭香》等都是這樣。

但如果是指向色情內容，那麼男人的妻妾數量會往往會非常非常多，女人則變成了僅僅是被男人佔有的關係，家庭關係也變得極不穩定，比如《金瓶梅》、《桃花影》、《杏花天》等。

可以說，一旦將過多的性被納入想象之中，多妻妾的婚姻也就變得非法起來，成為了批判或是玩狎的物件。

到了明清時期，男女之間更加平等的性關係成為了一些人理想的兩性關係敘事模式。

最早將西方式的一夫一妻制理念介紹到中國的應該是：西方傳教士。

因為基督教信仰嚴格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因而使中國人改宗基督教的必須條件之一便是要求信徒放棄自己多餘的妻妾，這顯然與中國的法律、習俗不相符合。

耶穌會的傳教士李明就一直抱怨中國的達官貴人總是妻妾成群，而又不願休掉自己不喜歡的妻子，因而也放棄了信仰上帝的想法；而女性則又懼怕脫離丈夫而受到法律、家庭的懲罰。

明末最早信仰基督教的名臣李之藻、楊廷筠就是因為不願放棄自己的妾侍而遲遲沒有入教。

在這一時期，耶穌會試圖透過訴說納妾制的危害來勸說士紳們廢妾，雖然聽眾們大都接受了一夫多妾制的習俗給“中國帶來許多混亂”的說教，但卻“沒人願意照著去做”。

這種認識的衝突在19世紀後開始愈演愈烈，並伴隨著報紙書籍以及西方人權、女權思想在中國的推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中國的納妾問題。《北華捷報》、《字林西報》、《萬國公報》等都有關於西方婚姻制度以及中國婚姻陋習的介紹。

隨著民國建立，《暫行刑律補充條例》的頒佈，蓄妾問題被“兩面光”的保留了下來。

打著男女平等以及維護家庭傳統倫常的旗號，蓄妾制度“消而不失”，納妾者們照例可以妻妾成群、左擁右抱，讓改革者們憤懣不已，批評之聲一直不絕於耳。

到了新文化運動的早期，就像面對中國革命遇到的各種挫折一樣，知識分子們對於蓄妾問題開始從更深層次的歷史、文化、社會、風俗等問題著手，重新梳理出蓄妾問題的歷史由來、發展脈絡、社會危害，並提供了一系列改革之道。

隨著討論的不斷繼續，關於愛情、生理、慾望等新的因素也開始交織在一起，讓妻妾問題的討論變得更加複雜化、多元化，蓄妾問題的討論逐步脫離了婚姻社會習俗的討論變成了關於人性以及性道德問題的爭吵。

到了北伐戰爭的開始國民政府的建立，革命話語、對於民族國家的影響、革命運動的發展成為了絕大多數論點的主流，而傳統的對於納妾者、為妾者、以及納妾制度本身的批評也在同時進行。

納妾者的貪婪、荒淫，為人妾者的悽苦、惡毒，家庭關係的混亂頹敗被進一步挖掘， 並透過紀實文學、問題小說的形式展現出來。納妾行為與其相關的每一個、每一條社會關係網路都成為了藏汙納垢的場所，成為了人們口誅筆伐的物件。

在越來越多有關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新性道德的衝擊下，它變得更加汙穢不堪：與舊世界相連的一切的舊道德舊習俗要被惡毒的謾罵；與新世界有關的摩登、時尚、愛情同樣也要被詛咒挖苦。

無論是誰，只要與納妾產生聯絡都逃脫不了人們的批評攻擊。

納妾成為了如夫人的煩惱：有關納妾的前世今生‍，要跨過這“汙名與情”的世界。

02

越界跨過“汙名與情”的世界

《廢妾號》的怒火

20世紀之初，國家從大清變成了民國，平等、自由成為了新社會不二的法則，納妾制本來就該像舊社會的一切陋習樣被消滅打倒，可是它卻又被保留了下來，守舊主義者似乎還情有可原，但道貌岸然的政客、知識分子卻也在推波助瀾，“敦知夫下愈況者，不出自不學無識之匹夫、匹婦，而轉而出之自號維新之志士乎。

這些都讓改革者們困惑不已、憤怒異常，這股怒火在1922年的《廢妾號》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朱採真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法學家，1922 年他在杭州創辦了了第一個與廢妾有關的專門性刊物一 《廢妾號》，收錄了大量廢妾理論、詩歌、小說等，主要撰稿人也是他本人。在開篇宣言中，朱採真便直接點明創《廢妾號》的目的所在：

“民國成立11 年了，社會上逐漸發現一種極可痛心的壞現象，就是人們多傳染“娶妾狂”的流行病。換句話說娶妾的思想已經是通俗化了。前清時代， 擁有三妻四妾的

泰半

都是大富商和大官僚，倒好像娶妾是限定在某種階級似的，民國時代卻不然，花樣翻新，妾的種子播散在平民社會，隨便什麼人差不多都懷抱一種娶妾的志願，你看：小商小販也娶妾小工業家也娶妾，校長、教員也娶妾，大學生、專門學校的學生也娶妾，醫生、律師、書畫家也娶妾，窮借大得著了五千細鈿頭彩馬上就娶妾，最悲觀的還有口口聲聲馬克思學說的議員也娶妾，女子師範畢業生也下嫁為軍人之妾，這豈不是變成了妾的世界麼？我並不聽得我國人民去力爭普及選舉權，但這娶妾的罪惡倒反普及快了，什麼通俗教育，什麼經濟平均分配一樁樁都是空言空說，就是這娶妾的罪惡也通俗，也有平均分配的趨勢。”

顯然，激發朱採真創立《廢妾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民國肇始，納妾問題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無論何人都是以納妾為志向，即使他們受過良好的現代教育也是枉然。

作者推求納妾膨脹的原因並不是單純的色慾、冥頑或是自私自利主，主要還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愚俗思想”，“以為娶妾是時髦行為、是漂亮行為、娶妾是時髦人物，是漂亮人物”的虛榮心理在作崇。

娶妾是墮落到了阿鼻地獄，侮辱婦女、侵害人權，破壞一夫一妻制，明明是犯罪行為。因而《廢妾號》宣傳運動的第一步就是要昭然於公眾：娶妾是無可諱言的罪惡。

“《廢妾號》編輯同人寧願做愚笨者，寧願不時髦，不漂亮、寧願生生世世不識綺羅香。”

在朱採真的議論當中，做妾的女子本身是沒有一點罪惡的，她們都是苦海中人，受男子的玩弄，被人以金錢或權勢所購買與欺騙，被同性鄙夷和踐踏。即使有墮落的女子，色衰的娟妓甘願做妾，這也是沒奈何的結果。

於是作者大膽的認為：世上任何女子斷無甘心做妾的，除非她們是迷惑了心靈。

另一名作者桂實憤怒地質問道：“把女性當做金錢販買來的是誰？千方百計將你們侵害到做妾的是誰？強暴欺凌、侮辱你們做妾的是誰？”一切的惡果都是“數千年來男子們的罪惡；也是和著財產製度和家族制度所產生的惡果。”在作者的眼中納妾有關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舊傳統、男性世界所賦予的，與女性無關，“妾之仇敵不是妻，而是夫！”

而妾在舊時代的買賣屬性讓她們成為了最好的證明。在圖畫《擇妾》中：一個個年輕女孩脫光了衣服站在老態龍鍾的老爺面前，淚水漣漣。隆起的乳房、黑長的秀髮、婀娜的曲線，都被男人們的目光所審視，女性成為了比專制時代更為低賤的消費品而已。

《妾怨》裡說的好：

“只為爺孃貪了財禍害：賠了老年倒還罷，二七悽慘作小偏。大娘姊妹多兇惡，一天到晚罵不完。今日大娘姊姊回到孃家去， 升一步到房前，羅帳撩撩分兩邊，一雙金蓮脫下床門前。夫子彎彎無聲息，一度一覺好比殭屍睡，好比得活人陪在死人邊，好比得牡丹花開在老梅邊，好比得木犀花種在臭坑邊，好比得荒山枯廟無人祭，好比得浪裡浮萍水面飄！

筆名叫“求幸福齋主的作者在《逃妾》中為阿紅鳴不平：

“一來啊講明家裡沒有太太並不是討我回去做小，二來他即存心要後來棄我，就不該當初與我講什麼愛情。愛到今天把我的愛情勾到最高的熱度上，它卻用冰一般的冷水淋到我頭上，真比殺我還痛苦。怎怪我不該吃醋。”

可是作者卻也毫無辦法“在愛情面前，女人只有哭泣，在生活面前，女人只有學會忍受。”自己也“沒有法子保護這個可憐的被遺棄的婦人”，於是以只好悻悻的發出“逃妾都是被逼出來的“感嘆。

經過了20世紀初圍繞著納妾問題的各種討論，就像自由、民主、科學等新世界的主題一樣，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迅速接受了關於納妾問題的批判。

在1921年陳鶴琴所做的《學生婚姻問題之研究》中，共計有148名北京各高校的學生接受了問卷調查，其中只有17人贊成娶妾，而反對者多達121人，佔到了總數的81。76%。

《學生婚姻問題之研究》

講了太多妾的是是非非。妾到底是什麼？也許是一種身份標示、是一種婚姻狀態，是一種舊社會舊傳統的封建標記。她是慾望的、也是危險的；是道德所排斥，又是人們發自內心的一-種呼喊。從傳統中走來，作為身份的妾已經徹底被各種罵名所淹沒，它代表著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社會婚姻關係，還有著更多其它的內容。

也因為一個“情”字，它才在二十世紀的敘事中重新獲得某種充滿爭議的合法性，即讓人們唾棄，也讓人們感到迷茫。而發展到當下，妾變成了情人。

情人與妻子有什麼不同？秋心告訴人們：情人是美麗的面貌、性感的軀體、是活潑的姿態、是醉人的言語、也是溫柔的擁抱；是在跳舞會里、在宴會里、在公園裡、在月亮下面，但卻不一定就在家裡。因為在家的是你的妻子，她會給你做上早餐，幫你縫補衣服，關愛你的一切，但卻不一定能給你一個“浪漫”的世界。

在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裡，振保把他生命裡的兩個女人看作是兩朵玫瑰：“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粒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

現實跟理想是那麼的遙遠，愛情是那樣的被渴望卻又飄渺不定。

“有一種東西，它會在某個夏天的夜晚像風-樣突然襲來，讓你措不及防，無法安寧，與你形影相隨，揮之不去，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只能稱它為愛情。——電影《頤和園》

最後，借用影片《頤和園》中女主角餘虹的話作為本文的結尾：“一個懂法律的同事告訴我；這類事情不違法，但不道德。什麼是道德？兩個人在一起，我覺得這才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