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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中有一個片段始終令我印象深刻，胡宗憲用兩首詩分別來形容自己和海瑞。一首是岑參的詩，寓意他自己。而給海瑞的這一首，名叫《封丘作》，他的作者正是本文的主角，唐代詩人——高適。

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樑宋非吾土武則天長安元年（公元704年），高適生於洛陽。其祖上也曾闊過，周朝時其先祖因封地在高邑（今石家莊），便以“高”為姓氏延續下去。到初唐時一位能人壯大了門庭，他便是高適的爺爺——高侃。高侃乃一代名將，陪葬乾陵，是整個唐朝高家榮耀的巔峰，他共有三子——崇德、崇文、崇禮。可惜，僅長子崇德一支官運尚可，而崇文一直在偏遠的嶺南韶州（今廣東一帶）做長史（類似秘書），退休後則定居廣陵，不僅遠離政治中心，距高家世居的洛陽也十分偏遠，由此窺測倆兄弟感情可見一般。

開元十六年，崇德之子高琛因捲入宰相宇文融的彈劾案中牽連遭貶，高琛之子高逸又早逝，重振家族的使命玩笑般的落到了本不受待見的次子崇文一支身上，而高適正是崇文的兒子。“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二十歲那年，“不拘小節、負氣敢言”的高適去往長安求取功名，彼時的他瞧不上科舉正道，試圖走李白那樣的“終南捷徑”，可惜空得一身虛名，卻沒撈著一官半職。（恥預常科，隱跡博徒，才名便遠）。

就在歲月蹉跎之時，噩耗傳來——開元七年，高崇文去世了。對於在長安一無所成的高適，這無疑讓他失去了唯一的生活來源。而要將父親的棺槨從廣陵運回洛陽需要相當的花費，從事後高適被迫漂泊宋州來看，他很可能賣掉了洛陽的家宅籌錢。我們說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而高崇文這一去，也斷掉了高適的人生歸途。從高適日後所作詩句“親友若雲霄，可望不可攀”推測，他那“負氣敢言”的性格並不討人喜歡，父親去世，他沒有得到親姐姐高嬇丁點幫助。而崇文赴嶺南做官，不把這個延續香火的小兒子帶在身邊，卻放任他在洛陽生長，足見父子感情之生疏。或許正是高適這一脈與人疏離的性格弱點，註定了他早年要遭受磨難方能成長。

而這僅僅是高適波瀾一生的起點，“我今行山東，離憂不能已”，開元八年，高適離開了故鄉洛陽，開始了在宋州耕種的清貧日子，這一晃就是整整十多年。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天寶八年（公元749年），高適45歲。從20歲對科舉的不屑一顧到36歲的屢考不中、從天寶元年隱居淇上到天寶八年重返宋州、從“十年守章句，萬事空寥落”到“且向世情遠，吾今聊自然”，度過了二十多年的不甘與寂寞後，高適終於被宋州刺史張九皋推舉入仕，在即將知天命的年紀當上了汴州封丘尉。而此時大唐盛世的泡沫正即將被戳破。

對於高適來說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初入官場的身份轉變，從前是民，現在是官，進來了就得遵守體制規則。規則是什麼？討皇帝歡心。唐玄宗將年號從開元改為天寶可視為大唐歷史的分水嶺，表面上盛世仍在延續，可翻開《資治通鑑》，類似“民始困苦”、“民無所訴”、“蕭然秋怨”等等隨處可見。此時的統治階級，再不復開元年間進取的鬥志，進入到皇帝“專以聲色自娛”、宰相“杜絕言路，掩蔽聰明”的狀態。對此，史書裡一針見血——“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說白了，只要宰相李林甫能哄得唐玄宗開心，讓他盡情沉浸在歌舞昇平的幻象之中，他又怎麼會去在乎李林甫打壓異己的行為。上行下效，宰相尚且如此，底層的官員自然也只顧著欺壓百姓，謊報太平。高適當時所處的，就是這樣一個官場狀態。他飄零半生，好不容易擠進官場，本想著振興家族、一展抱負。可向他壓來的，是體制內的繁文縟節、是小吏對百姓的欺壓、是官僚對上級的阿諛奉承，從上到下同流合汙，打著維持秩序的幌子，幹著欺上瞞下的勾當。高適看著這一切，一定會想起，從當年被迫住到宋州孟渚的郊外，再一直到不久前，自己不也是個忙於耕種的普通百姓。為什麼現在做了官，反而就得對他們下狠手呢？甚至當高適將這些說給家人聽的時候，卻遭到了家人的嘲笑，這也側面反映當時的社會風氣對此已是預設的狀態，難以打破。

種種悲憤和不滿積累在高適的胸中，他終於難掩失望之情，當理想在現實中破滅之時，他想到的，是再一次的歸隱田園。天寶十年（公元751年），高適留下了那首著名的《封丘作》，辭官而歸。《封丘作》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歸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盡付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且遲迴。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然而，來自幽州的漁陽鐵蹄已冒著滾滾狼煙驚醒了大唐盛世的美夢，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無數人的命運遭到改寫，被裹挾在浪潮之中，高適即將迎來自己人生的最後時刻。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高適52歲。身處成都的他已腰佩魚符，成為了天子近臣。回想五年前，高適辭官出遊河西，做了名將哥舒翰的幕僚。而叛亂爆發時，唐玄宗依然聽信讒言強令哥舒翰出戰，唐軍兵敗如山倒，高適欲為哥舒翰辯誣，於是奔赴行在，見到了逃難中的天子。

命運的轉機就此出現——玄宗指揮失當致使京師淪陷，他不做補救反而拋棄臣民出逃，馬嵬之變貴妃自盡，太子李亨又去往鳳翔另立朝廷。當下軍士人心浮動，又怎能讓已顏面掃地的天子下令再往成都走。正在為難之時，高適恰到好處的遞上了臺階：“陛下因此履巴山、劍閣之險，西蜀中，避其蠆毒，未足為恥也。”就這一句，換來了“讜言義色，實謂忠臣”的表彰，更讓高適緋衣加身，成為了“權幸憚之”的諫議大夫。如此圓滑且成功的政治投機，這還是當年那個負氣罷官、氣質自高的高適嗎？其實不然，此時半路離開的太子李亨已自行登基，是為唐肅宗，奉唐玄宗為太上皇。“二元格局”之下大唐的兵馬、人力和政治資源都在迅速向新皇帝靠攏，唐玄宗手裡的權力正逐漸流失，僅能維持表面的尊貴，他封出去的官又能掌握多少實權呢。

高適此次進言更多的還是為了保護玄宗的安全，封建時代強調忠君，何況高適曾隨哥舒翰入朝見駕，獲得過玄宗的表彰，而唐肅宗畢竟無恩於高適，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何他會選擇靠向玄宗了。而命運的垂青卻不止於此，高適勸誡玄宗不要讓諸王出鎮，其後果然永王李璘造反，聽聞此事的肅宗便召見了高適，封其淮南節度使前去平叛。至此，曾經窮困潦倒的落魄書生成為了名震天下、手握實權的地方大員，就連肅宗最信任的宦官李輔國也得怕他三分。彈指數年，恍如一夢，人生真是充滿了魔幻。

此後，高適又歷任成都尹、5年內做到了西南劍川節度使。唐代宗繼位後，又進封刑部侍郎、渤海縣侯。在人生的最後十年，身居高位的高適依然不改“負氣敢言”的本色，多次為蜀中人民發出“蜀人之計，不亦難哉”的呼聲，勸誡朝廷不要為了平叛就肆意剝削百姓。《舊唐書》稱讚其“政存寬簡，吏民便之”正是對他恰如其分的評價。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高適逝世，享年六十二歲。贊曰：“慷慨悲歌，臨風懷古。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在盛世唐朝中，若說李白是詩詞的巔峰，那麼高適就是人生逆襲的典範，前50年都平平無奇，常人在他這般遭遇後，大多不過是灰心放棄，而高適卻實現了人生的逆襲。縱觀，高適的一生，不經讓人感嘆，機會總是留給有心的人，即使窮困到種、務農他仍未改變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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