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呂氏春秋》和《韓非子》的記載，墨家在戰國晚期還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學派。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有關墨者活動的記載突然中斷，以至於墨家是什麼時候衰亡的、其衰亡的原因是什麼等都成了思想史上的懸案。漢初，墨家的聲譽尚隆，墨子的名字還經常被用作智慧、仁義的象徵，與孔子並提；但等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墨家一變而為異端，墨子的名字也就主要成為批評的物件了。

1、墨家衰微的時間

把墨家稱為“顯學”，始於韓非子。在《顯學》篇中，他指出當世的“顯學”有儒墨兩家，儒家的領袖是孔子，墨家的領袖是墨子。孔子死後，儒家分成了八派；墨子死後，墨家分成了三派。

除了儒墨兩家主張相反，因而水火不容之外，就連這些學派內部為了爭奪正統的地位，也老是互相進行攻擊和批評，都認為自己才是嫡傳。按照韓非子的意見，這種取捨相反、真偽難辨很容易造成思想混亂、標準不一的後果，所以都應當完全禁止。儘管韓非的目的是希望統治者禁止儒墨這些所謂“雜反之學”，但他無意中透露出墨家在戰國晚期還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學派。

《呂氏春秋》亦有類似的記載。《當染》篇雲：

“（孔墨）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

稱孔墨後學顯榮於天下者不可勝數，足見這兩個學派人數之多。《呂氏春秋》成書於秦始皇六年，由秦相呂不韋集門客之力創作而成。這部書中，記載了許多墨者的事蹟以及墨家組織結構的特點，是我們瞭解後期墨家活動的主要文獻依據之一。從《呂氏春秋》對墨子的推崇以及對尚賢、節用等主張的認可看，呂氏的門客中很可能就有墨者，該書的編纂亦可能有墨者參加。

《呂氏春秋》之後，有關墨者活動的記載變得極少，把現存的所有史料加起來，也不過數條而已。

由於現有的幾條史料均不可靠，所以我們對於墨家在秦漢之交的演變情況仍然一無所知。非常可能的是，墨家作為一個學派是在秦始皇焚書坑儒前後被迫解散的。

《鹽鐵論·論誹》篇說“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講的可能是實情。

焚書之後的第二年，秦始皇又有坑儒之舉。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公子扶蘇曾為此進諫說：“今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說明被坑的四百六十餘人都是誦法孔子的儒生，裡面並沒有墨者。也許此時墨家的組織已經不存在了。從此，墨家作為一個學派便從歷史中消失了。

漢初，意識形態的控制沒有那麼嚴酷，思想的氣氛相對寬鬆過去被禁止的許多學派重又抬頭，新儒家、新道家、新法家相繼登場，但墨家卻再也沒能重新興起。到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地位的確立，墨家學說更就成了害道的異端而備受撻伐。如果說在罷黜百家之前，墨子和孔子作為智者、賢人還常常並提於學者之口，那麼到了罷黜百家之後，孔子一躍為聖王，墨子則變成了異端。從此，墨家作為一種學說的地位也受到動搖，逐漸從思想史的主流中消失了。

2、墨家衰亡的原因

墨家從顯學一下子跌落到絕學，是秦漢思想史中的一件大事。

從思想本身來看，墨家反宗法、重賢能和主尚同極有利於建立一箇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但事實卻是，從秦始皇到漢武帝，先秦四大家中的法家、道家和儒家都曾先後上升到官方意識形態地位，進行過具體的政治實踐，唯獨墨家在不聲不息中消亡了。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關於墨學衰微的原因，可以分成兩個問題來討論：

一個問題是墨家為什麼會衰微，另一個問題是墨家衰微以後為什麼不能重新復興。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認為大概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前期墨家的政治主張已被超越或消解。

構成前期墨家思想主體的是墨子提出的十大主張，這十大主張圍繞著“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個總目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系統。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諸子之間的相互批評影響，墨子的這十個觀念分別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有的過時了；有的被其他各家所吸收，成為一種共識；有的失去了依託；有的則純屬空想。過時者如非攻。隨著諸侯國的相繼覆滅、大一統帝國的正式建立，墨家的非攻主張就成為無的之矢。

成為一種共識的有尚賢、節用、節葬等。如尚賢，早在墨子之前，子產就有“擇能而使之”的意見，孔子也有“舉賢才”的要求。經過墨子大力提倡後，諸子之中除道家外多已承認尚賢為治世之必備。孟子云：“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公孫丑上》）

而法家的代表則乾脆把尚賢納入國家的政令中，李悝規定“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說苑·政理》）；商鞅的法令中亦有“宗室非有軍功，論不行為屬籍”、“有軍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史記·商君列傳》的原則。其他像節用之於道家，節葬之於《呂氏春秋》，均有類似的情況。既然這些主張已非墨家所獨有，那麼統治者即使想推行這些主張，也就不必一定要到墨家那裡去尋找了。

失去依託的有天志、明鬼、非命等。在墨子的思想系統中，天、鬼等並不具有獨立的意義，它們只是為其他主張所設定的外在保障，天鬼之賞善罰暴只不過是為了保證尚賢、尚同等主張的推行而已，一旦墨家的這些主張被超越或被其他各家所吸收，那麼天鬼的作用也就失去了意義。

純屬空想的則為兼愛。兼愛在墨子的十大主張中佔有中心的地位，它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儒家所擁護的宗法倫理，但正因為如此，它才和中國古代廣泛盛行的血緣宗法制度相違背。血緣宗法制早在西周時期就已呈現出相當完備的形態。戰國時期，王綱失統，諸侯連年征戰不休，這種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墨子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兼愛和尚賢等主張，但血緣宗法制畢竟推行了千年之久，它已經深深地積澱在普通人的觀念之中併成為一種牢固的民族心理和社會心理，這使得任何違背這套制度的東西都很難生存下去。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純用法家，以武力進行統治，結果終因違背血緣宗法社會的要求而使秦帝國很快地滅亡了。漢興以後，社會的穩定使宗法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所以統治者經過幾十年的摸索和試驗才最後確定以儒學為國教，以順應宗法社會下普通民眾的心理。在這種情況下，宣傳無差別地兼愛一切人的墨家自然也就不會有什麼市場了。

第二，後期墨家的理論無法承擔起意識形態的功能。

從前期到後期，墨家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前期墨家主要關懷的是倫理和政治問題，後期墨家則把注意力轉移到了科學和邏輯方面。

《莊子·天下》篇記載說：“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可以相信，後期墨家的主要力量均已轉入到了談辯和科學一方。

這種轉變的結果是，一方面使墨家對中國古代邏輯和科學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另一方面也使墨家偏離了現實中的政治的社會問題，因而再也無法為治天下貢獻出什麼新的理論來。即使還有少數恪守墨子祖訓以救世為己任的墨者，但他們也大多缺乏足夠的才幹來推行墨子的政治主張。這樣，墨家的政治主張既無所創新，不能適應急劇變動的現實，後期墨家的主流又轉入到了與政治關係不大的科學、邏輯之中，所以，一旦國家統一之後，統治者決不會選擇墨學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第三，墨家的政治主張與其組織結構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

在先秦諸子中，墨家是組織性紀律性最強的學派，鉅子制是使這個團體近兩百年一直保持興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但按照墨子的尚同主張，下級必須絕對服從上級，一層層地上推，最後由天子一同天下之義，因而除天子一人之外，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能擁有獨立的意志。把這種主張推演到極端，就必然會否定像墨家這樣的民間團體。所以墨家之尚同不實行則已，若實行，首當其衝要取消的就是墨家本身。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墨家迅速沉寂，原因可能就在於此。

第四，墨家在理論上缺乏與時俱進的勇氣。

先秦各家各派，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痕跡極為明顯，惟有墨家從其他各家吸收借鑑的東西最少。墨子的政治主張就那麼幾條，後來墨者並未給予太多的充實、推演和發揮，這也許是墨家一貫主張同而不和的緣故，其災難性的後果就是墨家的主張缺乏彈性和變化，因而無法適應不斷變動的現實的需要。

儘管從前期到後期墨家的傾向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而且後期墨家的主張與名家有相互呼應的痕跡，但這顯然已偏離了政治，走到了另外一條路子上去。但是，這條道路在中國古代絕非坦途，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只不過從形式上再一次確認了政治倫理在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因而，墨學的衰亡事實上早已在後期墨家的轉向中埋下了種子。

關於第二個問題，墨家衰微以後為什麼不能重新復興，原因大概也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漢武帝以後，整個文化氛圍與墨家的基本取向恰恰相反，因而無法為墨家提供足夠的生存空間。

中國文化傳統的精神一直是重人倫道德，輕知識技藝，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精神，它使得純粹理性的探索活動在中國極其匱乏，科學研究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沒有任何地位。在這樣一種文化傳統之內，任何問題都必須納入到政治倫理的範圍中去考慮，人們滿足於用模糊意會的思維方法對外部自然進行粗淺的比附和類推，以便能夠輕易地落實到人類社會中來，至於客觀世界的規律、人類知識的本質等複雜的問題根本不在人們的視野之內。

但墨家剛好相反，在先秦諸子中，墨家是最重視知識和方法的學派，尊重經驗、關注思維的確定性，並致力於科學知識的探求，這些方面恰恰是這個學派的典型特徵。後期墨家並且發展出了一套初步的邏輯系統，取得了相當大的科學成就。由於墨家和中國文化傳統在價值取向上的這種基本差異，所以，它一旦衰微，在此後的近兩千年中就終不能重新崛起。

第二，儒家的正統地位確立之後，對墨家始終是一種壓制的力量。

在先秦諸子中，儒墨之間的對立最嚴重，這主要是由於雙方關注的問題大致相同，而所提供的解決方法則完全相反。就關注的問題而言，儒墨兩家所追求的實際上都是如何透過倫理的改造以達到變革社會、實現天下之治的目的。

但兩家給定的答案卻迥然不同：

儒家希望在宗法制的基礎上逐漸恢復舊的倫常規則，墨家則主張徹底衝破血緣宗法制的束縛並進而重建社會倫理。在這個基點之上，儒墨兩家各自演繹出了一套思想系統。雖然隨著歷史的發展，這兩個系統在某些方面有互相吸收的趨勢，但在贊成或反對宗法制這個根本問題上，它們無論如何都無法相互融通。

這一點從儒墨兩家的相互攻訐的激烈程度就可見一斑：孟子以拒楊墨為己任，大罵墨家兼愛為“無父的禽獸”，荀子則稱“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墨者們也不示弱，他們攻擊儒家的親親是天下最大的不義：“親親有術，尊賢有等……是為群殘父母，而深賊世也，不義莫大焉。”（《墨子·非儒》）

儒法、儒道之間的關係就不同了。

儘管歷史上儒家與道家、法家也經常發生互相批評和攻擊的事兒。但是，由於關注的領域不同，它們之間很容易形成一種互補的關係，從而達到共存的目的。相比之下，法家關注的是現實政治問題，它向統治者提供了一套具體的政治策略，而儒家則偏重於倫理道德問題，它主要是透過道德說教來影響世道人心和現實政治的。而且，雙方都有各自的缺陷，法家嚴苛少恩，儒家則易流於陳腐遷闊，兩者恰好可以相互借鑑相互補充。後來漢代的統治者之所以選擇“外儒內法”、“王霸相雜”的制度，原因就在於此。

儒道之間同樣如此。表面上看，儒家積極進取，道家退讓無為，但深一層看，儒家主要關注的是國家、社會和道德問題，道家則更關心個人的生命及最終歸宿。換句話說，儒道之別實際上是社會政治哲學與人生觀的不同。兩家關注的領域既有如此的不同，它們之間就不必一定相互衝突，在同一個人身上，儒和道實際上可以並存不悖，古人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正好可以用來說明儒道之間的關係。

儒墨之間就不存在這種互補、並列關係，不是儒，就是墨，中間沒有選擇的餘地。所以儒家沒有佔據統治地位則已，它一旦躍上統治地位，必然會刻意壓制和打擊墨學。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