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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中期太后臨朝稱制、孝文帝主導漢化改革,宗室叛亂呈不同特點!

前言

北魏前期政權初創,孕育於草原部落習俗的推舉制度,在此時的拓跋宗室群體中還具有強烈地影響。以子貴母死、太子監國為表現形式的繼承製度,尚未被宗室子孫以及異姓勳貴所認可,所以道武帝及其繼任者,無法直接邁過鮮卑部族近百年形成的部落習俗,去另起爐灶,完成胡漢文化之間複雜關係的重構。

遂促使昭成一系子孫在直勤遺風的影響下,接二連三地向力圖構建皇權唯一與父子相承式皇位繼承關係的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發起衝擊,這些宗室叛亂的目的,大多是為了爭奪最高統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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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叛亂的原因與特徵

拓跋宗室與北魏皇帝二者間的流血與殺戮,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拓跋鮮卑,為實現自身文化轉型而必須付出的慘痛代價,這種局面在獻文朝禪位事件發生,即父子相承式的皇位繼承製度,成為北魏政界的主流意識以後,才得以改觀。

北魏中期由於文明太后臨朝稱制,以及孝文帝主導的漢化改革運動,使得中期宗室叛亂的原因與特徵,呈現出了與前期截然不同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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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帝后朝的劉潔之叛、宗愛之亂以及太子監國制度的弊病,都從不同程度上威脅到了皇權的穩固,所以文成帝御政初期,任何潛在的威脅勢力均成為其打擊物件。

無論宗室抑或外戚,任何不端行為都是其所不能容忍的,這才有了所謂的拓跋崇父子與外戚杜氏,拓跋仁與外戚閭氏的叛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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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道符叛亂的藉口之一

文成、獻文更迭之際,乙渾柄政,誅殺甚重。但此事客觀上也為馮太后介入北魏政局提供了契機,隨之而來的誅滅乙渾與臨朝聽政,使得權歸女主,這卻成為拓跋道符叛亂的藉口之一。

馮太后與其子獻文帝爭奪最高權力,以後權暫時壓倒帝權為標誌,開啟了長達十五年的後權時代,它使得北魏朝局中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質的變化,為孝文帝重構北魏政局提供了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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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馮太后與獻文帝的鬥爭中,二人為打擊對方不遺餘力,拓跋長樂作為獻文帝頗受器重的皇叔,在獻文帝死後,被馮太后調任長安,對文明太后心懷忿恨與不滿情緒的拓跋長樂,最終走上叛亂的不軌之路。

孝文帝推動漢化改革

帝權迴歸後,孝文帝為進一步推動漢化改革,構建了宗王輔政的政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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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體系嚴格控制了最高權力層的成分與人數,使得異姓勳貴與宗室疏族,基本被排除於高層權力之外,並且在官品與爵制方面對這兩大群體做出了種種限制,使得其對孝文帝所謀求遷都、漢化改革等舉措均採取了堅決反對的態度,引發了孝文朝以貴族元老元丕、穆泰為代表的這批失勢權貴製造的恆代叛亂事件。

總的來說,中期宗室叛亂事件呈現出了與前期截然不同的特點。文成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採取主動出擊的方式剪除宗室威脅勢力,這與前期宗室動輒僭越的姿態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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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馮太后介入北魏政局後,帝權與後權矛盾交織,二者徒然上升,成為某些宗室叛亂的藉口。帝權迴歸之後,孝文帝開啟的北魏國家層面深層次的改革,觸及或剝奪了宗室疏屬、異姓勳貴群體的根本利益,致使其參與叛亂。

孝文帝構建的宗王政治體系

孝文帝所構建的宗王政治體系,本身需要一個鐵腕君主,方才駕馭得了位高權重的宗室諸王,不幸的在於孝文帝壯志未籌便溘然長逝,諸弟又多是為政貪弊之徒;繼任的宣武帝卻又不具備相應執政能力,皇帝與諸王間的君臣矛盾徒然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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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帝別無他法,其所能依靠的只有外戚高肇等人,更加不幸的是外戚高肇為人奸佞、貪暴,朝野上下怨聲盈路,孝文諸弟參與所謂的叛亂事件均系高肇無端構陷。繼高肇干政之後,於忠橫加擅權更加劇了北魏朝局的動盪。中山王元熙叛亂則屬特例,元熙起兵相州實為誅殺擅權弄政的元叉,卻不料反被誣陷為叛亂,元叉失勢後才得以恢復名譽。

六鎮起義的爆發,朝局岌岌可危,各地民眾起義此起彼伏,整個國家陷入覆滅的邊緣。而宣武以來的各種苛禁宗室的政策,使得宗室成員眾叛親離,元法僧、元鑑藉機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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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後期的宗室叛亂的特點

北魏後期的宗室叛亂的特點,與前期圖謀僭代帝位情況截然不同,也與孝文帝時期因反對改革而叛亂的情形不同,後期的宗室叛亂帶有鮮明的政爭色彩。大都系由朝內利益集團爭奪最高行政權利互相傾軋所致,也有因政局動盪,而伺機叛亂者。

中古社會,叛亂通常被定性為圖謀顛覆皇權、威脅皇帝統治的死罪。故自秦以降,歷代封建王朝,無不將叛亂視為十惡之首且絕不赦免,從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的北魏一朝亦是如此。經過梳理可知,北魏的宗室叛亂大都有著複雜的政治、社會背景,北魏前、中、後三個時期宗室叛亂呈現了不同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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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來講,北魏前期父死子繼式的繼承製度,還沒有完全被拓跋宗室子孫所接受,直勤制度還具有深刻的影響,其叛亂目的大多為了爭奪最高統治權。

中期,隨著文明太后入主北魏政局,其當政期間銳意推行漢化改革加之前期諸帝的共同努力,使得胡漢雜糅的國風為之一變。以獻文帝禪讓事件為分水嶺,呈現出了兩種特點,事件之前的宗室叛亂在目的上與北魏前期大致相似,在此之後恆代舊貴族叛亂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繫自身利益而發動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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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宗室叛亂則主要因為皇帝幼年當政,幼帝無所依靠,任憑外戚為非作歹。加之孝文諸弟又多為政貪弊、道德敗壞之人,二者矛盾陡然加劇。孝文以後的北魏朝局又多為文人把控,其主張與理念往往與南朝清流無異,這與北魏立國之基礎——代北武人之理念水火不容。

總結

此時,太和改制中重文輕武、文武殊途的負面效應也愈加強烈,被遺忘於六鎮的武人最終將天災人禍,帶給他們的苦難與絕望發洩的淋漓盡致。群雄揭竿而起,北魏覆滅在即。

參考內容來源:《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