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740年12月，普魯士軍隊入侵西里西亞，儘管普魯士人因此而陷入兩場大規模戰爭。對哈布斯堡王朝及其領地來說，西里西亞的丟失意味著一個深刻變革時代的到來。國是詔書已被證明不可能維護哈布斯堡領地的完整，瑪麗亞特麗莎及其顧問面臨的難題是如何在一個強權政治的年代保衛哈布斯堡的利益？

最切近的目標是奪回西里西亞，摧毀普魯士。當這個目標被證明不可能實現之後，哈布斯堡面臨著如下的實際任務：為了在啟蒙時代、一個行政合理化的時代求得生存，它應調整自己的統治體制及權威基礎，應增強國家力量，應對傳統進行理性化挑戰。

在隨後的一個多世紀裡，為了應對這種現代性的挑戰，哈布斯堡王朝首先是根據新的局勢來調整自己的制度和目標，接著是對局勢之根本變化的反動，最後嘗試的策略是在適應現代經濟和社會環境的同時又拒絕與之隨行的政治變革。

這個過程，其中的主旋律、不和諧旋律以及旋律的轉向，聽起來就像一支奏鳴曲，它讓人想起當時維也納的音樂革命。但實際上，這個過程更像是奏鳴曲在哲學上的對應物，像黑格爾的辯證法，因為它沒有悅耳的和聲。在進步時代，哈布斯堡與普魯士在波希米亞的另一場戰役，即1866年7月3日的科尼希格雷茨戰役雖說是個不和諧的音符，但這個時代持續發展和變化的方式對這個王朝的利益是有害的。

在1740-1866年這個時期，哈布斯堡君主制度在迎接現代性的挑戰方面是不成功的。然而它存活了下來，而就在維持哈布斯堡家族權威的努力失敗之時，奧地利的文化和社會中發生了劇烈變遷，對於何謂“奧地利的”，人們的理解同樣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哈布斯堡統治者試圖透過改革來重振1740年失去的王朝根基，當時哈布斯堡君主國的生存因為“國是詔書”達成的共識之崩潰而受到威脅。這場危機的主要肇事者是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他利用巴伐利亞的查理阿爾貝特對瑪麗亞特麗莎繼承權的抗議，對哈布斯堡進行名副其實的敲詐，當他的“提議”被拒絕後，他便入侵西里西亞。1741年，他在摩爾維茨戰勝奧地利軍隊，這是個訊號，它讓歐洲眾多國家都沉溺在吞併哈布斯堡領地的狂熱中。簽字和承諾都是毫無價值的，如果沒有強大的軍隊來保證其履行的話。1741年，當查理阿爾貝特於1741年佔領波希米亞和上奧地利後，這些地方的貴族等級會議很願意承認他。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唯一的例外竟然是匈牙利：1741年秋，匈牙利議會決定支援瑪麗亞特麗莎，這對恢復對哈布斯堡事業的決心和其合法性的意識至關重要。

但是不久之後，哈布斯堡的權威受到一次最嚴重的打擊。1742年2月，查理阿爾貝特當選並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從1440年到1806年帝國告終，他是唯一享有帝位的非哈布斯堡皇帝。但正是在1742年，得到英國資助的奧地利重新團結起來並與敵人進行戰鬥。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是一場複雜、凌亂、分散的戰爭，其中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的“西里西亞戰爭”不是一次而是兩次，第一次在1742年結束，第二次終結於1745年聖誕日。尼德蘭和義大利的戰事、以及英國和法國之間的殖民戰爭直到1748年才結束。

如果考慮到1740年危如累卵的困境，戰爭結束時，奧地利的形勢有所好轉。查理阿爾貝特於1745年死去，在隨後的選舉中，瑪麗亞特麗莎的丈夫、洛林的弗蘭茨斯特凡當選為皇帝，哈布斯堡恢復了對其權威的傳統根基的控制。在義大利丟失的土地很少。匈牙利人根據“國是詔書”提供了關鍵性的支援，這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查理六世政策的正確性。但是，普魯士佔據了幾乎整個西里西亞以及波希米亞的葛拉茨縣，而奧地利只控制了上西里西亞的3個縣。

這是對哈布斯堡君主國的一次嚴重打擊，並且對其未來的命運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個君主國家喪失的西里西亞是其最富有、工業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而且還有大量的人口。這個國家同樣失去了一條主要商業動脈：奧德河，還有拱衛國家心臟地區的緩衝地帶。但盜走西里西亞首先是對哈布斯堡威望的一種挑戰，瑪麗亞特麗莎決心扭轉局勢，即便這意味著徹底的改革。

從很多方面看，瑪麗亞特麗莎更多的是代表奧地利巴洛克式的過去，而不是她所進入的啟蒙改革的時代。她是個熱忱的天主教徒，雖然她母親是個新教徒，而且她抱有很多巴洛克時代天主教的偏見，如不能容忍臣民中的新教信仰，還有發自肺腑的反猶主義。對隱蔽的新教徒的內部流放，即把他們從世襲領地遷往特蘭西瓦尼亞的行動仍在繼續，如18世紀50年代上奧地利就流放了2600人。

瑪麗亞特麗莎願意容忍新教商人和金融家，如出生在瑞士、生活在維也納的約翰弗里斯，但其中的原因是她急於擺脫父親的那些猶太“高利貸”金融家。對哈布斯堡家族的事業而言，迭戈達圭拉爾等猶太金融家仍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貸來源，但瑪麗亞特麗莎反猶偏見使她在1744年下令驅逐布拉格的猶太人，隨後又趕走了整個波希米亞王室領地的猶太人，理由是他們有所謂的叛國行為。當包括英國在內的一些大國進行干涉之後，這個驅逐令於1748年被廢除，但這已是在布拉格的猶太人經歷嚴重騷亂之後的事了。瑪麗亞特麗莎對自己的仇猶情緒並無悔意：“我不知道是否還有比這類人更惡劣的瘟疫，他們欺騙、盤剝、聚斂錢財，把我的臣民逼到赤貧的境地。”

然而，瑪麗亞特麗莎對新做法也表現出明顯的靈活性和開放性，如果這些做法能讓哈布斯堡君主國家適應新挑戰的話。為了恢復家族的威望和權力，她幾乎願意做任何事情，如1741年在匈牙利議會上的業餘戲劇表演：當時她懷抱4個月大的兒子約瑟夫，懇求匈牙利人的幫助。她也願意聽取出身卑微的顧問們的建議，如約翰克里斯托弗巴爾滕斯坦和弗雷德里希威廉豪格維茨曾說服她，她的“家業”必須根本改革行政和財政結構才能維持下去。

第一次改革浪潮的領導者是豪格維茨。作為殘留的奧地利西里西亞省的省督，豪格維茨試圖趕超普魯士在西里西亞的新行政機構的成就。由於取得的成果令人振奮，他於1749年被任命為新的中央行政機構“總署”的首腦，而他的“方案”則計劃在全國範圍內複製他在西里西亞的成就。這個新體制中的機構設定一直延伸到區公所，是一種激進的中央集權化制度。以前，哈布斯堡王朝將籌款的內部適宜主要託付給其貴族和教士夥伴，如今一個新的中央政府官員階層取而代之，到1760年，這些官員多達10000人，他們監督等級會議的活動，如果歲入不足，他們有可能干預。

豪格維茨的改革存在侷限性。與普魯士的情況不同，豪格維茨不能完全繞過等級會議，他傾向於透過協商而不是強制的方式來增加各省的“貢獻”，而官僚機構的監管工作仍然很粗略。改革行動集中於世襲領地和波希米亞王室領地，倫巴第、奧屬尼德蘭和匈牙利幾乎完全沒有被觸動。儘管如此，在列奧波德道恩的改革提高了軍隊素質的同時，豪格維茨的改革為瑪麗亞特麗莎提供了再次發動西里西亞戰役的資源。

外交領域也因為“外交革命”而發生重大轉變。瑪麗亞特麗莎對英國盟友感到不滿，這時候，奧地利外交界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1753年後擔任國務大臣的考尼茨伯爵文策爾安東勸告她說，奧地利應該轉變其傳統的外交政策，同法國結盟。作為最大的大陸強國，法國不足以強大到構成威脅，但它在制服普魯士的鬥爭中仍將是決定性的。接下來，1756年5月法國和奧地利的第一次凡爾賽條約對歐洲外交政策造成了一次“震盪”。1756年8月，腓特烈二世先發制人，入侵薩克森，考尼茨則藉此說服法國於1757年5月將防禦同盟轉變成進攻同盟，隨後瑞典和俄國以及大多數帝國邦國都加入了這個同盟。站在腓特烈二世一邊的只有幾個新教小國及英國的資助，看來奧地利重新奪回西里西亞只是幾個月的事。

於是開始了長達7年的戰爭。雖然瑪麗亞特麗莎的君主國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但她的軍隊謹慎得過了頭，無法取得對普魯士的決定性勝利。柏林兩次被佔領，腓特烈二世有時更像個亡命者而不是君主，但他自己和他的部隊倖存了下來。與此同時，法國在海外遭到英國的毀滅性打擊，它對其奧地利盟友的熱情也消退了。1762年俄國的事變也不利於奧地利，新沙皇彼得三世與普魯士結盟了。他的暗殺結束了奧地利的噩夢，但葉卡捷琳娜二世選擇了中立，這依然意味著奧地利在這場博弈中大勢已去。

戰爭最後以法國的大片殖民地丟失給英國而告終。法國的盟友奧地利境遇稍好，1763年的胡貝圖斯堡條約確認了此前的領土狀況。但是，如果考慮到奧地利參與這場衝突的動機，這個結果是個難以承受的失望。哈布斯堡再度成為一支主要力量，但它雄心勃勃的全盤打算並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西里西亞依舊是普魯士的。

這次失敗使人們對如何管理這個君主國再次進行反思。“總署”於1761年改組成奧地利和波希米亞聯合總理署，另有一個單獨的、獨立的司法系統，以及一些單獨的財政機關。作為新的國務委員會的首腦兼國務大臣，考尼茨現在成了瑪麗亞特麗莎政府中的支配性角色，並一直維持到她的統治終結之時。他的支配性地位給奧地利的政策帶來了質的變化。

考尼茨推行一種可被稱為貴族啟蒙的政策。這位前外交官對與等級會議打交道更有信心，並對豪格維茨的一些中央集權政策作了有利於等級會議官員的刪減。不過，豪格維茨體制的中央集權特權特徵依然保留著，而且中央行政機構的制度性力量在不斷增長，這成為考尼茨在協商大量增加歲入時取得成功的後盾。到1780年，國家的年收入已達5000萬弗洛林，1775年，這個君主國曆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收支平衡。

雖然貴族在地區和地方層次上重新獲得了一些權力，但在中央，他們的風頭逐漸被平民官員或新近封授為貴族的官員蓋過了。這個新生的官僚階層有一種新的管家型氣質，他們還對君主制度進行徹底改組，尤其是在宗教、教育和農業經濟方面。特麗莎的新政權強行對人民和教會及人民和貴族的關係進行干涉，從而改變了哈布斯堡王朝與其臣民之間關係的基調。這個新政權不再滿足於讓國內統治盟友去教育和統治人民，它現在堅定地認為，國家理性要求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建立一種新的直接聯絡。

這一政策轉向早有先行者。瑪麗亞特麗莎自封為其所有領地的“共同的首席母親”，這種母性主義加上她對“我的家業”的神授責任的認知，使她能聽取關於其臣民、包括農民的福祉的辯論。財政家們認為、特別是人口學家也論證說，人口的增長就是國力的增長。既然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既然他們提供了絕大部分稅收，減輕農民負擔看來是促進繁榮、實現人口及收入增長的關鍵。然而，這就必須深入干預農民和領主之間的關係：實施徹底的土地清查，規範並削減農民的義務，如農民向領主負擔的強制性勞務——徭役。根據這些宗旨對農民採取的嘗試性保護措施在18世紀50年代就開始實施了。

宗教和文化事務也在發生根本轉變。瑪麗亞特麗莎的天主教信仰篤誠且不寬容，不過，當問題涉及其領地上的教會與世俗政府的關係時，務實性和財產意識會平衡這種宗教情感。另外，巴洛克盛期的宗教統治正因為天主教改革運動而從內部受到損害。這場改革運動的領導者是路德維柯安東尼奧穆拉托里等思想家，它強調理性和知識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並譴責將過多的世俗資源浪費在宗教儀式和“迷信”上——如耶穌會士那樣。教會內部有很多改革潮流，而所有潮流累積起來的效應導致奧地利國內達成這樣一種共識：耶穌會對宗教、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影響力必須被遏制，那些“非生產性”宗教生活形式應該壓縮。在這個時期，維也納的大主教們，如特勞松和米加茨等人，一開始都是改革運動活躍的同路人，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

結語

文化生活的世俗化開始於瑪麗亞特麗莎的荷蘭醫生蓋哈德凡斯維滕1749年後對維也納大學的改革，為未來的國家官僚機構培養官員的教育機構也設立起來。教育貴族子弟的特麗莎學院於1746年建立。1751年維也納新城創辦了一所軍事學校，1754年建立了培養外交官的東方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