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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概述:為什麼北宋皇帝如此害怕契丹人?

遼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時間:926—947)即位後,國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並將北方的燕雲十六州盡數收入囊中,並迫使北方的後晉、後漢甚至南方的南唐政權,都不得不一度向其主動“稱臣”。

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取代後周,建立了北宋政權,並逐漸實現了中原的大一統。雄

心勃勃的太祖和太宗兄弟二人,力圖恢復盛唐時期的疆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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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勃勃的趙氏兄弟

不過,北宋的“進取心”,勢會與更北方的遼朝產生利益衝突。因此,在北宋建立之初,雙方爆發了一系列規模不小的戰爭。

960年,契丹入侵棣州(治所位於今山東惠民縣辛店鄉先棣州村);969年,趙匡胤親征北漢,遼朝出兵干預,分道來援,但均被宋軍擊潰,北漢旋即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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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中間的北漢,成為了遼宋博弈的關鍵

979年,宋遼發生高梁河之戰,宋軍大敗。太宗受箭傷,喜提“高粱河車神”“成就”; 986年,宋太宗再次發動對遼戰爭,結果又被遼軍大敗於岐溝關。這兩次戰爭的慘敗吧,對北宋的震動非常大,進而埋下了北宋各階級對遼朝“恐懼與怨恨交加”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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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遼朝的威懾外交與北宋的屈辱應對

北宋建立以後,面臨著一個和此前中原王朝截然不同的周邊政治環境,即不得不同時面對遼(契丹)和西夏的武裝威脅。

北宋思想家石介(1005-1045)在《中國論》一文中寫道:“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則亂。”

一言概之,遼朝給予北宋君臣刻骨銘心的屈辱,使其“天下中國”地位,受到了強烈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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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全圖

實際上,除了高梁河之戰和岐溝關之戰的狼狽外,遼朝直接“送給”北宋的屈辱“還有很多”。

首當其衝的,無疑是歷史上著名“澶淵之盟”。

1004年閏9月,契丹南侵,寇準建議宋真宗親征。在北宋業已取得一定優勢的前提下,雙方於同年11月簽訂盟約,即“澶淵之盟”。

盟約議定,“宋歲遺遼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宋遼為兄弟之國;二國並不得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就盟約內容而言,“宋歲遺遼銀絹”的約定,無疑“傷害性不高,侮辱性極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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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淵之盟”主題繪畫

其次是發生於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宋遼兩國關於“增歲幣”的一系列交涉活動。

1041年,遼朝大軍兵臨幽涿二州,意欲南下。次年3月,遼興宗遣使蕭英、劉六符二人出使北宋,旨在索取周世宗所取瓦橋關以南十縣之地。北宋派遣使臣富弼攜國書赴遼交涉,談判最終以“增歲幣十萬兩、絹十萬匹”了事。

據北宋《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雙方在討論環節,遼興宗提出,宋朝“須於誓(約)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宋朝使臣富弼認為,“‘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遼興宗絲毫不客氣:“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遼興宗又“後退一步”,提出將“‘獻’改為“納”,富弼仍不同意,並在回國後提議朝廷不要答應遼朝的“無理”要求。不過,宋仁宗並未聽從富弼的意見,

最終“許稱‘納’字”。

而《遼史》上的記載,則與前面“有所出入”:。。。。劉六符與耶律仁先等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劉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 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御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

宋乃從之,歲幣稱“貢”。

坦誠說,無論是 “貢”還是“獻”和“納”,都反映了出了遼朝意欲凌駕於北宋之上的心態,甚至想做對方的宗主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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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武士復原圖

第三是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雙方關於北方邊界的一系列交涉活動。

自1072年春天開始,遼朝就故意在宋遼界河挑起事端。1074年春,遼朝派遣蕭禧為使臣,以“宋人侵入遼界”為藉口,要求雙方重新劃分河東、河北蔚、應、朔三州的地界。和預期一樣,北宋又雙叒叕對遼朝作出退讓。1076年11月,雙方沿分水嶺重劃了雙方地界,遼朝“又雙叒叕得償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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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誠說,宋神宗是一位非常有想法的皇帝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與西夏對峙的過程中,遼朝不時從自身利益出發,充當調停者,以提高自己 “國際大國”的地位。

有時甚至乘雙方戰爭之機,使用政治與軍事手段,給北宋施加壓力,趁機撈取利益。

遼朝的一系列操作,不僅掣制了北宋徹底解除西北邊患的努力,也讓其感受到了“壯志難酬”的屈辱。

實際上,自澶淵之盟簽訂後,直至宋金簽訂“海上之盟”為止,北宋與遼一直都沒有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

反倒是雄踞於西北的西夏,給北宋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脅。

李元昊建立西夏後,北宋與西夏共進行了三次大規模戰役,即三川口之戰(1040)、好水川之戰(1041)和定川寨之戰(1042)。三次大戰,皆以北宋慘敗而告終。

到了神宗時期,北宋的國力有了一定的提升,進而謀求對西夏展開更為激進的軍事行動。不過,在綏州囉兀城之戰(1070—1071)、靈州之戰(1081)、永樂城之戰(1082)中,宋軍依然慘敗收場。西夏挾永樂城大勝的餘威,圍攻北宋邊城蘭州,但被北宋守軍擊退。

對於北宋與遼和西夏的關係,時人總結道:“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挽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百餘萬,而羌虜數入,逆執事如雁行,將吏被介冑而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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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軍隊的戰鬥力,不容小覷

西夏在戰場上屢屢給北宋造成的難堪,嚴重刺激了北宋知識分子們的自尊心。

因此,以武力征服西夏的論調,在北宋中後期頗受歡迎。然而,遼朝“不合時宜”的介入,迫使北宋不得不改變既定的對(西)夏政策,進而採取守勢。

仁宗寶元(1038 -1040)年間,西夏向北宋邊境發動進攻。北宋朝野本打算“重拳出擊”,一舉摧毀西夏勢力。值得注意的是,遼朝卻在1041年12月,趁北宋新敗之際,遣蕭英、劉六符二人出使北宋,向其索取關南十縣之地,並以武力相威脅。本就士氣受挫,擔心兩面受敵是北宋一方,不得不滿足遼朝“趁火打劫”的要求,以“增歲幣”了結。

宋神宗去世後,北宋對西夏的態度也日趨疲軟。對西夏的政策,也不得不調整為“守策”。客觀地說,這樣的變化,與遼朝的干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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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項騎兵,一度讓北宋苦不堪言

2)北宋對遼朝的恐懼心態

在北宋與遼朝的接觸過程中,北宋君臣一直對遼朝抱有畏懼心理

。實際上,在北宋開國之初,太祖趙匡胤就對遼朝頗為忌憚。北宋大臣王闢之(1031—?)所撰《澠水燕談錄》記錄道:

“太祖(趙匡胤)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府,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即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會上即位,乃寢。”——“所謂‘贖買之說’,不過是太祖對遼朝心有忌憚,又無可奈何的心境的一種反映。”

太宗時期,伴隨著高梁河之戰和岐溝關之戰的接連慘敗與其“盛唐夢想”的徹底崩潰,他在思想上對遼朝也產生了嚴重的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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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河之戰示意圖

對於本身就性格怯懦的宋真宗而言,他從一開始就對遼朝有著嚴重的畏懼心理。

譬如在澶淵之盟的簽訂過程中:

當“(曹)利用(?—1029,“檀淵之盟”的北宋代表)之再使契丹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即宋真宗)曰‘

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

’利用辭去,寇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

過三十萬勿來見準,

准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覆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

‘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

及對,上亟問之,(曹)利用再三稱罪。…。曰:‘三十萬。’

上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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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與寇準

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兩國關於“增歲幣”的交涉,也能一窺北宋對遼朝的深度恐懼感。

“(慶曆二年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旰(gan)食,歷選可使敵者,群臣皆憚行。”當富弼答應出使遼朝時,仁宗居然感動地流涕。

一言概之,直至北宋滅亡,北宋君臣對遼朝的恐懼心理,一直都沒有彌散的跡象。

在“全民恐遼”的大背景下,北宋的知識分子們,一直將遼朝視為“一生之敵”。范仲淹認為,“國家御戎之計在北(遼朝)為大”;蘇軾認為,“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西夏)之患小,北胡(遼朝)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

澶淵之盟訂立後,兩國基本上維持著和平穩定的局面。但由於燕雲十六州的喪失,北宋一直處於無險可守的窘境。因此,“防遼”的心理,仍無時不在地影響著北宋的軍政方針。

於是,黃河的防邊功能,受到了北宋君臣的重大關注。

“北宋治理黃河的政策,並不完全出自為防治黃河決溢這一因素,而是更多地與防邊緊密相聯。除了河防以外,北宋也經常組織人力,採取開挖塘泊、種樹等辦法,儘可能限制和防範遼朝軍隊的南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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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

其次是文化上的防範。

1006年,(真宗)朝廷就下詔,“令邊民除了《九經》書疏,不得將書籍帶入榷場,違者案罪。”

1055年,歐陽修上奏朝廷,相當嚴厲地請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關時事的文獻書籍。“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佈。…。傳入虜(遼朝)中,大於朝廷不便。”

甚至當高麗使者向北宋索要地圖時,有人提醒朝廷要嚴加防範,擔心他們充當契丹間諜,刺探北宋軍情。一言概之,北宋上下對契丹人的恐懼,甚至達到了“神經質”的程度。

3)北宋皇帝的“燕雲”夢想

基於傳統中原王朝的“大一統”觀念,自太祖趙匡胤開始,北宋的歷代皇帝一直將“收復燕雲失地”視為自己的第一目標。

976年3月,群臣請加趙匡胤尊號為“一統太平”,太祖反駁道:“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

為了收回燕雲,太宗趙光義甚至主動挑起的高梁河之戰和岐溝關之戰。然而兩次作戰的全面潰敗,更平添了幾分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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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高粱河的支流

真宗即位初期,亦不忘收復燕雲失地。

如1001年冬,真宗曾對著一張契丹地圖嘆息道:“契丹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

澶淵之盟訂立後,儘管他對盟約的內容表示滿意。實際上,在其內心深處,仍將之視為恥辱。1006年2月,大臣王欽若為排擠寇準。向真宗進言道,“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這刺耳的一席話,讓真宗“愀然不能答”,其鬱悶之情可見一斑。

“蠻夷”遼朝對中原王朝造成的巨大沖擊和震撼,促使神宗有了“欲消滅契丹才解心頭之恨”的心態。

(1082年5月)神宗因議陝西兵食,謂執政曰:“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閒有所要請,仁宗御延和對輔臣,至於感憤涕泣。朕為人子孫,守祖宗神器,每念付託之重,宜如何也!”因改容泣下,群臣震恐莫敢對。

遺憾的是,縱觀整個北宋時期,不僅沒能用戰爭手段收復燕雲地區,甚至不得不需要透過“賜”歲幣、“增賜”歲幣、與“夷族”稱兄道弟甚至割地等辦法,“求得”邊境安寧。坦誠說,這種恥辱感是北宋君臣所不能釋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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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騎兵

4)尾聲

宋徽宗即位後,遼朝早已陷入衰敗。國內各階級矛盾重重,統治層內部也因天祚帝的荒淫無道而出現了分崩離析之勢。與此同時,東北女真勢力迅速崛起,他們打著反遼旗幟,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遼朝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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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岳飛》裡的女真人形象

遼朝的節節敗退,給了以“紹述”神宗事業為目標的宋徽宗以極大的震撼和誘惑。

被壓制了幾代人的北宋君臣,終於等到了報仇雪恨的機會。於是,他們主動尋求與金朝結盟,希望憑藉女真人的力量,收復夢寐以求的燕雲十六州。經過多次的使節往來和協商後, 1120年,雙方簽訂了聯合滅遼的“海上盟約”。

“遺憾”的是,在滅亡遼朝後,女真人逐漸看透了北宋政治、軍政的腐敗的現實。所以,他們不僅沒有按約定“歸還燕雲失地”,並旋即發動了對北宋的戰爭。

在遼朝滅亡兩年後的1127年,都城汴京陷落,北宋徹底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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