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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都是漢，東漢與西漢差別為啥那麼大？

三國時期，蜀漢政治家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言下之意，東漢不及西漢興隆的根本原因在於用人不善。諸葛亮所說的“小人”，應當是指外戚、宦官，尤其指桓、靈二帝時專擅朝政、打壓士族的宦官。但是，外戚、宦官專權的現象，背後有著深刻的原因，並不是由皇帝主觀決定的。東漢與西漢的根本差異也並不在此。

呂思勉先生在《秦漢史》的《總論》中說：“自來治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實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所謂的周、秦之變，是指政治制度上由領主分封的貴族政治，轉向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而從新莽到東漢的變革，是指在社會組織方面，豪強地主集團取得了主導地位，成為了統治階層。

秦滅六國之後，在天下範圍內建立了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可是，這種制度的根基並不牢固，隨著秦末天下大亂，戰國時代的貴族領主勢力又重新復活。而西漢的統治階層，總體上是出身於楚國淮北地區的庶民，他們在戰爭中崛起為新興地主。所以，西漢前期主要的政治鬥爭，本質上是新興地主與貴族領主的矛盾。到西漢中後期，劇情變成了豪強階層與維護自耕農的皇權之間的鬥爭。隨著新朝覆滅，東漢建立，豪強階層最終獲勝，取得了統治地位。

所以，雖然西漢、東漢都姓劉，但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政權，並不存在東晉之於西晉、南宋之於北宋那樣的繼承關係。西漢皇權積極維護自耕農的利益，利用鹽鐵官營、平準、均輸打擊大商人、大地主；而東漢皇室本質上是豪強階層的利益代言人，雖然東漢皇帝也維護過自耕農，但只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讓他們不造反而已。

這種差異帶來的顯著後果是，西漢民生富足，財政充裕，社會穩定，政府動員人力、調動物力的能力強，能夠給對外戰爭、工程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支援。而東漢的社會財富、人口資源主要由豪強控制，造成國弱民貧，社會矛盾尖銳，要打仗時既籌不到錢，也徵不到兵。以經營西域為例，朝廷給予班超的支援始終十分有限，基本全靠他自己慘淡經營。班超死後，他的兒子班勇繼續支撐西域。班勇之後，東漢最終丟掉了西域的控制權。

東漢與西漢的另一個根本差異，就是皇權的“內卷化”發展。在封建帝制時代，皇帝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會不斷強化皇權，所以在兩千年間，皇權總體上處於增長的趨勢。只不過每個朝代加強皇權的方式不同而已。西漢時，皇權的強化主要是透過整合、控制地方勢力來完成的，從高帝到武帝，地方上的王國、侯國、豪強勢力統統被收拾了一遍，皇權處於增量增長的階段。

而東漢皇權先天不足，甚至依賴於地方豪強勢力，所以不可能透過打壓豪強、整合地方來強化皇權，而是在朝廷內部，透過剝奪政府職能來鞏固權力。雖然漢武帝也透過設立中外朝來削弱相權，但中朝只分走了三公的決策權，在執行政令層面，外朝職能還是健全的。而在東漢，三公徒有虛名，御史臺竟成了少府（掌管宮廷用度）的附屬機構，皇帝直接指揮尚書檯行使權力，與皇帝關係越親近的人權力越大。這也就是諸葛亮所說“親小人、遠賢臣”的真正原因。所以，當皇帝駕馭不了權力，最接近皇帝的外戚、宦官便輪流把持朝政。

新莽、東漢之間之所以成為中國社會組織的一大界線，根本原因在於小農經濟的發展潛力已經耗盡。從戰國到西漢中期，小農經濟一直是一種先進的生產關係，以家庭為單位的農作方式，能夠激發農民開墾荒地的積極性，隨著人口的增長，耕地面積不斷擴大，由此帶來了商業的興盛、社會的繁榮和文化的昌明。

可是，一旦人口的增長超過了土地資源的閾值，就會造成人地關係的緊張，豪強地主不得不透過土地兼併來實現財富增殖，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成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而據現代學者估算，西漢後期人口峰值突破6000萬，後世直到北宋才超過了這一峰值，所以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到東漢形成了成熟的地主莊園經濟。經濟基礎的“內卷化”決定了上層建築的“內卷化”，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東漢的文治武功不可能達到西漢的高度。

東漢皇室世系圖

參考文獻

范曄《後漢書》，司馬光《資治通鑑》，呂思勉《秦漢史》，翦伯贊《中國史綱要》，張豈之《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