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對絕對純潔的要求緊密關聯在一起的是對個人坦白的痴迷。懺悔和坦白超越了其原本作為具有宗教、法律以及心理治療意義的一種表達，其本身被提升到了一種宗教狂熱的高度。人被要求去坦白他並沒有犯下的罪行，坦白由人為引發的罪惡感，全部都以一種被專橫地強加上的治病救人的名義。這種要求之所以成為可能，不僅僅利用了普遍存在的人類感到負罪和羞愧的傾向，還利用了想要表達這些傾向的需要。在極權主義者們的手中，懺悔變成了他們利用這些人類弱點的手段，而不再是向人們提供慰藉的工具。

極權主義下的懺悔和坦白有幾層特殊含義。它首先是我們剛剛討論過的個人純潔化的一個渠道，一種保持永無休止的內部排空或是對不純潔因素進行心理清洗的手段；這種清洗的社會環境加強了極權主義者對存在主義內疚的掌控。其次，這是一種象徵性的將自己交出的行為，一種個體和環境相互融合的表達。第三，這是維持某種全部曝光的道德觀的手段 - 一種公開（或者至少是讓組織知道）每一個個體的一切可能的生活經歷、思想和激情的政策，特別是那些可能被視為（對組織）貶損的因素。

在這種全部曝光下面所隱含的假設（除了那些與要求純潔相關的）是環境所宣稱的對其中每個個體本身的完全擁有。私自保留思維及其產物 - 想象或者記憶 -變成了非常不道德的事情。這其中的合理性（合理化）很令人熟悉。環境已經到達瞭如此完美的教育啟迪的程度，以至於任何個人還保留著的想法和情感都變得和時代背道而馳。

透過帶來不斷的情感宣洩的機會和對被壓制的負罪感的釋放，對坦白的狂熱能夠給個人提供意味深長的心理滿足，特別是當這和從個人貶損中得到快感的自我懲罰傾向相互結合起來時。不僅如此，互相分享坦白的熱情可以造成一種狂歡放縱般的“彼此如一”的感覺，包含與一起坦白的同伴之間的最強烈的親密感，和融入到運動的洪流中的自我瓦解。至少在最初，也確有可能存在真誠的自我揭示和自我完善，透過意識到“被曝光的就是真實的我。”

但是當極權主義者的壓力將懺悔變成了反覆的按照命令表演之後，矯揉造作的公眾展示因素超越了真誠的內心體驗。每個人都開始關心他個人演出的效果，而這表演有時候起到了這樣的功能，就是讓一個人得以逃避他對於那些讓他最感到內疚的事的真正情感和想法 - 這驗證了加繆筆下的一個角色（譯者注：似乎是Jean-Baptiste Clamence，在The Fall一書中）所宣稱的，“懺悔的作者們寫下懺悔的目的尤其是為了避免懺悔，他們不會說任何他們所知道的”。當然，困難之處在於，在演員的表演方法和他割裂的個人真實之間，在表演者和他“真正的我”之間，存在的無法避免的困惑。

從這點上來說，對坦白的狂熱所達到的效果恰恰是和所期望達到的全部曝光背道而馳的：不是消除個人秘密，反而增加並使得其更加強烈。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秘密都有兩點重要的元素：首先，那些一個人希望壓制的令人內疚和羞恥的想法，為了防止它們變得被別人知道，或者是在自己的意識裡面變得太突出；第二，代表個人的太珍貴的那一部分，以至於個人不願意去表達，除非是一個人的時候，或者牽扯到一個特殊的圍繞這共享的秘密世界而形成的戀愛關係時。個人秘密總是能夠頂住自我曝光的內在壓力而被保守住。極權主義環境和這些內在壓力透過其自身的對曝光和揭露過程的痴迷而產生聯絡。結果，舊的秘密被起死回生，新的秘密也迅速繁殖；而後者經常由對運動的厭惡或者懷疑構成，或者有關那仍然存在於規定的意識形態空間之外的身份認同的方方面面。每個人都變得被糾纏在連續不斷的衝突中，思忖到底保留哪些秘密，交出哪些秘密，以及暴露些次要秘密來保護更多重要秘密的途徑和方式；他自身對於秘密和已知，對於公眾和私人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了。圍繞著一個秘密，或者一連串的秘密，可能會在抗拒還是交出自我之間發展出一種極端的內部思想鬥爭。

最後，對坦白的狂熱使得在價值和謙卑中間幾乎不再可能保持一種合理的平衡。滿腔熱情並且激進的坦白者變得像加繆筆下的人物（譯者注：《The Fall》）一樣，他的無休止的坦白成了他評判別人的手段：“[我]...把悔罪當作我的行當，為了最終能夠成為法官...我指控自己的越多，我就越有權力去評判你”。“悔罪的法官”這個形象於是成為了可以或多或少地彰顯環境的傲慢和全知全能的一種工具。但即使是這種分享的全知全能的感覺也無法保護他免於相反的（但不是不相關的）謙卑和無力感。在那些角色還更多是被強迫的悔罪者而不是權力無邊的法官的人們中間，這種感覺尤其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