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諸多思潮百家爭鳴，夏商周、秦楚漢、唐宋元明清，歷朝歷代的更替中，留存了豐富的文學經典，是我國獨一無二的歷史瑰寶。

為了將古典文學更好地被傳承，整理出版和校對工作就尤其重要，對於一些文言作品，還需要增加相應的白話文註解，這些都是巨大的工作量。

因此諸多出版社都會將同類型的作品整理成冊，再統一出版，如今我們耳熟能詳的“四大名著”正是由此而來。

四大名著

說起四大名著，現代人應該是無一不曉：《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以及《西遊記》。

雖然閱讀原著的人可能不多，但從小觀看由這四部著作翻拍而成的影片的人，估計佔了全中國人口的半數之多。

自義務教育普及以來，我國就十分重視對傳統文化的傳承，除了典型的四大名著，四書五經、孔孟之道等經典文學，都成為了培養新一代青少年的課外閱讀必備書單。

而“四大名著”，也是我們對這四本經典小說約定俗成的說法。

“四大名著”說法的來源，可以追溯到明朝時期。

當時一位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名曰王世貞，他將《水滸傳》、《西廂記》、《史記》以及《莊子》並稱為“四大奇書”，而我們如今所知曉的“四大名著”，正是“四大奇書”的當代叫法。

隨著優秀文學作品不斷出現，“四大奇書”的陣營也隨之更新換代。

到了明末清初，兩位文學家馮夢龍和李漁，就《西廂記》的戲曲劇本能否位列“四大奇書”而展開了爭論，最終以馮夢龍的觀點佔了主流。

在二人的一番論戰後，到了清朝時期“四大奇書”就已經基本成型，包括《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以及《金瓶梅》。

《金瓶梅》在現代劇中，通常以情色小說的面目出現，但這只是對其片面的解讀。

《金瓶梅》當初能成為“四大奇書”，是因為其中對人性的解剖，對社會環境的揭露，以及對人物情節刻畫的豐富，都是獨一無二的。

到了清朝順治年間，為了禁止淫辭汙句對民風的影響，朝廷開始在各地銷燬此類書籍，《金瓶梅》也因此被列為了禁書之首。

到了清朝乾隆年間，《紅樓夢》被刻印出版。

有人認為《紅樓夢》與《金瓶梅》是異曲同工之作，只是前者在“閨房之事”上收斂了描述，但這依舊不妨礙它成為一本出色的人物小說著作。

自此，我們如今看到的“四大名著”雛形漸成。

新中國成立後，《紅旗》雜誌在相關部門的指導下，開展我國古典文學著作的整理和歸納，整理出了六冊經典小說著作，其中就包括“四大名著”以及《聊齋志異》、《儒林外史》。

是的，“四大名著”並不僅是我們如今看到的四冊書，當年在編撰成冊時，是按照六冊的內容來安排的，可最後這兩本，卻都因為各自的原因被淘汰出局。

雖然並未成為“四大名著”，但這兩本書，在當今時代仍然有非常寶貴的文學價值，從不同角度展示了中華文化的歷史。

《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簡稱《聊齋》，作者蒲松齡，清朝時期小說家。

這本文言短篇小說集，自乾隆三十年問世以來，“流播海內，幾千家有其書”，是古代鬼怪文言小說發展的巔峰之作。

“鬼狐有性格，笑罵成文章”，近代文學集大成者老舍對《聊齋》的點評頗高，魯迅、郭沫若等經典作家都是它的忠實粉絲。

除了原著外，後世為《聊齋》所著的註釋本、點評本，都風靡暢銷，19世紀後更是被翻譯成六十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國都享有極高聲譽，

任何一件文學作品，都是創作者個人價值觀的反應，而《聊齋志異》的誕生，更是和作者蒲松齡的人生履歷息息相關。

出生於書香門第的他，自幼便對鬼怪趣談感興趣。

在多年的科舉考試中，屢戰屢敗，最終只能放棄仕途，成為了一名教書先生。

官場不順，蒲松齡便將滿腹才華傾注在文學創作上。

22歲時，他開始撰寫鬼狐故事，為了蒐集素材，他在官道旁擺起了茶水攤，前來歇腳的路人只需用一個故事，便能換取一杯茶水。

到40歲時，蒲松齡終於將這些經過粉飾潤色的奇聞逸事集結成冊，著成了《聊齋志異》。

因為文體是古言，所以經典原文的閱讀對於普通民眾來說相對難度較高，這也造成了人們對它的片面理解。

鬼怪之事向來被當為“難登大雅之堂”的茶餘飯後，但《聊齋志異》這本將近五百篇的小說合集，內容卻涵蓋了歌頌愛情、抨擊科舉以及反對霸權統治的諸多作品。

《聊齋志異》在當代傳播最火的內容，莫過於影視翻拍的《聶小倩》，也就是《倩女幽魂》。

這個講述美貌女鬼聶小倩與江南書生寧採臣的愛情故事，前後翻拍了數十個版本，尤其以港版為經典。

但若只有愛情，卻不能體現《聊齋志異》的豐富多彩。

《聶小倩》不僅包含了蒲松齡對純潔愛情的歌頌，她作為弱者面對妖怪夜叉的要挾，毅然選擇救助一身正氣的寧採臣，以及二人攜手最終打敗前來複仇的金華妖怪，都體現了蒲松齡不畏強權，相信事在人為、邪不勝正的信仰理念。

《聊齋志異》不同於傳統的鬼怪小說，對靈異之事平鋪直述，毫無新意。

蒲松齡擅長描繪細節，情節生動而又跌宕起伏，例如《西湖主》篇，講述了一個男子失足跌落洞庭湖，浮水登崖闖入湖內神君的離奇境遇。

男子私闖禁區，還窺探了公主的私房，行將被捉之境卻絕地逢生，化險為夷還娶了公主為妻，做了神君的乘龍快婿。

此篇情節繪聲繪色，極盡敘述之能事。

又有《王子安》篇描繪一位屢敗屢戰的秀才夢見金榜題名，“眾人相繼來報，不禁得意忘形”，“夢中驚起不知身之所在，喚妻兒備賞錢吃喝，卻惹人嘲笑不止。”

諸如此類為科舉瘋魔化的文人墨客，不勝列舉。

除了此類帶有故事情節的作品，《聊齋志異》中還有單純記述人物生平，如《金和尚》篇便僅僅寫了這位僧侶居住場所的構造，以及出行、死後殯葬的場景狀況，如《綠衣女》僅描述了一位精靈少女在書生書齋中的發生的歡愉，比起故事性，更似一篇散文。

《聊齋志異》之後，再沒有比它更豐富、生動、以及具有靈性的鬼怪作品，但也因為它對奇聞逸事的描繪過於俱聲俱色，此類被歸為“封建迷信”的題材，不適合形成大規模的傳播，由此被排在了“四大名著”之外。

在遼寧省圖書館，收藏著蒲松齡後人捐贈的《聊齋志異》手稿孤本，在原稿中清晰留存著作者的構思過程和修改印記，是研究《聊齋志異》的一手材料，它也被選入了《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儘管被“四大名著”淘汰，但《聊齋志異》仍在古代經典著作中佔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而同樣被列為“六大名著”又不幸出局的《儒林外史》，在文學造詣上和《聊齋志異》相比，有過之無不及。

這本比《聊齋志異》僅僅“年輕三十歲”的諷刺小說，針砭時弊，在國際漢學界享有極高聲譽。

《儒林外史》

比起《儒林外史》的書名，“范進中舉”可能更為普羅大眾所知曉。

這個將當時世態炎涼、好官名利祿的社會風氣一展無遺的諷刺故事，正是出自《儒林外史》，而它更是被選入了人教版九年級語文教科書之中。

《儒林外史》是清朝乾隆十四年間文人吳敬梓所著。

吳敬梓的曾祖父、祖父，都是“科考高第仕官大臣”，兩代人中誕生了六名進士，也就是通過了最後殿試，可以封官進爵的一批人。

其中還有榜眼、探花各一名，也就是前二、三名，和狀元合稱為“三鼎甲”。

吳敬梓也曾考取了秀才，但因父親逝世守陵而作罷，隨後二次參加科舉之時，被眾人戲稱為“文章大好人大怪”，感到倍受侮辱後氣憤離開了故土。

由於不擅生計，家業揮霍一空，最後吳敬梓只能靠販賣文章和朋友接濟為生，晚年更是窮困落魄至極。

這樣的人生經歷，也是吳敬梓撰寫《儒林外史》的直接根源。

當時的清朝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繁華的社會表象無法掩蓋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大興文字獄、考八股、重科舉，士子大夫醉心功名利祿，“人性”在權欲的控制下，展現出了極端的虛偽和黑暗。

《儒林外史》並不是傳統意義的長篇小說，它更像是由數個短篇小說彙集而成。

文章中沒有固定穿插到尾的主角，以開篇的農家子弟王冕為引，帶出了隨後的上百個人物，從元末明初，一直寫到大約二百四十年後的明朝萬曆四十四年。

全書一共五十六回，三十五萬字，因此它並不是完整的擺出所有人物生平，而是透過捕捉瞬間的行為，透過這一瞬間的可笑或可悲，巧妙的凸顯人物的個性特徵。

貫穿全文的唯一線索，便是以明代封建專制為背景的科舉制度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墮落。

吳敬梓筆下的人，往往也不是定型的，而是發展的、變化的。

第一位登場的人物王冕，是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為原型。

元朝末年，王冕出生在浙江諸暨一個農戶人家，自學成才後不願與鄉紳汙吏同流，遂出走山東靠賣畫為生。

不久後黃河氾濫，百姓流離，天下大亂。

吳王聞王冕才氣，遂訪問請教平天下之道，數年後，吳王建國大明。

隨後禮部建制，擬定用“四書五經八股文”來考核官吏，王冕預感“一代文人有難”，遂辭官隱退，在會稽山中避世餘生。

雖然王冕在全文中並未二次出現，但作為開篇人物，他已經奠定了此書的正題：用正統中國士人的精神，表達對科舉制的反抗，以及反思腐朽官場對社會的危害。

文章隨後第二位登場的人物周進，便是當時買官賣官的生動體現。

這個年近花甲的教書先生，極度熱衷科考，卻年年落敗，連個秀才都未能考上。

最後一次在省城開科取士的考試院觸景生情，嚎啕大哭，被路過的熱心商販捐了個監生，隨後竟中了舉人進士，到廣東為官。

監生是明清時期為參加舉人考試落榜者專門開設的書院，相當於封建王朝的最高等學校，監生要麼是舉人落榜，要麼是考上了秀才，或者憑父輩做官而進入國子監。

若是三者都達不到，便只能靠捐獻銀錢成為監生，但一般這種非正途者，也不被人所看中。

但真正能透過“四書五經八股文”的滿腹經綸考取功名的人，何其之少，因此靠關係、靠金錢來謀求仕途，反而成為了約定俗成的便利之道。

依靠旁門左道來實現階級的跨越，自然將整個社會的風氣徹底歪斜，匡超人的故事，便是典型的例子。

這個淳樸的農村少年，憨厚乖巧，對父親一片孝心。

流落他鄉後遇到人生伯樂馬二先生，考取了秀才，又結識了一幫“文人名士”，隨後以科舉中榜為“矢”，謀財富功名之“的”，撒謊成精，出賣朋友，淪為了權力慾望的籠中之獸。

《儒林外史》用形色各異的平凡人物，對映抨擊封建制度，奠定了中國古典諷刺小說的基石。

魯迅誇讚其為：“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是後少有諷世之書如此”。

茅盾也說：“《儒林外史》是我僅僅能想到的提高藝術修養的舊小說的唯一推薦。”

然而正是由於它對腐朽制度的精巧諷刺，放在和平社會容易帶來極端和激進主義，讓《儒林外史》在”四大名著“的備選名單中首先出局。

如今全面分析這一冊書，其中的諷刺藝術和美學風格，以及人物塑造的手法，都具有極高的藝術造詣。

它開創了用小說對映現實生活的範例，是諷刺小說的巔峰代表之作，掀起了批判文學的潮流，直接帶動了一大批譴責小說的出現，甚至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學，都被諷刺文學所深深影響。

如今《儒林外史》已經翻譯成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多種語言，飽受國際社會讚譽，被稱為世界文學傑作之一，直接與巴爾扎克、狄更斯等文學大家的作品相提並論。

2020年，《儒林外史》被正式列入《教育部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

結語

《聊齋志異》與《儒林外史》，雖然沒有列入“四大名著”，但這未嘗不是兩件作品獨特性的特殊展示。

不論是鬼怪迷信，還是諷刺官場，二者都反應了作者對社會制度的批判，反應了封建集權統治下，科舉制度淪為買官賣官的手段，權力慾望成為封官進爵的目的。

比起“四大名著”對正史、對主流意識的關注和描寫，這兩本書從奇特的角度，展現了我國古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四大名著”有提綱挈領的正面價值，《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有旁指曲諭的側面引導，六冊書都是我國古典文學的集大成者，都是中華文化燦爛瑰寶的重要內容，是值得傳承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