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一生，濃縮在一天中。只有一天，短短的一天，就是她的一生。”這是影片《The hours》（《時時刻刻》）中作家伍爾芙對其小說《達洛維夫人》的宏觀設想，這一

意識流式

的手法也同樣運用在了影片中，《時時刻刻》這部影片即以伍爾芙和其小說《達洛維夫人》為線索，

用一天的時間串聯起了三個不同時代女性的處境和命運

，訴說了女性雖身陷困境卻依然渴求自我與獨立的矛盾處境。

艾德琳·弗吉尼亞·伍爾芙（1882-1941），是英國意識流文學的代表人物，被譽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她的一系列作品中均蘊含著女性主義的思想，她一生藉助文學創作來思考女性問題和女性面臨的困境，透過書寫男權制社會對女性的壓制和束縛，

來呼喚女性衝破這種羈絆爭取物質與精神的獨立與解放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她一生都在精神崩潰的邊緣徘徊，飽受其困擾，在1941年預感到即將爆發的精神崩潰前，她終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沉於羅德麥爾的歐賽河。

影片中的伍爾芙同樣面臨著生活的束縛，因為精神疾病，伍爾芙的丈夫倫納德將她帶來郊區養病，安靜怡人的村莊似乎是每個作家的嚮往之地，可是伍爾芙卻渴望逃離這裡回到繁華的倫敦。那是因為她在這個地方受到了太多的約束，不僅來自於醫生，還來自於傭人以及自己的丈夫，他們所謂“為自己好”的行為成為了伍爾芙不得不面對的責任，在精神以外束縛著自己的身體，扼住了她的咽喉，讓她近乎窒息。她說

“就算是最虛弱的病患也應該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力，她用這種方式顯示人性”

，此時此刻此地屬於她自己的自由的人性被擠壓得所剩無幾，她不得不選擇用死亡來逃離，去擁抱死亡而自覺成為女性自我獨立之路上的殉道者，如同影片中的她所說：“The poet will die， the visionary”，她

用筆勾勒出了未來的女性

，這個代價就是作為先知的她要透過死亡才能得以解脫，這個時代不再有屬於她的自由。

影片中第二個女人是勞拉，她生活在1951年的美國洛杉磯。這時的美國正值戰後復興時期，大量復員軍人擠佔了婦女原本的工作崗位，女性被要求迴歸家庭。影片中的勞拉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被迫迴歸家庭的一員。

她一直拼命說服著自己，說服自己包括自己在內的這一切是從戰場上歸來的男人的應得之物。

如今的她只能借用蛋糕來表達自己的愛，當她的兒子問她“不做蛋糕爸爸就不知道我們愛他嗎？”她回答了“是啊”，這說明了

這份喪失精神基礎的愛早已只剩一副軀殼

，一時的越矩（與基蒂的親吻）就像洩洪的閘門，讓情緒奔騰而一發不可收拾。她有著常人看來幸福的家庭，丈夫體貼，兒子可愛，但是這種家庭的依賴在這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之下化身為緊實的繩索綁縛著勞拉，感情上的依賴和因迴歸家庭導致的生活價值的喪失讓勞拉找不到情感依託。這種身心上的綁縛讓她對家人的愛變得麻木，本應濃烈的家族情感開始流於形式，慢慢物質化。

由這兩位女性的人生可見，她們遇到的丈夫多是寬容而善良的，是在既定的社會環境下深愛著女性的男性，但是我們卻能深刻感受到

女性內心的孤獨和苦澀

，而這種苦澀是那一時代男性所完全不能理解的。而且更糟糕的是，可能連同作為女性的觀眾們也無法理解。彼時異性婚姻的家庭制度已經深入人類社會之骨髓，成為了偽飾在自然人格之下的父權文化中的溫柔一刀，看似波瀾不驚，實際上已血流成河。相比較於伍爾芙，勞拉多次試圖走出家庭，並且她的出走不是一時意氣，而是在安排好一切後的謹慎選擇。這說明即使內心千瘡百孔，她也能夠儲存著應有的理智，完成自己應盡的責任與義務——生產完理查德的妹妹，

所以勞拉最後的自我救贖不是透過死亡和毀滅，而是選擇了生存和活著

。

影片中的最後一個女人克萊麗莎終於完成了傳統家庭價值的突破。她生活在2000年的美國紐約，這時的美國社會已經不同於半個世紀前，女性的社會地位已經幾乎和男性等同，女性走向社會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克萊麗莎有著一個不知其父的女兒，象徵著她獨自完成了母親這一社會身份的自我指認。這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制度，

標誌著女性獨立的自我意識和其獨立的社會身份開始走向統一。

但是這樣一個獨立的女性也難免陷入情緒漩渦之中。

她昔日的異性戀人理查德身患艾滋病，照顧他似乎成為了克萊麗莎每日慣例，而理查德一直想要結束這種近於道德綁架式的苟延殘喘。影片這裡的克萊麗莎似乎與伍爾芙的命運發生了置換，被照顧的人被切換成了男性，而女性替換男性成為了異性關係中的主導者。不同於之前時代的兩個女性，克萊麗莎在漩渦中找到了自我，沒有對既有的生活進行破壞，有的只是對過去情感的釋懷以及對現有情感的重新擁抱，這才是

新時代下獨立女性自我救贖的正解

。

《時時刻刻》中，關於女性的表達形式不再如同以往那樣是對於父權的激烈反抗或者男性化的自我解放，而是

透過女性個體應有的獨立性去審視女性自我認同過程中流露出的焦慮和迷茫

。這種變化是後女性主義時代的個體尋求自立後，卻難以尋求認同的情緒的折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的壓抑漸漸不再來自男性的威脅，而更多的來自自我的困惑以及社會價值喪失後瀰漫的孤獨感。影片中有存在多處對同性情結的渲染，比如在伍爾芙的姐姐即將離開的時刻、勞拉得知女鄰居生病的時刻、以及克萊麗莎的生活細節中都可見到，這些恰恰證明了

女性主義者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無助與憂傷

，她們在拒絕作為傳統的附屬品同時，只能在同性情結中找尋慰藉，尋求認同。

作為一部優秀的經典影片，作品在傳達這一深刻主題時，還有很多的技法值得我們格外地關注和細細地品味。比較明顯之處在於作品存在

多個串聯時空的對照性表達

，它們形成了一種

隱喻

，旨在透過同一事件在不同時空女性生活中產生的相同或不同的意義，寫出

不同時代女性生存境遇的變遷

。比如影片中存在的“花”這一意象，“達洛維夫人說，她自己去買花”，這是弗吉尼亞的小說《達洛維夫人》中的第一句話，也是影片的第一句話。伍爾芙借“自己去買花”這一動作來表達達洛維夫人作為女性的獨立，因為“自己”這一行為主題詞標誌了女性行動的主動性。

作家伍爾芙在她的思想世界中是自由的，是嚮往並且能夠自己去買花的，而在現實世界中家裡的花瓶卻在傭人的掌控之下，伍爾芙成為了被社會影響、管制著地喪失了獨立性的人。而在勞拉的時代下花是丈夫買來的，標誌著她的獨立是受到以丈夫為代表的父權制社會道德干涉的。21世紀的克萊麗莎終於完成了這一動作，用買花這一決定開啟了一天的生活，這也正說明了只有克萊麗莎的獨立尚未受到干涉，女性獨立意識的社會性實現在這一階段才算是真正完成。這樣影片中不同時空的這三位女性隔著時空彼此映照，隱喻了女性

從精神性獨立到社會性獨立

的漫漫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