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某凡涉嫌強姦被捕，到阿里員工曝光上司的“強制猥褻”，自2018年後，針對“性侵犯罪”的指控最近在中文社交網路再一次集中爆發。昨天，鄒思聰與何謙及其代理律師團隊，迴應了鄧飛訴鄒思聰何謙案二審判決。

受害者將自身暴露於公眾、讓指控從網路到法庭的路徑恰是無奈之舉。作為日本第一位公開指控性侵的女性，伊藤詩織在根據自身經歷寫就的非虛構作品《黑箱：日本之恥》中，將“性侵犯罪”的發生場所比喻為“黑箱”——隱秘、晦暗、不可見。根據《生命時報》的資料，在中國大陸，性侵案的報案率僅為 7。3%。在取證困難的情況下，受害者難以透過傳統的法律途徑維護自身權益，於是只好在網路發聲，實名指控侵犯者。

大規模指控自 2017 年 10 月好萊塢爆發的“韋恩斯坦案”開始，#Me too 運動在全球掀起風潮。而在中國，關於性侵、性騷擾的指控先是於 2018 年在媒體、學界、公益圈陸續曝光，之後又間歇性出現在公共輿論中，波及範圍從名人擴散到了更廣泛的個體。

曝光讓性侵和性騷擾的能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也鼓勵更多受害者站出來講述自身的經歷。與此同時，也有人擔心指控會繞過程序正義，造成輿論審判和冤假錯案。自“羅冠軍事件”後，在一些性侵指控的留言下，出現了越來越多“求反轉”、“讓子彈飛一會兒”的聲音。

從 2018 年到現在，輿論對待性侵和性騷擾發生了哪些變化？為什麼“反轉”會頻繁地發生在性侵指控中？對完美受害者的期待怎麼還不消停？我們又該如何介入、關注類似的事件？

面對這些繁雜的問題，編輯部的幾位同學嚴肅地想了想。

本期聊天成員

■ 絨子 | 在學習換一種提問方式

■ 拉比 | 性別研究練習生

■ 陽少 | 長期關注性別議題一男的

■ 陳陳 | 今天也在為性別議題煩惱

■ 璐璐 | 想為”美杜莎“正名

01 近些年輿論對待性侵和性騷擾，發生了哪些變化？

拉比：

從 2018 年到現在，性侵和性騷擾的能見度高了很多，越來越多平凡的聲音能被聽到，確實有鼓舞到不少關注性別議題的人群。

與此同時，參與聲援這類事件的門檻也在降低，關注、轉發、評論，似乎在當下都成為了有效的聲援手段。我們總是能看到性侵和性騷擾案在快速、甚至過度地於網路發酵。

一些人開始意識到，快並不意味著好。不知從何而起，圍繞“性侵案/性騷擾案”的輿論變成了一種論戰，成為了指控方與被指控方雙方陣營的對立。想要獲得輿論的優勢也並不是只要自證清白就可以。

“虛焦”可以很好地形容當下的輿論趨勢。公眾的關注點開始不止於“性侵案/性騷擾案”中的事實，不再只滿足於被指控者的自證清白，而是變得更加邊緣化。其中，我們能看到對於指控者人品的攻訐，對於涉事方職業的評判，甚至出現了八卦、桃色等可能造成“二次傷害”的內容傳播。

更為奇妙的則是這些邊緣的細節，總在左右輿論的動向。頻繁地“反轉”讓理性的聲音沉默了，極端的言論反而擴大，陷入了所謂的“沉默的螺旋”。而沉默也在間接傷害支援性別平等、支援女性的人群。

絨子：

在最近的性侵和性騷擾指控中，最能引發大家關注的事件基本都具備一個特徵，即參與者的身份或背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熱度。

一方面，這能帶來對“性騷擾/性侵”案件的能見度，讓大家意識到發聲與行動的重要性，人們也學會在網際網路中尋找女性聲音、女性視角和女性關切。在過去的幾十年的時間裡，隨著女性主義文化步入主流的語境，我們開始重新看待兩性之間不平等的關係，以及性自由、性同意和受害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女性主義的發展也在深刻地影響著法律。

但在另一方面，社交網路的輿論還容易成為性別議題的絞肉機，尤其就普通受害者的發聲而言。這些事件和性別議題源源不斷地湧入進這個絞肉機中粉碎，難以激起水花，越討論、越麻木，好像只有奇情和反轉才能夠激起網友的神經。例如，在去年被大眾熱議的“清華學姐”事件中，彷彿只有施害人和受害者的身份調轉才能引起關注。而輿論發展的方向就難以維繫理性與客觀，發聲和支援則淪落為觀戰和看戲。

也許我們需要真正聆聽的受害者經驗的講述。不斷出現的性侵和性騷擾的受害者發聲，也在告知大家這種發聲的不易與勇氣。因為誰都無法真正地共情受害者的遭遇，重複的講述也會刻下更深的傷痕，也不知道TA們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恢復。唯親歷者知痛楚。

《日本之恥》

02 頻繁的“反轉”，與完美受害者期待

我們總是在性侵和性騷擾的指控中，見證各種所謂的“反轉”，也總有苛求完美受害者的聲音出現。為什麼輿論總在期待“完美的受害者”呢？又該怎麼看待性別新聞事件中常見的“反轉”呢？

絨子：

在最近關於阿里女員工事件的討論中，微博出現熱度最高的詞條包括#阿里女員工被侵害#、#阿里巴巴迴應女員工被侵害#、#阿里女員工涉事酒店#等，這種強調受害者的身份，卻隱去施害者施暴事實的討論正是一種強姦文化的體現。它把人們的聚焦點轉移到女性受害者身上，在碎片化的資訊海洋中，人們容易被誤導、反將事件理解為是阿里女員工醉酒誤事，而非阿里男員工灌醉女員工、實施性侵、事後迴避處理這一系列的施害動作。

這種強姦文化正是人們對“受害者有罪論”顯性體現，人們首先去責問的是這個女性在整個事件中的舉動，例如女員工因為無法拒絕酒局而被強姦，而不是這個男性為什麼要去施害。這背後凸顯的是以男性為主體的厭女文化，女性在事件中不斷被貼上各種“不檢點”的標籤，輿論則容易演變為不斷鞏固對女性貞潔的性別壓迫、淡化了性侵的本質。

“完美受害者”理論要求受害者必須是完美無瑕、不存在任何過錯和過失的，否則侵害行為就存在合理性。我們能夠發現，人們更傾向於去問受害者“為什麼不拒絕、不離開？”，而鮮少去向施害者發問——“他為什麼不停止施暴、為什麼不改正？”這正是一種譴責受害者、要求受害者必須完美的行為。提這種問題本身也是在不斷責備受害者。

陽少：

我覺得，“反轉”的高頻發在於針對性侵和性騷擾的舉報，是以“運動”的形式展開，輿論審判先於司法程式介入。而“運動”之所以會產生，則是因為既有程式在對性侵和性騷擾的判定中存在著漏洞（比如判定強姦標準的單一、取證過程中帶來的二次傷害與對受害者的過分消耗等等）。此外，社會成見的積重難返，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都容易讓受害者沉默，讓性侵、性騷擾石沉大海。

“運動”中既有沉默已久的受害者，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裹挾其中的蓄意誣告者。到底是透過輿論倒逼司法正義的實現，還是挾持輿論而謀私利，二者之間存在著大片由自證撐起的模糊地帶，“反轉”也就有了滋生的空間。

但“運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推動真正的改變，而不是“運動”的常態化。它的正義性又高度依賴大眾輿論，蓄意誣告帶來的“冤假錯案”肯定會傷害運動和真正的受害者，但這並不是讓下一位準備站出來發聲的受害者閉嘴的理由。運動和體制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是後者的例外狀態，就像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等冤案的發生，並不會讓我們失去對司法體制的信任。所以歸根結底並不是“信任”與否，而是要看它所推動的議程，從觀念到制度，是否發生了轉變。

乾坐著期待“反轉”並不會讓情況變得更好，需要意識到社會輿論對於性侵和性騷擾中的受害者，是否有了應有的尊重與包容。從這一點上看，能見度的提高，對此是有一定推動的，但對完美受害者的期待依然廣泛存在。

陳陳：

在解釋人們為什麼會期待完美受害者中，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理論叫「公平世界謬誤」：那些譴責受害者的人，假設世界是完全公平的，災難從不無故降臨到人頭上，只要行為得當就絕不會遭受不幸，因此受到傷害一定是因為受害者本身有錯，而這套思維方式的背後其實是自身脆弱與無助的迴避與防衛。人們期望從受害者的經歷裡總結出類似“只要不走夜路就會安全”這種經驗來降低受害風險，用以自我安慰。

但完美受害者的背後則是無處不在的厭女機制。由於東亞社會對於“性”的壓抑與性羞恥造成的犯罪透明度低，性教育匱乏而造成的法律意識匱乏，人們對於公民擁有的不被侵犯的“私人邊界”不重視，也不清晰。性騷擾長期以“潛規則“的方式在各領域明目張膽地存在著，性也暗示著“交易”與“交換”。

除此之外，男性在社會結構上往往處於更有權勢的一方，也是社會預設的主體。而女性，常常被當作是“性資源”，於是社會不停生產著“情婦”、“包養”等桃色新聞與狩獵文化。男性享有不需要解釋動機的特權，而女性則是被討論的他者、被凝視的物件，也就意味著需要解釋自身行為的動機，對於受害者的吹毛求疵也就在所難免。

璐璐：

期待一個完美受害者最大的問題在於將施暴者徹底地“隱身”了。當焦點轉移到性侵受害者身上，人們開始關注受害者表述是否有邏輯、是否有人代筆、受侵犯時的穿著打扮如何、是否“愛上了”施害者，甚至人品、性格、過往的言論等方方面面時，在吃瓜的氛圍裡，就沒有人再關心社會預防性侵的機制是否完善，“性同意”的定義是否足夠先進，罪犯是否能得到法律上的合理懲罰，法律是否存在漏洞……而這些都是一個良性的公民社會里，對待性侵案件需要充分討論的問題。

對受害者無孔不入的圍獵將使得女性永久地成為被凝視的客體和他者，而男性作為“性的主體”的地位被永恆地穩固。在這個過程中，受害者遭受著前所未有的“蕩婦羞辱”和言語暴力，但施暴者卻不必在臺前被審視、被質疑，不需要解釋自己的動機。

然而，完美受害者是一個永遠不可能達到的悖論。因為在如此要求的人眼裡，所謂的“完美”是好好保護自己、穿著保守、邏輯嚴密、無懈可擊，還要長得足夠“普通”。他們把“施暴”的原因歸結為所謂的“不完美”，甚至美都會成為“吸引”和“誘惑”的罪名，但卻忽略了施暴的唯一原因在於施暴者本身。“受害者有罪論”是整個社會的合謀，它對女性的再次規訓和苛求，讓受害者因為害怕各種羞辱和“挖墳”而不敢再站出來，更可能讓受害者陷入自我譴責的困境中。

《嘉年華》

03 面對頻發的性侵和性騷擾指控，我們能做些什麼？

“等反轉”是一箇中立的心態嗎？怎樣合理地面對、聲援、參與這些頻發的新聞事件呢？如何抵禦集體性的新聞抑鬱與憤怒呢？

陽少：

“等反轉”、“讓子彈飛一會兒”的說法並不能有效參與公共討論，只會帶來冷漠與共情的缺失，這和不假思索的憤怒同樣危險。

很多人在性別議題（尤其是性侵和性騷擾）上的所謂“中立”，只是思維上的懶惰，缺乏主觀能動性的表現。他並沒有意識到性別土壤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具體情境的複雜，彷彿只要一切交給“青天大老爺”就好。

問題在於正義不會憑空產生，真相的獲得也很難一蹴而就，對這類事件保持關注是公民在現代社會（如果這個詞還有意義的話）的基本素養，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對公權力的監督。

而處於資訊過載的“後真相時代”，對關注的要求也增高了許多，即如何在錯綜複雜的資訊裡，維持冷漠與衝動間的平衡？媒介素養是一個當代網民亟需去習得的技能，而不是簡單靠腦補與立場先行，這裡面涉及了對信源的甄別、優質資訊的獲取渠道、媒體食譜的建立等等。

具體到性侵和性騷擾指控，作為關注者，除了不能要求完美受害者、給予其充分的表達空間以外，還有一點就是拒絕腦補。事件中的雙方無論如何都是具體的、活生生的人，事件映射了社會中長久存在的問題，不意味著作為個體的他們應該揹負某場決鬥裡勝負攸關的重任。讓人遺憾的是，很多指控和反指控，到後面已經被輿論裹挾為“你死我活”的較量了。

璐璐：

“等反轉”本身就預設了反轉必然會發生，無形之中養成了一種冷漠的“看客心態”。對受害者來說，這就是一種不信任，它也會傷害讓受害者可以安心發聲的良性環境。

我覺得我們應該追求理性、平和，但是應該停止戲謔式的“等反轉”和“讓子彈飛”，拒絕使用這些語言。我們依然可以持續關注事情的進展，關注事實細節，傾聽多方媒體報道，不論是否可能有一個“反轉”。

我們還可以多一些延伸的探討，比如，在職場性騷擾案件發生時，可以反思當前的企業文化環境是否助長了事件的發生，又該如何建立反性騷擾機制？這些討論不止關乎一個案件，也不止幫助一個受害人。不論「後真相時代」是否到來，關注和思考這些問題都能惠及所有人。我們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沒有能力判定一個事實的真假，但卻可以想辦法幫助下一個可能受到傷害的人。

絨子：

首先，在面對“性侵/性騷擾”事件時，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停止發聲支援受害者。可見，在對這些事件的討論中，有一種輿論的方向是“一切交給法律來處理”、“說什麼都沒有用，還是要改變法律才行”。這種輿論的問題在於人們將自己的個體權力交付出去給了公權力，如果支持者的聲音沒有被聽見，少數派的意見則會陷入“沉默的螺旋”。

其次，面對這些事件，我們需要更換一種提問的方式，與其責問受害者的遭遇，不如去問施害者——他為什麼要強姦、為什麼不停止、為什麼不改正？一方面，我們需要減少受害者在公共視野不斷被暴露的機會，保護受害者，防止遭受二次傷害；另一方面，對於施暴者個人認知和行為的矯正也是需要的，對於施暴者來說，結構性的原因導致他並不認為自己在施害，即不會主動承認，還會為自己的行為尋找理由。

拉比：

作為一個普通網友，在面對有人發出性侵和性騷擾的指控時，其實很難能做到立刻去求證，甚至去推動輿論。

但當我們不能看見事實時，仍然能做的一件事就是保留心中的“善”。這種“善”是一種同理心、對待他人的善意。不要去攻擊指控者的長相穿著，評論她的生活作風，更不要去傳播當事者的照片及影片。儘可能地為她創造多一點包容的輿論空間，讓更多還在黑暗中、沒有選擇站出來的朋友們，能因此擁有一些力量與勇氣。

其次，作為一名女性，我們仍要時刻警惕自己的女性厭女傾向。不要總是在苛求完美受害者，糾結於前後變化的說法，更不要以女性的身份去說教，去標榜。我想同理心在此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也許把我們代入到任何一個性侵、性騷擾案件的受害者身份時，面對巨大的輿論、心理壓力，我們並不能做到比她們更好，所以，儘可能地給她們一點來自女性的支援與力量吧。

編輯 | 陽少

排版 | 酒喝了一點點

設計 | Sam